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粟裕曾专门撰文回顾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经历，这支队伍最终以失败告终。

年轻有为的指挥官寻淮洲在战斗中负伤，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牺牲。闽浙赣苏区领导人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区被俘，因严辞拒绝国民党的劝降，几个月后便被杀害。

提起这两人，粟裕悲痛不已。尤其是方志敏，他原本不必牺牲，但在危机关头，做出了一个决定，让自己陷入险境，却让粟裕冲出重围，成长为赫赫有名的战神。

粟裕

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为了吸引敌人注意力，在转移前3个月，中央决定派一支部队北上，向国民党后方的统治核心进军，迫使其抽调部分兵力回援。同时在沿途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赢得民众的支持。

这个重要任务被交给红7军团，他们虽然是一个较新的军团，但在苏区东线经历了战火的锤炼，成长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

由于连续作战，消耗较大，军团仅剩4000多人。出发前，他们紧急补充了2000多名新兵，编成3个师。虽然战士们士气高昂，然而武器弹药都很缺乏，全军团仅有一千多条枪和部分轻重机枪以及6门迫击炮。

军团长为寻淮洲、政委乐少华、随军中央代表曾红易、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这支部队也就是历史有名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队伍名为先遣队，也就意味着后续将有大部分北上，这是迷惑敌人的一种手段，先遣队实际上是一支孤军。

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历经4月，行程3200多里，经历了无数次大小战斗，终于进入闽浙赣苏区，这里是方志敏等人在1928年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红7军团自身伤亡也较大，6000多人部队，此时只剩下3000多人。

红7军团与方志敏也有着很深的渊源。1933年初，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奉命调往中央苏区，这支部队便是红7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老红10军调走了，方志明等人又领导组建了新的红10军。

红7军团一进入闽浙赣苏区，方志敏便前来慰问部队，还带来了大批慰问物资。粟裕对方志敏的印象非常好，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是那样的亲切恳挚，平易近人，第一次会见，就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

红军

按照中央命令，红7军团与红10军以及一些地方部队合编成红10军团。具体来说，红7军改编为第19师，红10军则与地方武装合编成红20、21两个师。

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很大调整。军团长由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刘畴西担任，原红7军团政委乐少华仍任红10军团政委，原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改任19师师长。

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军区司令，粟裕调任军区参谋长。并由刘畴西、乐少华、聂红钧、刘英等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

1973年，朱德曾评价这次合编：

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 游击战也打不成。

什么意思呢？原来的红7军团战斗力很强，擅长打运动战，而红10军则擅长打游击战，野战经验不足。两支队伍合编，节奏对不上，双方都难以发挥优势。

再有当时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已经开始长征，国军可以抽调出大量兵力对付闽浙赣苏区，这时应该将部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才能保存自身。编成大兵团，行动目标打，不可避免地要与敌人拼消耗，对自身不利。

另外班子调整也存在问题：刘畴西资历老，是黄埔一期毕业，后来又去苏联学习了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都很丰富。但由于个人性格原因，临场指挥时表现得优柔寡断、缺少决断能力，谋略也不够深。

有实战经验又有战略大局的寻淮洲因各种原因被降级使用，还被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富有军事谋略的粟裕，也一度被调离野战部队，到地方军事机关工作。使这支部队的指挥水平大打折扣。

不久，由于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益严重，红10军团奉命跳到外线作战，准备去开辟浙皖赣边新苏区。然而上述的一系列调整，却为此次行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出发前，方志敏备受痔疮之苦。每天流很多脓血，不能走路或骑马，也不能坐椅子，只能半躺着坐。但军令如山，他忍痛随军出发，他在狱中文稿中说：“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红10军团沿途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一些武器，于12月中旬到达黄山地区。与此同时，俞济时指挥的49师、补充第一旅、浙江保安纵队等部队也分多路尾追红10军团。

一直跑总不是个办法，红10军团决定选其中一路敌军进行打击，以便站稳脚跟。此时他们已经经过乌泥关进入黄山东麓的谭家桥地区，而敌军中路追兵补充第一旅作为先锋部队，已与其他敌军拉开将近8个小时的路程。

