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刘伯承辞去了军权。 他甚至都没等到解放战争完全结束，就不再恋栈，义无反顾地参与南京军事学院的创建工作。 这一事件不论怎么理解，都有些突兀，试做一些分析。 提前声明，笔者不愿搞阴谋论，只是据实分析，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一、刘帅最在乎什么 不恋权不争位，这是刘帅非常高尚的道德操守和个人价值追求，也是刘帅能在功成之际淡然退出的主要原因。 但老人家也有在乎的东西。 比如关于军队正规化和游击主义的争论。 刘帅并不反对通过游击战来夺得军事胜利，但他反对游击队在形式上的散乱、不正规、无组织。1934年1月12日，刘伯承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 这篇报告，大家看看时间，当时中央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博古李德手里，游击战思想并未占据领导地位，刘伯承此报告应该是比较自由的。 具体内容不再摘引，此文较长，感兴趣者可自去阅读刘帅军事文选。主要观点有两个方面： 1.要积极地通过游击战打击敌人的虚弱部位，通过大量小的胜利换取战略决胜。 2.反对游击主义，比如①到白区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②对逃亡不加约束的问题，③对游击队员招募不加检查的问题，④游击队中党的组织弱化的问题，⑤不会依托游击队扩大红军的问题，⑥不敢打硬仗，遇难而逃、不听指挥的问题，⑦军事常识太差，不会打仗的问题。等等。 过了四个月，刘伯承再次在该报纸发表一篇《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对游击队该如何作战提出了具体的指导。 总的意思不难看出，刘帅不反对游击战这种军事手段，但他认为游击队也要正规化，组织形式要正规化，军事训练和技战术要正规化，等等，而不能以乌合之众、不懂军事、没有现代军队组织加构那种部队，去打游击战。 刘帅的军事思想总的方向就是要求正规化，这与很多红军将领实际是不一致的。不过由于红军时期战争频仍，第五次反围剿后部队长期征战，无暇理会理念上的分歧。 真正的军事思路冲突发生在抗战时期。抗战时期敌后抗日基本以游击战为主，那时生存危机暂时下降，在选择部队正规化道路上，刘帅与当时的主导军事思想以及大众认知，产生了极大分歧。 比较突出的，就是129师合并番号。也就是1940年春黎城会议之后，129师把杂七杂八的部队番号进行统一整编，把大量番号、编制不正规的部队，升级为主力作战旅，以新编一至八旅命名之。 此事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说过，就不再展开讲细节。 这件事在历史记载中很不起眼，很多人都没注意到，或者意识不到此事对总的军事战略的巨大影响。 当时敌后抗战以分散的游击作战为主，不以主力集中、正规化作战为主。 你129师竟敢公然与中央战略唱反调，削弱游击队，搞正规化大兵团，是何居心？ 当时军内高人究竟有多少人能看清刘帅的真正用心，我们说不准。不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早在1935年就察觉到刘帅在军队正规化上，与红军游击战思想有着迥然不同的认知，本文第三部分摘引此公的一些看法。 继续说起129师，此次番号整编，引出陈赓的一场风波。 二、太岳纵队事件 纵队这种作战单位，在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众所周知，各大野战军的纵队，实际就是军级单位，一个纵队通常辖三个师或旅。 之所以采取这种番号，大约是过渡阶段不想引起政治上的被动，令国人非议我们和平之目的而一力扩军，才用纵队这种含糊不清的番号代替之。 个中微妙之处我们不必深究。 想表达什么呢？纵队作为主力作战单位，其实最早的开拓、发扬、定型，就是刘帅。 黎城会议之后，刘帅把386旅、山西决死一纵队和212旅合并整编，定为太岳纵队，陈赓出任司令员。 抗战时期，搞出来这样一支主力部队，属实石破天惊。 要知当时敌强我弱，敌集中我分散，敌机械化我人肉化，各师、各军区的主力部队都在分散打游击，生怕部队体量太大而招致日军围攻，刘伯承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 从总的原则上看，打分散的游击战自然是主流，刘帅从来没有否认过，他也曾专门撰文论述过在华北坚持敌后游击作战的重要意义。 但他仍坚持认为，游击队体量小，主要意义在于吸引、牵制、破坏日军的整体部署，要想歼灭其主体力量、实现战局的根本扭转，必须靠主力部队。这是刘帅坚持打造主力纵队的主要考虑。 彭总对刘帅这一招很认可，太岳纵队成立之后，马上提级指挥，太岳纵队成了八路军部总直辖单位。 但是好景不长，1942年初，太岳纵队退归129师指挥，不久129师再次改编，旅级作战单位统一改兼二级军区，恢复军区指挥团的体制，形式上基本回归游击战。 1943年北方局召开会议，政委颇有深意地自我批评，129师编并主力部队有点过度了，削弱了地方游击部队，使我军主力过度暴露在日军面前，招致了一些损失。 但笔者细观政委这篇三万多字的雄文，明显感觉到这些简短的、掩盖在字里行间的批评，其实有些违心。 