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甘晓

“一生常耻为身谋。”

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家柳大纲很喜欢陆游的这句诗，并把它作为躬行一生的座右铭，淡泊名利。中国科学院第一次评选学部委员（后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柳大纲甚至两次恳求从名单中去掉自己的名字。

但在中国的化学史乃至科学史上，柳大纲毫无疑问都是一个值得大写加粗的传奇名字。

柳大纲的人生定格在1991年。柳大纲之子柳怀祖向《中国科学报》展示了一张老爷子在生命最后几年里拍摄的照片。

照片里的柳大纲满头银发，清瘦的脸庞上舞动着两弯浓黑的长寿眉，透明镜框里露出和善慈祥的眼神，笑意盈盈。熟悉柳大纲的人都会用“儒雅”来形容他，而与为人处世的温和谦逊形成对比的，是他在科学事业上的坚韧果断和奋不顾身。

他的科研生涯辗转祖国的南北和东西，更是横跨了多个研究方向。对于国家的科研需求，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而每一次在研究方向上的转身也都不辱使命：我国第一支无毒荧光材料日光灯、先进的土壤矽化加固技术、我国西部盐湖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应用……

柳大纲（1904年—1991年）

学部委员带头深耕盐湖

青海省格尔木市附近的察尔汗湖是我国最大的盐湖，也是世界第二大盐湖。这里蕴含着镁、钠、锂、硼、氯、溴、碘、铷、铯等多种元素，湖水像被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一样五彩斑斓。游客拍摄的绝美视频中，经常会配上一段浪漫的文字——“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察尔汗湖”。

而在70年前，察尔汗湖的风曾经一次次呼啸着吹透柳大纲简陋的帐篷。那时的察尔汗湖还不是景点，没有公路，也没有民宿和酒店，而是一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一日见冬夏，风吹盐沙跑”的荒芜之地。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已经入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柳大纲凭着不怕死的勇气，6次来到这里驻扎研究。在年轻人都难以承受的野外环境中，年过半百的柳大纲先后坚守了18个月。

他的盐湖事业缘起于1956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发出号召：“中国大西北有丰富的盐湖，需要调查研究。”

听到号召，柳大纲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因为当时钾盐在我国奇缺，严重制约我国工农业的生产。而在化学领域长期的学术积累，让柳大纲相信，在盐湖及地下卤水中能够找到钾矿。“盐湖是无机盐的宝库，是一种活矿，主要开采的是卤水，应当从地球化学和物理化学的角度研究盐湖。”在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基础工作之后，柳大纲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一定去！”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化学所）副所长的柳大纲，在国家的号召下，立刻筹备前往荒无人烟又缺氧的高原，投入到盐湖考察的工作中。

很快，柳大纲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盐湖科学调查队队长，对大柴旦湖、察尔汗湖、茫崖湖和昆特依湖等进行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盐湖资源科学考察。柳大纲也成为对我国青藏高原盐湖进行考察的第一位化学家。

初到盐湖的那些日子，柳大纲失眠了。住在透风的帐篷里，高原反应让人无法平躺，他只能斜靠在床上闭目养神。听着帐篷外呼呼的风沙声，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的他，爬起来啃几口干馍、喝几口凉水，就走出帐篷，身影很快消失在远方。

在柳怀祖的记忆里，那段时间，父亲出差时经常带着一身老羊皮工作服和一双大头皮鞋。

有一次，柳大纲不在家时，一位亲戚穿走了这身行头。他回家得知后赶紧让儿子另买衣服，把老羊皮工作服和大头皮鞋换回来、弄干净收起来。

“这是在青海穿的工作服和鞋，不能随便穿，只能去盐湖穿。”柳大纲告诉儿子。在柳大纲心中，老羊皮工作服和大头鞋就是他的“战袍”，只有奔赴“战场”盐湖时才能穿。

高原的苦，柳大纲不怕。他的兴趣只集中在挖掘盐湖中的“宝藏”上。鼓励他的正是那句“一生常耻为身谋”——“如果因为个人的困难而退缩，我会感到羞耻”。

“1957年10月间，我们第一次去考察察尔汗湖时，在马路施工现场挖的一个卤水坑中发现了光卤石结晶。沿着这个线索，我们发现了这个大湖的光卤石沉积和大量含钾的卤水。”多年以后，柳大纲在回忆的文字里仍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柳大纲带领科研人员探明：大柴旦湖有含钠、钾、硼、锂盐的大型硼矿床，察尔汗湖蕴藏着上亿吨氯化钾。同时，他们还发现了柱硼镁石矿、光卤石矿等矿产资源。

