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明孝宗 弘治皇帝

《明史》对于明孝宗的评价颇高，其御宇的十八年也被后人称为“弘治中兴”。在我们眼里，起码这十八年里应该是四海晏平，百姓们安居乐业；朝堂也应该是众正盈朝，一片祥和。但是事实真的如此么？

满仓儿是彭城卫里一个千户吴能的女儿，吴能虽然是个军官但是并不富裕，退休之后家境就更加贫寒了。为了自己的女儿将来生活能有个好的着落，他就找到媒婆张媪，希望能给自己女儿找个好人家。

哪知张媪见满仓儿容貌不错，而且吴能也地位低下，就起了歹心。她谎称把满仓儿说于了皇亲周彧家（周彧是明宪宗周皇后的弟弟），给了吴家一些钱财之后，把满仓儿带走卖给了乐户张氏。

说明：明朝永乐以后武人地位就急转直下，军户实际已形同贱籍。明朝乐户是半妓半伶的贱籍（在明朝实际也把乐户和娼妓划等号）。通俗地说张媪把满仓儿卖入了青楼。

吴能夫妇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骗，这是这个案子常常被人忽视的地方。而忽视这个问题，也会对这个案子产生一些本不存在的疑惑。笔者在这里尝试解释一下。

吴能希望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好人家，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嫁于一个家境还过得去的人家为妻（聘），一种去给一个富翁为妾（卖）。

说明：吴能这个人名很有可能不是真实名字，是后世之人为了便于故事的流传和暗示，起了个类似《水浒传》里吴用的名字。因为卖女儿确实算得上无能了。

张媪说把满仓儿说于了皇亲周家，实际上吴能夫妻很清楚是卖（卖给别人做妾）。因为吴家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作为正妻嫁入周家。这也是这场骗局能成功的原因。因为满仓儿如果是去做妻的话，周家必须上门下聘（天子娶民女为皇后也不能例外），张媪根本没法骗，也不敢冒充皇亲来骗。

明朝妾和妻的区别大了去了。娶妻是各种规矩、仪式、白纸黑字的文书。娶妾的话，男方想简单点，派人上门给礼金，然后把人带回来就完事儿了。张媪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只和吴能夫妻口头约定。

这是后来张媪以及后续参与转卖的乐户，一直被判无罪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个事情起始就是卖女儿，虽然张媪在买家是谁这个问题上欺骗了吴家，但是吴家也无法证明他们当初到底是如何约定的（没有文书）。

张媪无法被定罪，后面参与买卖的几个乐户自然也就没罪了。并不是这几个人有什么手眼通天的能力。

话虽然难听，但是卖为妾和卖为妓，认真说起来在明朝性质上没啥区别。妾的社会地位和乐妓区别也不是很大。不少青楼女子被渣男给忽悠赎身成妾之后，实际境遇还不如在青楼，而且连反悔的权力都没有，只有死才能解脱。

笔者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妾相当于现在养于家中的宠物猫，乐妓类似于各种撸猫吧里的宠物。就像现代绝大多数人都能善待自己的宠物一样，古时主人们也不会刻意地去虐待自己的妾室。这也是那个时代很多人能接受自己或自己的女儿为妾的原因。

满仓儿落入火坑之后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客，各种哭闹。张氏怕她寻了短见，自己人财两空，就把满仓儿转卖给了乐工焦义。焦义也是差不多的原因，把满仓儿又卖给了乐工袁璘。

满仓儿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麻木并认命了，随后出入欢场为袁璘赚了不少钱。

吴能则是在“嫁女”后不久就病逝，其妻聂氏和儿子吴政相依为命。因为两年没有女儿的消息，就主动上周彧家去寻亲。这一下就戳穿了张媪的骗局。

气恨交加的聂氏寻到袁璘经营的青楼，想要带走自己的女儿。但是满仓儿一直以为自己是被父母主动卖入乐籍，愤怒于父母的绝情，所以拒绝认亲。聂氏见劝不服满仓儿，就和儿子强行将她押回了家。