第一，篇幅小。第二，把编并主力招致损失列于根据地工作之中，第三，以太行分局为主体承担责任。 历来政治性报告都是字斟句酌、字有所指的。 大众或可能认为刘帅违反中央基本进行游击战的策略，但政委与刘帅天天在一起，哪怕一开始不理解，慢慢熏陶也能略知一二。刘帅不反对以游击战积累优势，但反对把游击战作为取胜的根本方法，尤其反对用游击战思想一刀切，把部队从战略指导到组织形式到战术技术全都游击化。 文学上称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抗战时期的游击战则可称作神散而形不散。 部队可以分散行动，但分散了也必须是正规军事组织，而不能成了只打仗而无纪律无素质无组织的散兵游勇。 太岳纵队在1942年之后被迫取消建制，是刘帅对当时舆论的一次违心的妥协。政委也不得不屈从那些不敢明言的压力，但出于良心、出于大局考量，他从政治上略施运筹，尽量帮助刘帅减轻责任。 我们不必苛求什么谁谁之间放不下一个逗号，有些事情是宣传需要，无须过度美化。军政主官天然是权力两极，官越大越不会有太深感情，像李云龙赵刚那样混成兄弟的大多层级比较低。一般来说，两个主官心往一处想，大事上互相不抵制就不错了。这件事，我们必须给政委叫个好点个赞。 三、批条风波细节 建国后第九年那件事就以概略语称之，为免敏感。 大将军牵头批评各种教条，起初还有毅总受批做检查，这件事的老根子要追溯到主席第一次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一事，那时周、朱、王稼祥坚持请主席留下，但其余多数人反对。毅总、刘帅都是反对一方。后来主席不得不到闽西休养兼指导地方党工作，这是早年一大憾事。毅总在延安整风时就已表达态，说当年犯了错昏了头，没有坚持正确军事路线。 批条风波，其实最早并没有刘帅什么事。大将军在南京军事学院做过一些军事方针的讲话，刘帅对此欣然同意，并把彭总讲话精神做为学院教育的指导方针，两人并没有什么矛盾。 当时刘帅已66岁，眼压高，视力每况愈下。多年战争也导致身体不堪重负，很难经受得住长途奔波。故58年初八大，刘帅就请假，两次大会都缺席。 批条之初，大将军也不坚持让刘帅到会作检讨。他批评的对象并不包括刘帅，而是其他人，萧克、一将等。一将后来承受了主要火力，弄得后半生都深陷漩涡精神郁郁。提到刘帅入京参会，彭表示没有必要。 后来就发生了著名的政委坚持让刘帅到京参会的段子，说政委与刘积怨很深。 其实政委强行要求刘帅到会，一者是传达中央的态度，因中央暗示这次军委扩大会不是简单的批评某个人，而对我军基本军事路线的再次确认，也就是从根本上确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思想的正确性，兹事体大，任何人都要表态，尤其是中央点了名的。 二者是迂回保护刘帅。虽说刘帅身体虚弱是实情，有理由不参加，但这种大事，强起病体去参加，让中央满意其态度，棍子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态度第一，其余第二。如果不去，早晚过不去，时间越推，积累发酵的就越厉害。 刘帅与政委多年搭档，互相之间默契颇深。听说政委提出此议，坚持要他去，他立即明白了什么意思。后来果然如政委所料，刘帅顺利过关，主席颇为满意。 主席颇具大写意地给刘帅定了个性，两头没搞好，中间搞的好。哪两头？一是红军时期，那时的教条主义主要依靠他——言下之意，刘是苏联留过学的，反对游击战的那帮人都奉刘帅为圭臬。二是建国之后，在军事学院搞的不好，教条主义那一条又出来了。中间好，就是抗战、解放战争功劳大、表现好。 大写意，取其主旨，点其神韵，而不究其细节。神而明之，这是主席治事驭人极高明的境界。此言一出，谁都明白是什么回事了。 晚年的刘帅虽然失势无权，但与世无争，也没有谁来斗争他，可算善保晚节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50年刘帅的选择。 刘帅固然开不了天眼不知道58年的事，但他的智慧非同寻常，岂不知多年来坚持军队正规化、反对片面的狭隘的游击主义。岂不知红军时期多次与他的思路打法有分歧。 太岳纵队的事刘帅做的明明是对的，却要屈从压力，弄得政委和他一起掩饰、淡化，这也就是战争年代无暇追究，中央装作看不见，只是稍稍紧紧缰绳罢了。 但终极军事思想上究竟是有差别的。 我们前面提到那位高人，就是远走加拿大的四水寿公。四水寿公在军事上自然远逊于主席，他的见解也不见得就对，有些干脆就是发泄私愤。但他列举的一些事实，确实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当年草地分兵，刘帅和朱老总留在红四，开办红军大学。四水寿公晚年写回忆录，评价过红军一些高级将领。他极为赞成刘伯承的做法，认为他是红军中最懂军事的人之一。刘帅在红军大学对游击主义进行过深刻的批评，甚至间接引发余天云的自杀身亡。 凡此种种，红军时的恩怨也好，抗战中的策略分歧也罢，延安整风已经显示出组织内部某些思想讨伐手段的厉害之处。刘帅生性谦退，一向宽和，打完大仗，挂印高卧，这本是古之名将作风，他所愿为的。比较令人称道的是，刘帅的政治敏锐和判断力也相当强，即使看不到58年的事，也能察觉到种种他无法掌控的潜流和动向，因此才选择激流通退，避免了晚年的狼狈。其余诸帅，有谁能像刘帅这样超脱和受人尊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