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史掌故王

编辑|历史掌故王

●○前言○●

尽管花鼓灯艺术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对于花鼓灯舞蹈服饰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些服饰不仅通过外在形式深刻地反映了沿淮地区民间审美心理的倾向，还特别强调了花鼓灯舞蹈的独特风格特征。

我们旨在通过田野调查，运用艺术符号学和象征理论来解释花鼓灯服饰中的戏曲元素，我们采用“通过仪式”理论来解释女性角色服装中所传达的盛装风格背后的生命重要符号。

利用功能理论来解释民俗装饰背后的心理需求；并运用文化变迁理论来分析花鼓灯服饰的历史演变。此外，我们还首次提出了现代花鼓灯舞蹈服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以期弥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花鼓灯舞蹈服饰的早期样式○●

花鼓灯最初具有祭祀和仪式性质，其服装反映了浓厚的仪式规范。明末清初，花鼓灯舞蹈服饰作为艺术设计开始，逐渐强调艺术观赏性，引入情节和角色个性，丰富了款式、色彩、面料和装饰，具有明显的角色特点。

与其他民间舞蹈一样，最初，花鼓灯舞蹈演员需要自备服装，在表演之前挑选最华丽的衣物穿上，这种服饰搭配要求在花鼓灯舞蹈中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由于传统观念中认为民间最华丽的服装通常是婚嫁或节日礼服，因此最初的花鼓灯舞蹈服饰在款式、色彩、面料和装饰方面都遵循了传统的盛装风格。

盛装风格的舞蹈服装是花鼓灯舞蹈与其他民俗舞蹈区分的重要特征，它既迎合了传统的装饰审美口味，又以一种生活重要符号的方式示意着花鼓灯舞蹈的仪式性传承。

例如，女角腊花的服饰最初在色彩设计上强调穿红戴绿的喜庆标准，明显体现了传统婚嫁礼服的风格。至今，红色和绿色仍然是花鼓灯舞蹈服饰的主要颜色。

特别是在颍上地区，花鼓灯舞蹈服饰更加严格地继承了传统样式，女角腊花的着装与当时女性出嫁时的着装几乎一致。这种长款彩裙透露出传统的喜庆和内涵，这一特征与怀远、凤台等地区的花鼓灯舞蹈服装有明显区别，后者更多地吸收了现代服装的特点。

这也可能是因为怀远和凤台地区距离较近，表演者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加上当地花鼓灯舞蹈的传播意识较浓，因此服饰和表演效果更多地吸收了现代艺术的娱乐性特征。而颍上地区的表演则更加注重严谨和原生态。

●○花鼓灯舞蹈服饰的中期样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运动，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崭露头角，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思想的兴起。

影响下，包括花鼓灯舞蹈在内的传统文化开始转变，也是花鼓灯舞蹈服饰演变的重要时刻。怀远、凤台等地因吸收不同文化而变化大，颍上县相对保留了早期花鼓灯艺术风格。

不久之后，两淮地区掀起了一轮花鼓灯表演的高潮。当时，每逢节庆，茅仙洞、四顶山、赵家孤堆等地都是花鼓灯表演团体的聚会和竞演场所。

各个花鼓灯团伴随着锣鼓声，挥舞彩旗，举着伞，鼓着架子扛着腊花，一边唱歌一边进入表演场地，以其独特的多样化表演风格、高超的技艺和富有装饰性的服饰娱乐观众。

在尚塘集一次名为“抵灯”的活动中，40多个花鼓灯团连续演出了四天四夜，有400多名花鼓灯艺人参加了演出。

在这段时间里，腊花去掉了“衬子”（绑在脚上的道具），舞蹈步法从过去的碎小的“咯噔步”和“软步”发展到了“上山步”、“脚跟梗步”、“大起步”等大幅度的动作。服装也从原来的宽边大袖清代装束转变为更加时尚的服装。

这次被记录的“抵灯”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当专程前往凤阳尚唐集进行更深入的田野调查时，研究小组却发现当地居民早已忘记了这一事件，甚至对花鼓灯本身也感到相当陌生，这令人失望的同时也让人感叹现代花鼓灯传承的衰微趋势以及这类研究的紧迫性。