袁璘岂肯让自己的摇钱树就这么没了？他找聂氏商量，希望用十两银子把满仓儿赎回来。聂氏当然不会同意了。

袁璘觉得满仓儿是自己白纸黑字从焦义手上买的，即便聂氏当年是被骗了，那也不是他的责任。现在自己愿意出十两银子妥协已经不错了，聂氏居然还拒绝，于是就跑到刑部把聂氏母子给告了。

刑部郎中丁哲和员外郎王爵审理了此案。因为案件并不复杂，所以很快就弄清楚了原委。丁哲就判聂氏无罪，满仓儿回家。

说明：《大明律》规定，以收养、婚嫁、过房等为名，将良家女子转卖者，处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严格执行，这近乎于死刑）。丁哲实际上对袁璘算是挺公道了，如果严抠律法，帽子一扣他不死也得掉层皮。

哪知袁璘却不依不饶，反而在公堂上吵闹起来。只能说袁璘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先不说有理还是没理，一个贱籍居然敢咆哮刑部公堂，这本身就是罪。所以袁璘被当堂判笞刑，打了一顿。

需要说明一下，在明朝像袁璘这种没有功名的人是没有现在“抗辩”这种权力的。即便是认为刑部的判罚不公，也不能当堂辩嚷。可以去别的衙司（东厂、大理寺等）状告官员不公、枉法，但是一旦没有被定罪是逃不了诬告朝廷命官的罪名。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平民是不服也得服。

不料这个袁璘并不怎么经打，回家不久就因伤势过重死了（也可能是刑部官员觉得受到了贱民的挑衅或羞辱，暗示下了重手）。

袁璘的死本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满仓儿的一个老主顾觉得这是个难得机会。这个人是东厂大太监杨鹏的侄子杨彪，杨彪和丁哲有嫌隙，一直想找机会整治丁哲。杨彪就去找了自己的叔叔商量此事。

又因为刑部一直想从东厂手中收回司法审理的权利，所以杨鹏也觉得这是个打击刑部文官们的大好机会。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了各自的准备和活动。

杨彪找到媒婆张媪，让她咬定这个满仓儿是她妹妹，聂氏的女儿早卖给周皇亲家了。并找到满仓儿利用她误会自己父母的情由和她串供，然后唆使她在外面先藏匿起来。

最后杨彪指使袁璘的妻子到东厂告状。袁妻指控聂氏从自己家中强行带走的女子不是聂氏的女儿，而是张媪的妹妹。聂氏的女儿已经卖给周皇亲家了。丁哲是故意杀人，要求偿命。

说明：东厂有监督百官的职责，所以袁妻以受到官员欺压为由不去刑部而去东厂告状是很正当的。实际上明朝历史中有不少小民到东厂告官员的案例，东厂也不是电影中描绘的龙潭虎穴。

唐寅笔下的乐籍女子

杨鹏收到诉状后，亲自上奏，孝宗批复这个案子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这场官司也就正式升级成了政治斗争。

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丁哲、王爵被判有罪，刑部所有参与此案的官员全部都被牵连。这下很多朝廷官员就不同意了，纷纷上疏抗辩。这个时候孝宗应该已经明白了这个案子的政治属性了。

孝宗没有同意锦衣卫的审理结果，而是将此案升级了，移交三法司会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会审的官员觉得要理清此案必须先找到吴能的女儿满仓儿，就派人去周皇亲家传唤。这怎么可能传唤得到？周家根本就没有买满仓儿，想交也交不出来。

