志愿军九兵团在长津湖的重大牺牲，是志愿军战史中，一段永远无法忘却的惨烈记忆。
在赞扬歌颂英雄的九兵团将士牺牲精神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研究和反思，毕竟这段战事过去也就70多年，很多东西对当下战争、军事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反思什么呢？九兵团的指挥层的人选问题。
指挥胃口过大，二十六军作为预备队距离前过远导致放跑美军陆一师，冻伤亡过多等等，这都是表现出来的问题。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组织指挥层面出现严重问题了。
一、华野军事作风真相
第二次战役东线战事，从本质上说不是一场大胜，而是一场击溃、迫退式的胜利，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牺牲太大。
与1947年华野成军以来历次战役战斗相比，非常罕见。分析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粟裕作用之缺失。简而言之，华野战役水平，几乎靠粟大将一人，单枪匹马推进到顶流水平。为何如此说呢？各家野战军论规模而言，唯东北与华东可称两股较大力量，中野后期实力削弱，西野自始至终都比较少，华北结构甚是古怪。
相较东北我军，华东作战历次大胜，都是靠集中绝大部分主力作战，作战指挥上主要依靠粟裕。虽然也有解放洛阳和胶东保卫战这种外片区域性胜利，但比之于莱芜、孟良崮、宿北、豫东这些大胜，意义不可相提并论。上朝鲜作战，骤然间缺了极为高明的顶级指挥员，九兵团战役筹划未免有些忙乱。
第二，倚重临场变换。陈毅评豫东曰愈打愈奇，非指战役初之筹划，而指战役过中一再变换作战目标，从野战机动中寻机围歼邱清泉第五军，一变再变，卒以连克二城、歼一兵团部、重创黄百韬兵团结束战斗。此战集中代表了粟裕式打法的优长，不拘泥于具体目标、具体方向，以高度灵活、准确、狠辣的调度，不断改变局部兵力对比，造成我大于敌之优势，达成歼灭有生力量之终极目标。长津湖战事，明显缺少这种感觉，作战甚有章法不假，对陌生环境、极端天候和陌生敌人，缺乏有效变化调整。这与宋时轮上将擅打阻击的指挥作风很是匹配。
第三，重战役调度而不甚重视战术养成。持此论者甚多，笔者以前也梳理过这方面数据，华野作战伤亡数较大，对敌比例较大，反映了战术端的粗糙。可以理解为，以粟裕神机天纵之指挥艺术，弥补战术端的简单粗糙。
不能把特点归因于本能或主观意愿。
什么样的条件打什么样的仗，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什么样的部队。即使当世超一流军事高人如林刘粟徐者，也受限于具体环境。上述四位带出来的部队，作风彼此互不相同。
试举一例。
例如过于倚重顶层指挥员的问题。为什么规模彼此相同的华野和东野，区域性指挥中心发挥的作用彼此不同呢？东北我军，除了东总，其下尚有萧劲光和程子华两个前线指挥所，发挥作用非常好，抛却地域观念，林总可倚其为心膂，使其发挥一方砥柱的作用。
华野也有分区作战的历史，陈唐、韦吉、许谭兵团各据一方，但无论哪一个，都无法与萧程相提并论。盖因其历史条件不一样，华东没有东北长时间分为北、西、南满的历史条件，不是陈毅粟裕想不想把指挥权分到各片自主发挥，而是统一指挥比分散指挥更有利于作战胜利。
九兵团入朝，失掉了原有优势，又被环境放大了原有短板，受挫理固其宜。
二、几位该来而没来的将领
这部分是军事爱好者最喜欢讨论的问题：换谁谁来可能就没那么惨了。
这种讨论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其背后实际上是，大家对做人做事内在规模的一种质朴的、本原的、未经理性计算的大致推论。
即张三做的太粗糙了，换上比较精细的李四会做好。
所以说，不必对大众浅表的讨论嗤之以鼻，换作专家，也有必要深入考量一下。因为我们读历史研军事，最好能贯通到当下做事，求得一些借鉴。
谁该来，唯一的标准是谁能更好适应环境解决问题。
对比十三兵团，结合九兵团遇到麻烦，笔者以为，这几位将领可以考虑一下。
第一位，华野参谋长张震。
兵力高配了，指挥机构没有高配，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失误。
三野的几个兵团，在1949年7月至1950年初进行了调整，第八兵团一度撤销，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等军陆续地方化或撤编。原属八兵团的二十六军调入九兵团建制，又把原三十军的88师、89师和原三十二军的94师划入九兵团建制。
这样，九兵团成了一个辖三个军、十二个师的庞大机动兵团，本来是作为攻台主力，所以三个军都是一流主力，叶飞的老一纵、王建安的老八纵和许世友的老九纵。
九兵团的领导配置，相比三个军的强大阵容，略显黯淡一些，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