通过分析总结各种文献和图片记载，发现在那个花鼓灯表演的鼎盛时期，表演形式和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

包括抢手绢、抢板凳等带有生动故事情节以及以刻画人物性格为特点的花鼓灯舞蹈也在那个时候出现。当时的花鼓灯舞蹈服饰虽然在色彩上带有些许节日盛装的喜庆色彩，但在服装样式和装饰上更加注重日常化，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花鼓灯舞蹈服饰的现代样式○●

解放后，花鼓灯艺人们在业余时间编演歌舞，庆祝国家解放，歌颂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治淮和抗美援朝。政府高度重视民族艺术，花鼓灯舞蹈服饰的设计逐渐多样化。

专业团体着重专业化以满足现代舞台表演需求，同时，民间舞蹈更注重娱乐，进入多元成熟阶段。作者考察风台花鼓灯，凤台县的李兆叶等艺人在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表演，赢得中央歌舞团专家的赞誉，此后，各地专业团体邀请他们传授技艺。

标志性节目《小场》和《大场》被拍成电影，成为影片《民间歌舞》中的精彩节目之一，从此花鼓灯舞蹈传播至全国。

之后，凤台县培养了第一代花鼓灯女演员，如纪美英、郭廷英等，改变了过去由男演员扮演的女角腊花，从根本上改变了花鼓灯女角服饰的穿着效果，为以后各种现代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有了妇女的参与，花鼓灯舞蹈的参与基础得以扩大，一方面迅速发展为以舞台表演为主的表演性舞剧、歌舞剧以及舞蹈作品，另一方面成为人民群众娱乐性和锻炼性的舞蹈。

前者浓缩并符号化了花鼓灯舞蹈的民俗审美元素，后者更多地融合了现代百姓的生活审美体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花鼓灯表演形式为基础的、综合性的舞蹈样式。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灯班，以及传统风格的花鼓灯婚庆商业组织，它们的花鼓灯舞蹈表演主要以传承为主，以满足人们怀旧的情感，因此舞蹈形式较少创新，服饰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相对应于以上两种主要的花鼓灯舞蹈的转变路径，其舞蹈服饰设计也形成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分化。

作为舞台表演的花鼓灯舞蹈服饰，在专业设计师的精心修饰下，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其传统服饰特征被符号化地进行解构和重组，强化了民族性和装饰性的审美元素，与此同时舞蹈中的生活化样式也逐渐消解。

作为日常娱乐与锻炼的花鼓灯舞蹈，其服饰展现出更多的生活化与随意性，许多爱好者在一位舞蹈教师的带领下自演自娱，穿着自己日常的民族风格服装，仅仅手握折扇或帕巾作为花鼓灯标志性的饰物，他们继承了花鼓灯舞蹈更加生动的民俗与生活内涵。

然而其服饰设计的随意性也弱化了花鼓灯舞蹈服饰的特征。总体来看，两种花鼓灯舞蹈的传承方式各有侧重，继承和发扬了花鼓灯舞蹈的审美性与民俗生活性，在服饰设计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

●○结语○●

花鼓灯舞蹈服饰在传承中展现了多样性，不同的传承路径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无论是专业舞台表演还是日常娱乐，都在不同层面上丰富了花鼓灯舞蹈的内涵。

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传承与娱乐价值将继续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发展演变，为我们提供了探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有趣范例。通过对花鼓灯舞蹈服饰的研究，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传承与个体创新的平衡。

●○参考文献○●

[1]淮河流域(安徽段)花鼓灯传承与分析[J]，于琪玥，戏剧之家。

[2]安徽花鼓灯舞蹈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探析[D]，尹晶漪，辽宁师范大学。

[3]安徽花鼓灯舞蹈表演风格[J]，廖盼文，艺术大观。

[4]花鼓灯舞蹈审美与传承研究[J]，吴尚，大众文艺。

[5]花鼓灯舞服与泗州戏服之比较[J]，胡蝶，开封教育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