就因为这个“关键人物”无法到场，这个案子竟然被拖了三个多月。

其实把周彧和张媪以及相关乐户叫到堂上一对质，当年满仓儿到底被卖到了什么地方就一清二楚了。三法司的官员们就这么蠢，想不到这一点么？

实际上他们不是蠢，是太聪明了。理清此案一点都不难，几个乐户根本就没有抵抗三法司审理的胆量和能力。难的是应该给出什么样的结果。

结果一出东厂和文官们必然开战。如果案件结果不利东厂，文官们势必会弹劾东厂诬陷忠良，并借机要求孝宗裁撤东厂或者削减东厂的权力（例如司法权）。但是东厂身后的孝宗会同意么？

如果案件结果不利刑部，东厂自然也会借机整治一大批文官。三法司的参审官员们也会成为文官集团的敌人。

会审官员是在故意找借口不判案，一是观望，二是找机会推掉这个烫手山芋。最终因案件久拖不决，孝宗大为不满，传旨将此案升级为最高规格的各部院“廷讯”。

说明：这个“廷讯”是明朝的九卿会审，由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共同审理。

皇帝亲自问询，案子自然就拖不下去了。很快满仓儿被找到，案件也真相大白，更重要的是孝宗的真实态度也被间接地透露出来。左都御史闵珪上奏的判罚结果实际和锦衣卫的判罚没什么区别。

丁哲被判徒刑；参与审理的王爵、负责验尸的主事孔琦、监察御史陈玉，聂氏母子、满仓儿均杖刑，还有很多官员被问责。杨鹏叔侄、媒婆张媪、乐户张氏、焦义、袁璘无罪。

说明：聂氏母子被判刑的原因是，他们证明不了当年和媒婆到底怎么约定的（没有文书）。所以他们在堂上对媒婆的指控就成了诬告，按明律要杖刑。

这个结果公平么？一点也不公平。但是满朝官员无人再提出异议，孝宗也准备正式下旨审结此案。

但是一个刑部小典吏徐珪，不识时务的站了出来。他独自上奏。他的奏疏内容有三块：

首先他指出了案子判罚的谬误。例如，袁璘咆哮公堂，理应杖刑，虽然他因杖刑而死，但这是他咎由自取，不是丁哲的罪责；既然认定了满仓儿被卖于乐户的事实，那么杨鹏就洗脱不了利用职权串供、诬告的罪名。

其次他又历数了这些年东厂和锦衣卫如何挟私诬陷、收受贿赂、舞弊乱法等等。

最后他请求处死杨鹏叔侄、革去东厂、罚锦衣卫镇抚司相关官员戍边、丁哲等文官无罪升迁。孝宗读了徐珪的奏疏，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要求都察院再审理一遍此案。

最终的结果是徐珪“奏事不实”发回原籍为民。不过丁哲等人也得到了从轻发落。丁哲赔偿袁家丧葬费用，罢官；之前获杖刑的官员可赎刑后官复原职。满仓儿则被加罚，被判杖刑后交浣衣局执役（也就是为奴）。其余人等俱无罪。

说明：赎刑就是以功或钱财来抵罪。功指的是自己或者父祖获得的朝廷认可的功绩，也叫议功。

此后数年间进士孙磐、御史胡献、刑部主事陈凤梧等人多次上疏为徐珪、丁哲等官员鸣冤。但是孝宗并没有对此案进行改判。为了平息官愤和民愤，后孝宗授徐珪浙江桐乡县丞，杨鹏削职为民（回家养老）。

一个事实一清二楚的案子，最终还能被判成这个样子。想必很多人觉得这不可能是孝宗的手笔，更像他儿子武宗。事实上明武宗在正德五年查办刘瑾案时，有人又把这个案子重提，也在这一年武宗为丁哲平反。

那么孝宗为什么要这么做？

首先孝宗非常清楚这个案子的原委。说孝宗不了解真实情况或是被蒙蔽，这不是维护孝宗的形象而是在暗指他昏聩了。

说孝宗是碍于宦官们势力太大，而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就更搞笑了，明朝不是唐朝。孝宗的儿子武宗只用一个纸条就让权倾朝野的刘瑾倒台了。对于明朝的皇帝来说，宦官势力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案情大白的情况下，还要判杨鹏叔侄无罪，这只能说孝宗就是故意而为，因为依照事实去判罚，文官们必然要借机打击东厂和宦官，而孝宗需要维护东厂。