红10军团决定在谭家桥伏击敌军补充第一旅，这里地形非常优越。谭家桥左右两侧都是高山，中间为谷地，有公路和河流穿过，自古以来都是扼守徽州宁国两府的交通要道。敌人从南面追来，先要经过乌泥关隘口，再往北一路都是小山坡，然后才能到谭家桥。这段路森林茂密，地势险要，非常适合伏击。

刘畴西决定以19师一个连守住乌泥关制高点，主力控置在乌泥关以北，担任拦腰截尾任务。20师、21师则在公路另一侧，负责正面迎敌。

方志敏等人对这个部署有异议，他们认为19师虽然遭受了一定损失，但野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应该担负正面迎敌任务。20和21师大多是新兵，经验较差，应该打辅助。这一建议被否决。

国民党的补充旅并不是正式番号，顾名思义是用来补充其他损耗较大的部队的，不过追过来的补充第一旅旅长却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将领王耀武。黄埔三期毕业的他，此时已官至旅长，也算同学中的佼佼者。

王耀武的顶头上司俞济时，此前吃了几次败仗，受到记大过和撤职留用的惩罚。此次老蒋又亲自下令，行动迟缓、畏缩不前者，以贻误戎机论罪。俞济时自然也将压力给到王耀武，所以这次补充第一旅也是非常积极，已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先遣队的宣传标语

大概就是天意，王耀武刚进入伏击区，一个红军新战士由于过于紧张枪走了火。敌军听到枪声后赶忙抢占公路两旁高地，刘畴西见状有些着急，下令开火，不久红军便向敌军猛冲下去。

敌军见状更拼命地抢占山地，结果本来是红军居高临下伏击敌军，变成了仰攻敌军。红19师也不知道出于何故，主力原本应该摆在乌泥关以北，结果却摆在了南面。南面都是悬崖峭壁，兵力下不去，只能看着兄弟部队挨打。

红军接连发动四波冲锋，都未能攻下敌军的高地。接着敌军调整部署，集中力量攻击红军较弱的20师和21师，很快就把这两个师打垮。

同时敌军一个营还攻占了乌泥关的制高点，红19师师长寻潍州在率队反攻时，受了重伤，后来在转移途中牺牲。正面部队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都在战斗中负伤。更严重的是，双方已经激战六七个小时，敌军援军很快将会赶到。

无奈之下，红10军团只能把部队撤下来，在黄昏时向北转移。王耀武部在战斗中损失也较大，不敢再追。

谭家桥一战红军损失较大，尤其是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将领，让方志敏无比悲痛。他在狱中文稿中写道：“他（寻淮洲）是红军一个很好的指挥员……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是红军中一个重大损失。”

时隔10余年后，粟裕重返谭家桥参观，看到这片热土不禁潸然泪下。他向陪同人员说：“我一生基本上打得都是胜仗，就是在这里打了败仗。”

此战失利，既有部署上的失误，也体现出两军难以配合。

寻淮洲

红10军团原本想在谭家桥打个胜仗从而站稳脚跟，结果未能如愿，只能继续转移，但此时追击他们的敌军已达22个团。红10军团在皖南和浙赣边左冲右突，历经半个多月，进行了大小10余次战斗，大多是消耗战，自身损失了400多人。

此时他们又接到命令，转向浙西南行动。但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惫，战斗情绪和战斗力大大下降，急需休整。再战斗下去，不仅无法完成任务，就连生存都将成问题。军团召开会议讨论，最终决定先返回闽浙赣苏区休整。

事后来看，这又是一个重大失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离开闽浙赣苏区后，敌军已经设置了好几道封锁线。要再回去，必须穿过这些封锁线，势必受到更大的消耗。即便能闯过去，闽浙赣苏区可活动的空间也大幅缩小，很容易被敌人包围。

后来方志敏也在狱中文稿中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的失误：“认为到了苏区总有办法可想……不料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

红10军团翻越了好几座山，到达港头村，此时粮弹已将耗尽。敌浙江保安第2纵队第5团突然杀出来，将红军截成两段。

方志敏、粟裕等人在内的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和机枪连等800多人，沿途没有停留，走在最前面。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3000多人被隔在了后面。

