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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名成立，开业初期的资本金为10万元。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辖区域里，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依然流通。但由于缺少小面额的纸币，边区政府便授权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小面值纸币。

从1938年6月开始，先后发行了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和七角五分等六种“光华商店代价券”，至1940年7月底，共发行了72万元，8月以后发行量增大。

国民政府于1940年9月停拨八路军军饷，到1940年11月19日宣布停发八路军军饷。次年1月6日发生“皖南事变”，国民政府限制国内外一切援助款项进入边区，导致边区的财政困难。

1941年1月18日，边区政府责令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纸币（被称之为“边币”），收回“光华商店代价券”，同时规定禁止法币流通，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成为边区单一货币。在同年2月18日，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发行纸币。

尽管当时边区政府发布的公告称，发行的纸币面额有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但实际上只发行了五元、十元两种面值。之后陆续发行了一角、二角、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等八种面额的纸币，至1944年6月底，共发行了34余亿元。

除此之外，还曾发行有面额不等的银行本票。在民国三十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三边分行曾发行过一百元面额的布币，但未见实物。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发行量增长过快，导致币值不断下降。

1944年5月23日，中共西北财政办事处决定陕甘宁边区银行以边区贸易公司的名义发行新的纸币“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并以一比二十的比价，陆续收回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

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纸币，是由光华印刷厂印制，票型只有横型一种。纸币背面左侧的外文签名为林伯渠，右侧的外文签名分别为曹菊如、朱理治、黄亚光。1937年至1948年，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7年10月1日至1941年3月13日，曹菊如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1941年3月15日至1942年9月30日，朱理治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于1942年10月1日开始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代理行长。通过纸币上不同的签名，我们也可以获知面额不同的纸币的大致发行时间。

通过文献资料和现存实物推断，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发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1年，发行一角、二角、五元、十元四种面额纸币，其中五元、十元面额各有两种版式；第二阶段-1942年，发行五十元、一百元两种纸币；第三阶段-1943年，发行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六种面值纸币。

在《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著录中，有一枚纪年是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十元面额纸币，其正面主图为长城，应属于样票，并未正式发行。

另外，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的样票很有意思，目前所见，除了民国三十年十元，正面中央主图为树的外，其他纸币样票皆是从将要发行或是流通的纸币中抽出来充当的，如民国三十二年的一百元、二百元、一千元和五千元纸币，便是直接在纸币正面加盖“样票”章做样票使用。

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流传到今天，相对来说，此系列纸币的样票都比较少见，而民国三十二年一千元、五千元面额的纸币，无论是样票还是流通券都少见，越大面值越是少见。

如上图这枚民国三十二年陕甘宁边区银行伍仟圆，九八成新，在2018年拍卖会上曾拍出50.6万元。而该品种正票改作票样，在2009年时，裸票就拍出22.4万元；后其入美评评级，为美评63分，截至目前也是仅见一枚，并在20年的拍卖会上以47.15万元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