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中国的高等官员资格考试制度，从隋代到清末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

在这一千三百余年里，掌握中国政权的除了帝王、宗室、外戚甚至宦官外，还包括这群通过了“高等官员资格考试”的人，并且他们才是掌握政权的真正大多数。

正因为这群“大多数”实操政权，处于权力塔尖的帝王对于他们是否有真才实学格外看重，对于他们在科考中是否投机取巧也十分警醒。素以爱才著称的乾隆皇帝便是如此，他不但看得重，尤其管得细。

在清朝，一个学子要通过“高等官员资格考试”，须经小考——童试，大考——乡试、会试、殿试，过关斩将、反复筛选方可。

即便只是争取一个生员（秀才）身份、获得科考资格的童试，都得经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遑论后面竞争更高资格的拼杀，其过程之复杂、严格、残酷，比当今的高考有过之而无不及，真可谓“科举难，难于上青天”。

千万学子十年寒窗，一路拼杀，不过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那一日，看似荒诞，可“那一日”却是出人头地的起点，舍此无他。

所以但凡有一定家底，没有不把子弟送上科举之路的，砸锅卖铁、债台高筑也在所不惜。

科举三年一次，千万人冲刺，一次录取不过三五百，一路拼杀出来的，不说万里挑一，至少是千里挑一了，选拔出来的人无论才学智识，应该可以满足朝廷之需，但对于希望这些新进使用起来能够如臂使指的乾隆来说，仍心怀警惕。

为什么？正因为过程的复杂残酷，入彀者又皆为国之栋梁，遂很难杜绝一些科举腐败，比如学子投机取巧，比如考官优亲厚友等等，防不胜防。

1761年，乾隆为生母崇庆太后贺寿，特增设恩科，而“恩科”二字，果然让一些人动了歪脑筋。

朝廷有制度，大员担任主考官、阅卷官或监考官，其子弟亲属必须回避。一次回避至少三年，那么学子又至少耽误三年，能不叫人绞尽脑汁，钻空子？

会试前，军机章京、陕西道监察御史睦朝栋向乾隆上奏说：本年恩科会试，为恩泽广被，建议准许那些“例应回避人员”参考，可将他们单独归于一类，“别试回避卷”，另由公正大臣阅卷，对确实才学超群者予以录取，呈送皇帝裁决。

乾隆读完奏折，似乎嗅出了字面背后的猫腻。

因为，几个军机大臣已初定为此次恩科大考官，信息虽未公布，私下已然通气，其中两个军机大臣均有子侄待考，作为军机处的办事官员，尤其作为协助军机大臣工作、时时指望军机大臣赏识的“小军机”（军机章京俗称），此时上书，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

乾隆觉得事情很严重，先让有关部门严查实情，后以接受属员献媚为由，罚两个军机大臣子侄不仅这次必须停考回避，下次会试亦罚停一次。又以“邀功具奏”“迎合上官”为由，将睦朝栋交刑部治罪。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可不是乾隆继位之初，不是“新皇上任三把火”的一时冲动，而是皇位已稳、根基已牢的乾隆二十六年，足见乾隆对科考腐败的极其警惕和打击之严。

制度有漏洞，乾隆总是立行立改，直至见效。如针对一些考生在殿试策问中多用骈体文，内容空洞，阿谀满篇的问题，乾隆下令，规定殿试禁用一切套话，考生答题要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主张和建议，经多次重申，取得一些效果。

然而此弊稍革，他弊依然，如“殿试士子，向重书法”问题。

科举素称最公平，但殿试中读卷官（协助皇帝阅卷的官员）却每每“重书轻文”，甚至“抑文重字”，即重视书法而轻视才学，偏袒书法而抑制才学，结果将一些书法甚好而才学平平者列于优等，将反之者黜落或排于末等，名实不副。

对此，乾隆明降谕旨指出：“就文与字较，则对策自重于书法。”

考生文义佳、书法好，固然两全其美，倘若书法不够好，但文义上佳者，“自当使之出一头地”。对于这样的才子，不能让书法之短蒙蔽了考官的眼睛，一定要打破常规，超拔重用。

而且还说：“衡文尚待观人，而阅卷时竟先抑文重字，可乎？”

特别强调取士标准在于才学，而非书法，不可专以字为进退，本末倒置。

可见，取字还是取文，取书还是取才，一字之差，真是谬以千里了。

这几件科举史上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了乾隆对待人才的细致入微和用心良苦，以及为巩固统治而殚精竭虑的一面，这与那个一生写诗四万首几乎无一流传、好名到令人费解的乾隆皇帝，是很有些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