这个配置用来攻台还可以，因为这是在三野编成内作战，上面有粟裕。到朝鲜战场，其指挥能力明显弱一些，至少宋陶二位并没有独当一面取得过大胜的经验。
如果张震来此，或可弥补宋陶二位在总体战役筹划上的不足。众所周知，张震极擅长研究规律，性格亦极沉稳，面对不熟悉的敌人不至于上来就张大口猛吞。以他参与豫东和淮海战役的总体设计，大概可以设计出针对美军陆战一师的某一部的作战方案，或者哪怕仍以包围全歼陆战一师为总目标，当攻击受挫时，会不会猛然省悟汲取南临战役攻坚受挫之经验，转而收缩兵力，判断当面弱敌究在何处、我之强点究在何处。
笔者认为，张震纵使统军带队和经验资历略逊于宋陶二位，至少筹划应变方面，还是比宋陶更有可取之处的。
第二位，唐亮或钟期光。
唐钟二公都是华野的政治工作大行家，二者在政治工作方面各有千秋。
唐亮善于协调各种关系，发挥决策辅助作用。在华野指挥部时不管对陈毅还是粟裕，都配合的十分默契，虽系政工干部，大战时几乎当副参谋长用，了解战况、摸准下情、动员部队，都能干。
陈唐兵团外线作战期间，三、八、十纵个个都不是好带的虎狼之师，从主官到一线将士都傲得很，再加上脾气与能力同样大的陈参座。这种部队千不怕万不怕，就怕长期在外变散了，从精神到组织，一散则全完。唐亮作为兵团政治工作当家人，抓组织抓作风抓思想，三、八、十纵始终保持了很好的凝聚力，虽不是直接指挥作战，其贡献亦不可或缺。
钟期光是平江起义的老人，也是多年老政工，担任过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和华野政治部副主任。他的特点是，极有格局、极能吃苦、善于研究具体事务，这三个特点都有所指。极有格局，黄花塘事件，钟期光作为一个政工干部，和陈老总一起被批判，还被小姚同学降了职，他一不气馁二不怨望，继续一门心思干工作。极能吃苦，他是三年南方游击战里活下来的高级领导人之一，饿到脱了相仍然坚持苦战到底。善于研究具体事务，指的是1946年涟水战役后，钟期光研究推广的“评定伤亡，研究战术”办法。
笔者看到这段历史时，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凉，因其与长津湖之战关系太大了。所以稍微展开一下这个办法。
涟水战役六纵吃了大亏，当时部队战后搞总结检讨，这是我军素来坚持的好办法，从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但当时部队与整编74师交手，从战术端感受到的都是深深的绝望，敌人火力太强，根本冲不动也守不住，很多士兵产生了早晚报销的消极思想。所以检讨战术时感觉没什么用，就按老办法随便说一说。
一师三旅九团一个连队搞检讨时，研究出一种新的办法，即评价每一个伤亡，到底值不值，能不能避免。很多战士被这个角度启发，纷纷主动检讨，比如有的伤员被救治时，喊疼声音太大，被敌人发现而打击，招致更多伤亡，这种伤亡能不能避免？该连队共伤亡34人，经过这种评定，大家认为只有7人是不可避免的伤亡，24人伤亡可以避免或减轻。
九团感到这个办法不错，上报到一师，一师又报告野战军政治部。
钟期光敏锐地发现这个办法的重大意义，亲笔起草命令在全野战军推广，后来形成了著名的“评定伤亡、研究战术”的办法。
钟期光不是这一办法的源头和创意者，但他是敏锐的发现者和增益推广者，是他把一个基层的智慧小火花保护并扩大起来，变成能够降低伤亡、改进认知的救命之法。
这个办法后来还得到陈毅的认可，在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得到全面推广。据钟期光回忆，其他野战军还据此延伸出技术评论、战斗评论，就是类似的对战术细节的研究讨论，发现优点、找出不足、改进提高。
战前筹划与战后总结，是取得胜利两个不可或缺的要义，只会指挥而不善总结，如同熊瞎子掰玉米永远不会进步。
观察长津湖的重大失利，有多少惨痛教训与涟水战役暗合？
二十六军远离战场，远距离奔袭去追美军，前面两个军对寒冷和敌机轰炸有血的教训，自然有不少用鲜血换来的代价，有没有人总结？肯定有。但一者时间太短暂无法迅速传播推广。二者，也是最要命的，顶层根本无人重视，无人发现，遑论推广呢？
《东线祭殇》这本书记录了太多整营整连打光的战例，战斗持续一二十天，纵然时间紧急要和美军抢时间，有没有人对战斗方式略加指导呢？那些打残了打空了的团、营，接的仍是一个又一个竭尽全力追击、追击、再追击的简单命令。
师级指挥员可能无法从大局上察觉或掌控战斗节奏，军以上指挥员就要具备一定政治眼光和综合素养，要这种眼光和素养干什么？给部队调整节奏、调整情绪、调整方法、调整思路，及时从不正确的状态中跳出来。那种代价过大的方式，有谁能承受呢？
可惜的是，从长津湖之战前后的细节看，并没有发现有这种迹象。
政工干部如水一般，不像钢铁直接给敌人造成杀伤，却是不可或缺之要素。
除了张震、唐亮、钟期光，还有几位将领可以提一下。各位朋友有什么人选，可以评论区留言，看看是不是和笔者之意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