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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探史纪闻

编辑|探史纪闻

——【·前言·】——

著名的独立派人士约翰·亚当斯出于律师的职业良心，在波士顿惨案发生后曾为英军士兵辩护，然而不久却加入了独立阵营。

殖民地的精英人士在当时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用匿名在报纸或小册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

农民人口占殖民地总人口的90%左右，因此农民的立场对于美国独立来说显得格外重要。

但从实际层面上来说，农民与殖民地独立之间的关联似乎并不大。

反对英国的呼声与动力主要存在城镇中，那里有政治家、议会等成熟的政治体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发达的宣传媒介，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英国军队。

对于英国的政策更为敏感;而广大的乡村地区相比之下不仅远离“是非之地”，而且英国的政策对农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他们不怎么喝茶，也不看报，税收的增加对生活影响不大。

而且内陆地区的居民对滨海诸省长期以来心存不满，认为他们是“诸多麻烦的源头”，再加之乡村地区落后的因素，爱国者在农民中并没有取得太多的支持。

——【·效忠派·】——

效忠派也面临着同样的窘迫，如果说多数农民对美国独立持中立态度，那么剩下的农民中，选择支持独立的人可能会比站在英国一方的多。

效忠派的保守主义思想与乡村的“平等精神”并不相符，而且效忠派的思想主张对贫苦的农民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不同的宗教信仰对阵营的选择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人们来到美洲殖民地是为了追求自由和财富，建立理想中的“山巅之城”，殖民地的宗教宽容政策使得若干宗教在此得以发展。

英国国教会(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与英国有着特殊的联系，他们是对英王最忠诚的团体。

自亨利八世改革以来，英王己成为教会的最高首领，而且所有神职人员必须宣誓效忠英王，高级神职人员则由英王直接任命，低级神职人员则由业主选定，由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发放薪金。

殖民地的国教会神职人员一般出生于英国本土，对英王存在着传统的敬畏和情感。

但也有少数神职人员例外，如马萨诸塞的爱德华·巴斯、新泽西的罗伯特·布莱克维尔等，他们放弃自己的职位，投身于殖民地独立的事业中。

卫理派对殖民地的独立持中立立场，对于双方的争斗置之度外，但也因这种消极的态度被爱国者归于效忠派之列。

而且卫理派反对奴隶制，认为使用奴隶是不道德的，这种信条也使得卫公理会招致许多敌人。

贵格派的教徒大部分也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贵格派教徒宣称废除国王和政府是上帝的特权，普通人无权这样做，他们对独立的种种措施深恶痛绝。”

因此，即使贵格派强烈地谴责英国的某些措施，他们也不会放弃效忠英王或反抗政府。

况且他们当中的一些领导者与英国保持着商业联系，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他们也不会支持独立。

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及其教徒是效忠英王的，因为“服从最高权威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牧师们也宣称，“每一种邪恶的、不顾一切的反抗意叛，不仅是对世俗君主的背叛，也是对上帝的背叛。”

由于长期以来长老会受到英国国教的压制，大多数长老会信徒选择支持独立以谋求宗教自由，加尔文教的教徒也选择爱国者阵营，但无论哪一个宗派，其中都会有意见分歧，因追求迥异而选择不同的阵营。

从以上的划分可以看出，效忠派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群体，更不是传统认知所谓的统治阶级保守派。

殖民地的各行各业都有效忠派的存在，从下到上整个殖民地社会都因选择的分歧被分成三个部分:爱国者、中立者、保守派。

这其中中立者无疑是占比例最多的，但中立态度对于爱国者的帮助其实是最大的，中立意味着减少对爱国者独立道路上的阻碍，对效忠派来说则是力量的变相削弱。

而且，随着战争进程以及爱国者对殖民地的掌控加强，越来越多的中立者被迫宣誓效忠美国，加入爱国者的阵营。

——【·宗教信条·】——

如果一个人的言论，宗教信条或者与人的关系有同情托利党人(效忠派)的嫌疑，他就必须清楚向民众表示他对独立事业的忠诚。

咨殖民地对于独立的意见分歧不仅使得社会出现巨大的分化，很多家庭也因为立场的不同破裂了。

最为著名的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及其子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Franklin)之间的分歧。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著名的爱国者领导人之一，其子威廉·富兰克林则是新泽西殖民地的总督。

在独立战争期间，父子两人并没有统一政治立场，其分歧也导致了日后两人关系的破裂。

由于威廉在独立期间坚持效忠英王，他于1776年6月被爱国者投入到了监狱之中，直到1778年10月才被释放。

在此期间，本杰明·富兰克林并没有因为亲情而帮助他，甚至在此期间断绝了与他的联系。

当这名前殖民地总督获得自由时，他继续效忠英王并成为效忠派的领导人之一。

独立战争结束之前，为了躲避爱国者的迫害，他乘船来到了英国。

1784年，威廉在给他的父亲的信中提到，他并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以对国王的义务及对国家的责任为出发点的”。