孝宗不是明君么，为什么还要维护枉法的阉宦？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明君，你没有看错，就是因为他是“明君”。

孝宗被称颂为明君，除了他本人的政治能力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和文官集团的合作总体上很好。孝宗御宇期间基本将朝政交予文官们处理，他本人很少直接干预（有点虚君的意思）。

但是对于皇帝而言，这么放权给臣下也有很大的隐患。不直接行使权力怎么保持自己的权威？自己被架空成为傀儡怎么办？所以他需要一个势力来帮助他遏制、预防文官集团可能的反噬。这个势力就是东厂，也就是宦官集团。

因此这个案子对于孝宗来说，需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两方势力的平衡。当文官势力更强横的时候，他需要主动帮助一下宦官。

因此史书上虽然广泛的称颂孝宗的圣德，但是多多少少也会诟病一下孝宗有些宠信宦官。

最后说下此案中很多人没有注意的一点。孝宗没有处死满仓儿。

明朝时候的伦理、律法观与我们现在并不一样，媒婆张媪、乐户张氏、焦义、袁璘等人虽然是贩卖人口、逼良为娼。但他们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是常见，乃至于是合法的行为。

“卖儿鬻女”对我们现代人是个可学可不学的成语，但是对于明朝的贫民来说这是他们的日常，自己的儿女为仆、为妾、为娼，好过自己看着她们饿死。徐珪他们这些文官也没人去纠结这几个人的罪行。

但是满仓儿则是犯有十恶之罪。

说明：十恶，指十种不可赦免的重大罪行。即，谋反、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徐珪的奏疏里明确指出满仓儿诬告自己的亲生母亲（审讯时故意不认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孝道、天理所不容（不孝和恶逆），必须处死。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当时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一些人也是这个看法）

而且孝宗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对不孝顺母亲的人是喜欢不上来的（请注意他的庙号“孝”）。

说明：孝宗年幼时虽然是皇子但是宪宗并没有认他，他就在西内和身为低级宫女的母亲相依为命，很是困苦。他母亲的病可能就是这个时期为了照顾他而落下的。孝宗被宪宗接入宫中后不久，他的母亲就病故了，孝宗因自己无法回报母亲很是痛苦。

也许不少人认为孝宗和其母亲受万贵妃迫害，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细节可查阅明宪宗的万贵妃真的是妖妃毒女么？连乾隆皇帝都替她喊过冤

满仓儿如何判对这个案子本身毫无影响，但按照当时的社会伦理她确实应该被处死，搁在民间直接被浸猪笼也没人会给她喊冤。孝宗却没有杀她。

满仓儿的行为实际上不难理解，一个少女本来憧憬着嫁一个好人家或者觅得一个好夫君，结果却是被推入了火坑，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心理扭曲也很正常）。那些乐户为了让她安心做乐妓自然会对她各种洗脑，肯定会反复强调“你的父母不要你、卖了你”（她的父母确实是卖了她，只是本意不是卖为乐妓）。

所以当聂氏寻来时，她一时还很仇恨自己的母亲是很正常的（更有可能是认为想把她带回家然后再卖一次）。进而被杨彪忽悠利用就不稀奇了。诬告了自己的母亲，虽然是错，但是能完全怪她么？

原本她这么一个卑贱的女子，犯下这滔天的罪行，连自缢的资格都没有（如果判死刑，至少也是斩首弃市）。

但是孝宗可能是出于理解，也可能是他明白这个案子判得有些冤，所以用免满仓儿死罪来自我释罪。无论孝宗本意如何，满仓儿虽然一生不幸，终归是活了下来。也为这场冷酷的斗争，留下一丝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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