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一生征战沙场，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在他临终之际，却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不搞遗体告别，骨灰撒进大山。这究竟是怎样一种高风亮节的品质？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他的一生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故事？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他的故乡是山西五台永安村，一个深藏在山谷中的小村落。在年少的岁月里，他深受父母的熏陶，不仅在田间地头的劳作中亲身体验了劳苦大众的艰辛，更在心灵深处种下了人人平等的种子。这种早年的生活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人与人之间应当平等相待，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应享有同等的尊严和权利。
徐向前的父亲，身为秀才，虽家境贫寒却志向高远。他怀揣着读书人的傲骨和自尊，即便在困顿之中，也立志要将儿子培养成材。徐父倾尽全力，供徐向前接受教育，期望他能够出类拔萃，光耀门楣。然而残酷的现实和经济的拮据，迫使徐向前在接受了几年基础教育后，不得不中断了学业。
但徐向前并未因此沉沦，他骨子里透着一股不屈不挠的坚毅与乐观。失学后，他并未选择回家务农，而是走进了一家书店，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对于当时的他来说，“书店”这个词汇虽然陌生，但书中那未知的世界却深深吸引着他。
在繁忙的劳作间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类书籍，尤其是那些与兵法、战略相关的著作，如《史记》、《孙子兵法》以及《五虎平西南》等。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他的内心世界，更为他日后投身军旅，立志报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向前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成功考入了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开始接受更为系统的正规教育。这段时间的学习使他的知识储备更加深厚，也让他有机会站在讲台上，传授知识，引导他人。
可历史的洪流总是滚滚向前，“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震撼了整个中国，也在徐向前年轻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开始深入思考社会的不公与国家的危亡，这些思考促使他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形势的研究。社会主义的理念开始在他的脑海中萌芽，虽然朦胧，却充满了希望。
就在徐向前准备在教育领域深耕细作，培养更多国家栋梁之时，突如其来的解雇通知打破了他的计划。这对于一直顺风顺水、自尊心极强的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不过命运的转折往往就隐藏在挫折之中。当他得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正在招生时，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既然教育救国之路暂时受阻，那么投身军旅，用枪杆子捍卫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同样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于是，在1924年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徐向前怀揣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毅然报考了广州国民政府在黄埔筹办的军校。而在军校的学习生活中，他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开始了自己崭新的政治生涯。
两年后，随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成立，徐向前又获得了前往武汉深造的机会。当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充满革命气息的土地时，就被街头巷尾那激昂的口号和热情洋溢的群众所感染。“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标语随处可见，群众们聚集在一起高呼口号、振臂高呼的场景深深地震撼了他。
在武汉的这段时期，徐向前周围汇聚了众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人士，这样的环境使得他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共产主义思想。尽管他一度坚称自己“绝不做跨党分子”，并对三民主义持有深厚的信仰，但随着对列宁著作的研读和对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的目睹，他内心所信奉的革命理念开始动摇。在国共两党分道扬镳的关键时刻，他最终选择了听从内心的召唤，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这一决定，意味着徐向前与过去在国民党中的生活彻底告别。特别是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他深感悲痛，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与反动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南昌起义的烽火点燃了革命的烈焰，徐向前历经辗转，最终抵达广州，投身于广州起义的洪流之中。
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工人赤卫队联队的队长，然而谁也没能预见到，这位看似平凡的红军将士，竟会在短短一年后崛起为红四师的师长，更在日后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1929年，徐向前奉命前往鄂豫皖根据地，领导着几百人的队伍展开了游击战争。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巧妙运用“避其锋芒，击其惰归”的策略，成功取得了“罗李会剿”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鼓舞了士气，也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艺术。
此后，徐向前继续沿用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相继粉碎了“鄂豫会剿”和“徐夏会剿”，充分展示了他在革命道路上的巨大作用。他的指挥才能和战略眼光，为红军连续挫败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为扩大武装割据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向前对军事的热爱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贯穿于他的日常工作之中。在担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重要职位期间，他与戴克敏等人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对鄂豫边地区的战斗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份决议案不仅为红军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建军作战原则，更推动了鄂豫边红军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发展，标志着徐向前的军事思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1930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改编。这次改编标志着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从游击红军向正规红军的战略性转变。徐向前作为改编后的红四军参谋长、军长，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他带领着红四军英勇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展现了他出色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