情况万分紧急，先头部队却陷入两难境地。若走，主力部队却没有跟上。若不走，敌人发现他们后，封锁线势必变得更加紧密，拖延下去不知道还有没有突破的机会。

方志敏决定先给后方部队写一封信，派传令兵送过去，限令部队立即跟进。然而刘畴西却不太在乎，认为部队太过疲惫，需要休息一晚再走。

方志敏

然而等了一天，却始终未见大部队动静。方志敏和粟裕商量，先头部队必须趁夜色突破封锁线，否则就没有机会了。但也不能丢下后面的主力部队，他决定亲自返回包围圈去命令刘畴西转移。

方志敏是整个地区最高领导人，怎么能让他以身犯险，但军区另外两名领导人乐少华、刘英都在担架上。粟裕便站了出来说：“返回包围圈风险太大，还是我去吧。”

方志敏仍坚决要自己回去。一方面他认为粟裕资历不够深，恐怕叫不动刘畴西。另一方面先头部队800多人，要数粟裕最懂军事，只有他能带领大家突出重围。最终方志敏只带了随身警卫人员，又返回了包围圈中，正是这个决定让他深陷绝境。

方志敏找到主力部队时，他们已经来不及突围了。敌军出动了14个团的兵力，收紧了包围圈，将他们压缩在纵横不过15里的狭小地区。他们昼伏夜出，几次试图突破敌人包围，都未能成功。

部队长途行军作战原本就很疲惫，陷入重围之后粮食和弹药也基本耗尽，天气还骤变，雨雪交加。战士们的生存环境异常恶劣，几乎靠草根树皮充饥。

这时剩余的部队也被敌军分割，其中红21师600多人与敌军展开血战，大部分人被捕或阵亡，师长胡天陶因重伤被捕，后来在南昌牺牲。

方志敏等人率领剩下的部队一直在深山中兜圈子，不断与敌人遭遇，人越打越少，被冲散的军团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

方志敏身边只剩下数人，他不顾危险在夜间点了几团火，击掌为号，又收容了部分人。他们与敌军展开最后的决战，可惜突围仍未成功。

王耀武下令收紧包围圈，并派出小股部队在包围圈中反复搜索。最终藏身于怀玉山高竹坑的方志敏被捕，红19师师长王如痴、军团长刘畴西等人也陆续被捕。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失败了。

方志敏被捕后，不愿向敌人投降，最终被杀害。

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穿过敌人封锁线后，一直在等待主力部队。然而过了三四天，却始终没有任何音讯。粟裕到达闽浙赣苏区后，便派了大批干部组成便衣队去联络，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之后，不分从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同志向粟裕报告了突围失败的情况。

如果方志敏不顾后面的主力部队，完全可以突围脱险。或者他也完全可以让粟裕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回去联络，这样既能安全突围，又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

但为了能把主力部队带出来，高度的责任心驱使他冒险亲自返回包围圈，最终被敌人逮捕。主力部队在怀玉山上兜圈子的时候，也减轻了先头部队的压力，才让他们能够从容抵达闽浙赣苏区。

某种程度上看，方志敏算是牺牲了自己，成全了粟裕。而关于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段战斗历程，粟裕始终铭记于心，也不断在反思着造成失败的原因。

他没有气馁，而是承载着牺牲了的同志们的遗志，重新踏上征程。不久，粟裕奉命组建挺进师，并出任师长，挺进浙西南地区开辟了根据地，一直战斗到抗战全面爆发。

也正是这个机会，充分展现了粟裕的军事才能，以后大多数时间他都担任部队的正职，负责指挥工作，并成长为指挥百万大军、战无不胜的战神。设想一下，当初返回的是粟裕，恐怕也会遭到与方志敏同样的厄运，军史上将会少许多经典的战役和一位战神。

1978年，粟裕重回谭家桥，坐在一个石板上，望着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晚霞染红了地面，仿佛回到了那个满地鲜血的战斗场景，无数熟悉的面庞浮现在他脑海中。

临走时，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死后，将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回京后，他又叮嘱妻子，死后把他的骨灰撒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84年，粟裕在北京病逝。家人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在了谭家桥的一座小山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