在殖民地内部斗争中，爱国者最终凭借自己出色的组织和宣传能力，在各个殖民地建立起绝对的优势，所有效忠派及有亲英倾向的人都被认为是殖民地的叛徒，遭受爱国者的打击和普通民众的排斥。

而效忠派由于种种原因在独立期间并没有发挥其自身的真正作用。

其一，效忠派的组织涣散，各个殖民地的效忠派并没有建立起统一有效的组织机构，没有出色的领导人来凝聚效忠派的力量。

而反观爱国者，他们在殖民地不仅在各地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委员会，并且各殖民地协调处理事务，向大陆会议派出代表，统一军事指挥，使得各个方面有序而高效率。

同时他们还有出色的领导人，如约翰·亚当斯、乔治·华盛顿等等，这些领导者在独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英军对效忠派的重视不够。

效忠派作为殖民地人民，更加了解爱国者，而英军的部分军官盲目自大，不听从效忠派的建议，并且对于他们提供的情报嗤之以鼻，导致了在很多战役损失了大量的优秀军事力量。

而且效忠派军团大多只是英军的辅助力量，并没有发挥出其真正的战斗力。

其三，效忠派在宣传方面做得不够好，加之在战斗中经常性的掠夺普通民众，使得人们深恶痛绝。

而革命派则控制了殖民地的宣传机器，不仅切断效忠派的宣传媒介，丑化效忠派及英军，而且大力宣传革命思想。

在革命后期，越来越多的民众抛弃了“敬畏上帝，尊敬国王”这种传统的思想，加入到爱国者的阵营。

——【·效忠派·】——

约瑟夫·盖洛韦是宾夕法尼亚著名的效忠派，其在第一次大陆会议上提出配英美联盟计划是自身意志的诉求，也是众多效忠派观点中最具代表性之一。

盖洛韦出生在马里兰一个富裕的家庭中，1775年当选为宾夕法尼亚殖民翅议会议员，并且很快便与威廉·富兰克林和清教徒党派联盟。

虽然盖洛韦本人并不是清教徒，但是与佩恩家族、长老派相比，其哲学观念及思想意识更倾向于债格派。

在贵格派中，其能力和“野心”急速增长，到1760年中期，盖洛韦己组成为领袖人物。

1765年，英国议会颁布《印花税法案》，对殖民地的多种印刷品征税，此举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

这种行为引起了盖洛韦的忧虑，“他警告他的同胞这种反抗措施带有叛乱色彩，并且宣称，如果这种行为不得到制止，英国议会将会采取武力镇压他们。”

这次事件不仅第一次表现出盖洛韦明显的效忠派倾向，也第一次表达出他对殖民地叛乱的担忧。

1766年1月13日，盖洛韦写信给富兰克林道:……美国人民如此激动以至于到了要叛乱的地步·一美国的印刷商己经联合起来，印刷各种煽动性的小册子……

人们开始相信最荒谬的事情，他们的热情被煽动，对母国表现出强烈的愤怒……”

1766年2月虽然议会取消了《印花税法案》，殖民地的狂热暂时平息下去，但盖洛韦相信，殖民地仍然存在很多坚持要与母国分离的人，他们聚集起来共谋实现这一计划。

在盖洛韦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对这些“卑鄙的少数派”充满担心与忧虑。

1767年盖洛韦当选为宾夕法尼亚议会的议长，从而达到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至高点。

而在唐森德税法(TownshendActs)颁布实施以后，盖洛韦很快就卷入英美两国的政治斗争中。

到了1770年，盖洛韦会发现自己己经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仍然坚信革命的阴谋论;另一方面，他担心英国议会在政治上的不作为依然会导致殖民地剧变。

——【·结论·】——

盖洛韦声称，正是因为英国政府拒绝做出改革的让步，使得许多殖民地人民逐渐丧失了对它的信心。

盖洛韦预测，除非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做出某些改变，否则己不稳定的联盟最终会瓦解崩溃。

1770年6月21日，盖洛韦写信给富兰克林道:“(英国)政府错误地认为，出于情感或利益的原因，英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将会继续保持下去。

实际上，如果政府不做出改变，局面将会继续恶化下去。”

盖洛韦本人极力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出现，因此为了双方能够达成一致，他提出了一个折衷性的建议，设法不让两种极端的情况出现，既让英国政府做出改变，又不会让殖民地因追求自由而爆发革命。

盖洛韦尝试着对以往的英美关系进行改进，希冀以此来调和双方破裂的关系，从而达成新的联盟。

如同其他效忠派一样，盖洛韦将殖民地的叛乱主因归结于殖民地的政治结构的不完善。

他强调，“殖民地的政府需要仿照英国的政治框架来构造”。

1774年9月28日，盖洛韦作为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英美联盟计划。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