在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眼中，徐向前是一位胆识过人、谋略超群的杰出指挥员。他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险，出现在最危急、最艰巨的战斗任务之中。特战员们常常劝他离开前沿阵地以策安全，然而他却总是笑着说：“前沿阵地才是最好的指挥所，只有靠近战场才能看得清敌情、把握战机。”这种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晚年时期，徐向前对自己在红四军时期取得胜利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他认为在战争问题上要摒弃机械论和教条主义，灵活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原则来指导实践。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是他一生军事生涯的宝贵财富。
回顾徐向前的作战经历不难发现，他始终保持着对游击战、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他善于从每次战斗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的军事理论体系，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向前再次肩负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在晋东南根据地游击战争中，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共同研究游击战术，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作战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验证，充分显示了徐向前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厚的战略底蕴。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元帅虽然身居总参谋长之高位，但因健康状况欠佳，多数时间都在休养调整。这段时间里，总参谋部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副总长聂荣臻在主持。但即便在休养中，徐向前元帅也并未完全放下工作。他曾率领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远赴苏联进行访问，这次访问不仅加深了中苏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交流，更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徐向前元帅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这是对他卓越军事才能和长期革命贡献的充分肯定。他的军事智慧和领导能力，早已在军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敬。
时光荏苒，到了1969年夏天，徐向前元帅受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与聂荣臻等人一同深入研究国际形势，为外交政策提供了富有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他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随着岁月的流逝，徐向前元帅在1983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继续为国家的军事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人民军队建设方面，徐向前元帅始终秉持着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他坚信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并主张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些理念不仅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徐向前元帅不仅在军事理论上有着深厚的造诣，还提出了许多富有实效的建议。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无疑成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徐帅依然坚守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从不因地位的提升而改变自己的初心，始终保持着一名革命家的本色。据他的儿子徐小岩回忆，徐帅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节俭，不允许家人占用公家的任何资源。
尽管政府为他配备了专车和警卫，但徐小岩上学时仍然选择乘坐公交车。家里的住所虽然简陋，但每当有人提议更换时，徐帅总是坚决拒绝。 在徐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老革命家勤劳朴素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更贯穿于他的整个军事生涯。因此，他被人尊称为“布衣元帅”，这一称号无疑是对他品质的最好诠释。
然而岁月不饶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帅的身体状况开始下滑，旧伤频繁发作，医院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1990年6月，徐帅的肺结核再次复发。在前往医院之前，他深情地回望了那个他住了近30年的家，对夫人说：“这次离开，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尽管他曾多次挺过病痛的折磨，但这次，病情却愈发严重。
徐帅病重的消息传到了老战友李先念的耳中。他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匆匆赶到医院探望。由于徐帅当时住在无菌病房，李先念只能在窗外默默地看着他。虽然病重使得徐帅全身浮肿，但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仿佛在告诉老战友：“我没事，你放心。”这一幕让李先念心痛不已，他没想到，这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面。
在徐帅去世后，他的家人向中央转达了他的三个遗愿。第一：不办追悼会； 第二：不搞遗体告别； 第三：将他的骨灰撒在祁连山、大别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等他战斗过的地方。
这些遗愿体现了他对国家和军队的深厚情感，也彰显了他一生简朴、不张扬的个性。但中央没有全部满足他的遗愿，而是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会，以此表达对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敬意和缅怀。不过徐帅的骨灰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另一部分则被撒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让他的英灵永远与战友们相伴长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