1957年至1958年，眼看着大柴旦化工厂、察尔汗钾肥厂的厂房先后在盐湖盖起来，柳大纲内心十分欣慰。“从柴达木盆地的盐湖资源，展望这一地区化学工业的远景，是令人兴奋的。”他在1959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丰富》一文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内心的喜悦之情。

一系列重要发现不仅开创了我国盐湖化学事业，也为我国利用盐湖资源进行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柳大纲首次提出“盐湖化学”作为无机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倡议，推动了1965年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化学研究所的成立，并亲自兼任所长。

1976年，已过古稀之年的柳大纲打算再次前往盐湖，却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这也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直到1984年，年已八旬的柳大纲卧病在床，仍然关心着盐湖化学的工作。他与矿床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袁见齐联名撰文《关于大规模开采察尔汗湖钾盐资源急需进行的科研准备工作建议》，上书党中央、国务院，使得我国盐湖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推动。

1958年12月，柳大纲（右）与苏联全苏盐类科学研究所教授德鲁斯·利托夫斯基在柴达木盐湖考察。

从江南到北国的搬迁

“如果因为个人生活条件的困难而放弃国家的需求，我的内心会感到羞耻。”决定从上海北上长春时，柳大纲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1952年9月，由柳大纲带队，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物理化学所）的50多名科研人员，拖着700多箱行李“搬家”到长春。

这不是一件小事。

上海物理化学所有许多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科研仪器以及珍贵的试剂、危险的药品、大量的图书期刊等要打包整理，必须确保这些东西历经2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仍然完好无损。

柳大纲带领吴人洁、徐晓白、张赣南等几位同事，小心翼翼地编制清单、完成装箱。柳大纲详细记录了整理出的物品：300多箱仪器设备，包括白金、玻璃器皿50多箱；昂贵的化学试剂，包括纯稀土化合物、铂族化合物等100多箱；图书资料150多箱，包括一些比较珍贵的国外过期刊物。

“马后桃花马前雪”，历时3个多月，他们小心翼翼从上海炎热的夏天，走到长春寒冷的冬天，才完成这些物品的装运之旅。接下来又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些物品的开箱和整理工作，布置了新的实验室，期待一个新的开始。

“总计破损率不到千分之一。”这个数据为整个“搬家”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善言辞的柳大纲嘴角上扬，露出满意的微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柳大纲看来，最困难的事不是搬家本身，而是搬家前的动员。事实上，1950年前后，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科学院已经开始酝酿把上海物理化学所迁往东北。当时，从国家建设需求出发，东北工业基地急需得到恢复。1951年9月至10月间，柳大纲到东北考察一个月后，对东北的工业和科学的发展有了初步印象，已经做好准备响应中央号召，搬迁研究所。

然而，研究所的同事们心里却打着各自的算盘，有的人为了家庭安定以及江南优越的生活条件，不愿意跟随研究所搬迁到冰天雪地的北国长春。

“科学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柳大纲在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说出这句话时，语气有点激动，甚至有些严厉，与日常工作中的儒雅温和不太一样。

柳大纲的这个想法来源于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一次讲话。1949年6月9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举行。柳大纲走进会场，抬头便看见悬挂的横幅大标语写着“科学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

柳大纲和吴有训、顾颉刚、竺可桢等300多位学者一起，聆听了陈毅长达1小时的讲话，深有感触。陈毅在讲话中号召：“上海解放为科学的自由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要广泛吸收欧美各国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希望科学家把科学研究和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 这句话深深印在柳大纲心里。

柳怀祖清晰地记得，自那以后，父亲的衣着从长袍改成了中山装，对人的称呼也很自然地改成了“同志”。“父亲的古文功底很好，解放前的很多笔记都是半文言体，用吴学周先生的字‘化予’来称呼他，后来改称‘学周同志’。”他说。

从内到外的变化，赋予了柳大纲更多的力量，也影响了周围的年轻人。作为上海物理化学所的领导，他很清楚，动员年轻同事远赴长春，的确存在难度。他和吴学周一起，率先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并组织研究所中高级科技人员去东北参观访问。

