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陈云表现得异常严肃，有人提出要保留汪东兴的领导职务。陈云立刻表态反对，陈云的反对态度引发了广泛讨论，也让我们回顾了汪东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他的后来的命运。

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在很多关键时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国内形势动荡。汪东兴意识到，如果不尽快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党和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于是，他与叶剑英、华国锋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共同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行动当天晚上，汪东兴带着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亲自带队前往怀仁堂，确保行动顺利进行。

这次行动中，王洪文和张春桥被迅速逮捕。紧接着，江青和姚文元也相继被捕，整个过程几乎没有遇到阻力。汪东兴在这次行动中的果敢和决断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

陈云对此表示高度肯定，并特地请叶剑英传达对汪东兴的敬意。然而，陈云同时指出，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做法在新时代已经不再适用，对国家的发展不利。

汪东兴坚持的“两个凡是”是指：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得僵化。在1979年的会议上，陈云认为汪东兴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因此反对让他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1980年，汪东兴最终辞去领导职务，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依旧关心国家的建设。他退隐后生活低调，很少接受采访，但依然关注老百姓的生活。

汪东兴在辞去领导职务后的表现，体现了他对国家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进入九十年代，家乡同志为了编辑出版《弋阳党史人物传》，特地来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并请他写序。

汪东兴提出：“书稿我看了，没什么问题，但我建议加两个人，一个是方志敏，一个是余汉潮。”工作人员解释说：“方志敏已经在《弋阳英烈》中出现过了，再在这本书里出现可能不太合适。”

汪东兴坚持增见方志敏，因为方志敏对革命工作贡献巨大，他希望通过多次提及，让更多人了解这位烈士的事迹。最终，县党史办采纳了他的建议。

汪东兴对于家乡历史的关注，同样反映了他对革命先烈的深厚敬意和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晚年的汪东兴除了关注国家大事，还一直心系毛主席。

每年毛主席的诞辰和忌日，他都会亲自到毛主席纪念堂献花、瞻仰，表达对毛主席的怀念。汪东兴对毛主席的敬佩始终未减，尽管毛主席已去世多年。

汪东兴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仅源于毛主席的人格魅力，更因为他见证了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这些变革对任何中国人，尤其是底层人民，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困境中崛起，汪东兴对此深有体会，因此他对毛主席的感情也愈发深厚。

从1979年的会议到汪东兴辞职后的生活，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进步。陈云的反对不仅是对汪东兴个人能力的评价，也是对整个时代变迁的反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需要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思想来应对新形势，而汪东兴坚持的“两个凡是”显然与这一要求相矛盾。因此，汪东兴辞去领导职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尽管汪东兴辞去了领导职务，他仍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在家乡的建设和历史记录方面，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方志敏和余汉潮的重视，体现了他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和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他希望通过记录和宣传，让更多人了解革命先烈的事迹，从而铭记历史、继承革命传统。

汪东兴晚年的生活虽然低调，但他一直关心国家的命运，始终怀念毛主席。在每年的重要日子里，他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这种坚持，反映了汪东兴对毛主席深厚的感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总的来说，汪东兴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表现出的决断力和勇气，值得我们敬佩。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的思想逐渐跟不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最终在1979年的会议上，陈云严肃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促成了他辞去领导职务。汪东兴辞职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体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他对毛主席的敬仰和对革命先烈的重视，反映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历史的尊重。汪东兴的一生，是一位革命者对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