“知识分子如果真正做到与工农结合就有前途，如果不与工农结合便一事无成。”柳大纲这样说服同事。

与此同时，“一生常耻为身谋”的人生信条也助燃了他的赤子之心。

柳大纲说到做到，以身作则，吸引了一大拨“粉丝”，他们愿意跟随“偶像”柳大纲，以实际行动支援东北工业建设。

“这种精神将永久铭刻在后继者的心中，载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册。”后来回想起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柳大纲也深受感动。

一个个“任务”，一次次“我愿意”

“如果因为不会，就不去学、不去做，我会因此感到羞耻。”在柳大纲的科研生涯中，每当一个又一个新的科研领域摆在面前时，他总这样激励自己。

时间回到柳大纲的青年时期，在1929年至1946年的10多年里，他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全身心沉浸于分子光谱研究。“20世纪是中国社会不停动荡的时代，那时，能在实验室静心进行如此基础性的研究绝非易事，需要一种理想。”柳大纲的同事、曾任化学所所长的胡亚东评价说。

分子光谱是分子从一种能态改变到另一种能态时吸收或发射的光谱，是科学家了解分子内部信息的重要手段。当时，分子光谱领域研究刚刚在欧洲兴起，是十分时髦的前沿研究方向。

柳大纲对氢氰酸、氯化氰、溴化氰、碘化氰、双氰、乙炔等直线分子以及异氰酸和异氰酯等复杂分子的紫外光谱进行了研究。同时，他与吴学周、朱振钧等完成了“丁二炔的紫外吸收带”“氰酸和某些异氰酸酯的吸收光谱”等工作。这些研究开创了我国在多原子分子光谱研究领域的先河，使我国分子光谱的研究登上世界科学舞台。

当时，柳大纲的主要工作还是研究基础科学问题。

1946年，由“中央研究院”选派，柳大纲远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只用两年时间，他就迅速拿下博士学位。

柳怀祖回忆，父亲没有别的爱好，在国外也不出去玩，整天就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许多化学实验用的玻璃仪器都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在柳怀祖的印象里，父亲赴美时就觉得肯定会回国，每月与母亲通信一次，也常提及回来的事。

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旧中国政府的不满，让柳大纲更加坚定“科学救国”的理想。1948年10月，年轻学者刘铸晋抵达罗切斯特，柳大纲前去接站。“我当时因一连几个月的奔波辛劳，身体显得很虚弱。柳大纲老师说，看把年轻人弄成这个样子！他对当时旧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认为垮台是必然的事。”刘铸晋曾回忆起这段“忘年交”的起点。

取得博士学位后，柳大纲的导师鲍尔曼以及美国的一些朋友都劝他留下来，把夫人和孩子接到美国来。但柳大纲谢绝了大家的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于1949年初回到了上海。

柳大纲曾对儿子柳怀祖表达过内心真实的想法。“尽管父亲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甚少，但带着对国民党腐败的深刻不满，看到了祖国大变在即，就决心回国，母亲也赞同父亲的决定。”柳怀祖说。

回国后，柳大纲领到一个又一个科研任务，他也一再为国家的需要转变研究方向，用一声声“我愿意”回报祖国。

1952年，北迁长春后，柳大纲接到任务，要破解无毒荧光粉的“卡脖子”难题。柳大纲为此中断了分子光谱基础研究方面的工作，开始钻研国产新型无毒卤磷酸钙系荧光材料。当时，我国日光灯生产完全依靠价格昂贵的进口荧光粉，国内生产的荧光粉不仅成本高，且因含有铍而有毒性。

没有犹豫，干就完了！柳大纲把科学研究的目标直接“升级”到批量生产上，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极少表露出的豪迈和果敢。

他带领攻关小组首先从科学问题出发，系统总结出荧光光谱分布与掺杂锑、锰相关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从原料提纯、荧光材料制备、化学分析和荧光光学性能测试等四个方面同时开展工作，齐头并进。

很快，他们定向合成出所需的荧光材料，为南京灯泡厂试制出我国第一支使用无毒荧光材料的日光灯。一系列工作不仅是荧光材料科学上的重要进展，也标志着我国日光灯荧光材料工业达到了当时国际新型荧光材料的水平。

接下来，“柳大纲本来计划将发光材料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但因国家其他任务而中断了此项研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克源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记录。作为柳大纲在上海物理化学所工作时期的学生，胡克源了解老师的想法。

胡克源所指的“国家其他任务”就是“土壤矽化加固”。

长期从事中国科学院院史工作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杨小林在挖到这段历史时，也对柳大纲的决定感到意外。

“虽然都属于无机化学，荧光材料和土壤矽化这两个领域在科学知识上相差太远。”杨小林告诉《中国科学报》，“但面对国家的需求，他还是说了‘我愿意’。”

1954年，原本并非专长于胶体化学，也不懂土建工程的柳大纲欣然领命，接受了国家布置的任务。他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研究，前去波兰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土壤硅酸盐化学。

面对转变研究方向上的困难，他心中依然装着国家需求，仍然以“为身谋”为耻。

柳大纲组织了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土壤电动矽化加固科研组，从无到有建立实验室。与迅速攻克荧光材料类似，他还延续了科学与工程两手抓的思路，在取得实验室试验成果的基础上，又与工程建设单位合作，在佳木斯糖厂、唐山林西矿井、塘沽新港等工地进行现场试验，完成我国第一次化学灌浆大规模试验，开创了我国化学灌浆试验的先河。

柳大纲的一位学生招禄基参与了这项工作，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先生以化学学科与技术学科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实验室试验与现场生产性试验相结合的先进理念推进工作。”

不久后，相关创新技术成功应用于煤矿风井流沙层和工厂厂房地基的加固工程，并逐渐在全国推广应用。

柳大纲还接受了新的任务。1954年，他结束波兰学习考察的行程回国后立刻奔赴北京，参与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秘书处的工作，同时协助曾昭抡和杨石先两位先生筹建化学所。

“我在长春接他，他都没有回家，就直接去了北京。”柳怀祖回忆，“只要国家需要，哪怕课题再小、学术层次再低，或者是行政事务，父亲都心甘情愿地尽力去干。”

1983年2月，柳大纲（前排中）在从事化学工作55周年会上和部分学生合影。

布局中国化学事业

“大局为重。”这是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卢嘉锡对柳大纲的评价。

“没有听到过一句对柳先生不好的评价。”杨小林曾走访过很多中国科学院的老人。在与柳大纲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当中，对他最多的评价便是“好人”。

柳大纲“好”在哪儿？“好”到什么程度？

有人说“从没见过柳先生发脾气，连大声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有人说“他总是平等、民主、和谐、宽容”，有人说“他从不讲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

柳怀祖说，1955年，我国评定第一批学部委员时，父亲两次提出不够资格，恳请从名单上去掉自己。20世纪80年代初，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所中第一批要求退居二线的所领导。

对于中国的化学事业而言，柳大纲最大的“好”莫过于全力推动化学所的发展，又慷慨地让实力雄厚的研究所分家，完成全国化学事业的布局。

1955年至1981年的近30年里，柳大纲先后作为副所长、代所长和所长，筹建和领导化学所的工作。“柳先生总是从全所发展大局出发，统筹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每年的分配经费、人员任用、外事活动安排，从来没有亲疏、好恶之分，从不优待自己的‘领地’，对自己的学生一视同仁。”中国科学院原基础研究局局长钱文藻回忆说。

执掌化学所期间，柳大纲确定了“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性研究所”的原则。知情人士都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历经多次分所、认为化学所要办成高分子专业所的意见所作出的回应。

化学所党委书记、研究员范青华表示，柳大纲担任化学所领导期间，在规划研究领域、开拓科研方向、组建研究室组、延聘优秀人才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使得化学所在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学等各个学科领域都得到蓬勃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领导和筹划下，化学所孕育并先后分出了几个专业化学研究所和专业组——感光化学研究所、环境化学研究所、盐湖研究所、上海有机氟研究组以及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柳大纲的做法一度让化学所的科研人员心存顾虑：谁都希望自家研究所不断做大做强，谁都希望把人才和设备留下来。

柳大纲的解释是，“孩子长大了，如果还绑在父母身边，就很难成才。孩子出去了，如果不给他较好的条件，他也一定‘站立’不起来。新的研究所分出去了，化学所才会有更大的空间开拓新的领域。”

他心中装的不只是自己的研究方向，也不只是化学所一家研究所的得失成败，而是整个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布局、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