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陈寅恪：逃难香港，拒绝投降，晚年双目失明，79岁病逝
1938年的香港，一位衣衫褴褛的学者正在街头踽踽独行。他的右眼已完全失明，左眼也即将看不见光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几近失明的学者，面对日本军方的高额军票诱惑，面对伪政权的千金利诱，却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他带着一家老小在香港艰难度日，甚至曾经挨饿三天。这位学者就是陈寅恪，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国学大师。他的人生轨迹，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光影；他的坚守与抉择，诠释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与担当。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位几近失明的学者，在穷途末路之际依然保持如此坚定的立场？
一、家国之殇（1927-1937）
1927年6月2日，燕园的晨露未干。王国维的最后一次散步，止于颐和园的昆明湖畔。这位精通甲骨文的通儒，在前一天深夜还造访了清华园西院36号陈寅恪的寓所。
两人谈了什么，无人知晓。次日清晨，王国维便选择了在昆明湖畔投水。救援人员赶到时，他的头颅已深深插入湖底的淤泥中。
这一年的北伐军，正势如破竹般向北挺进。在这个剧变的时代，不仅是王国维，叶德辉、王葆心等多位旧式大儒也相继离世。他们或服毒，或投水，以死明志。
1929年1月，又一个噩耗传来。梁启超因一次手术意外永远离开了人世。这位同在清华国学院任教的同僚，曾极力推荐陈寅恪入职清华。
在协和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误切，留下病变的左肾。这场医疗事故本可获得巨额赔偿，但为了支持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梁启超拒绝了一切补偿要求。
他的学生徐志摩闻讯后怒不可遏，连发数篇文章抨击协和医院。然而梁启超却亲自撰文为医院开脱，希望用自己的牺牲为＂赛先生＂在中国的传播铺路。
这一切发生在蒋介石击败奉系军阀、入主北平之后不久。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的两位，就这样相继离世。
1937年，噩耗再次降临。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北平病逝。这位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老人，对国事忧心如焚。自＂九一八＂事变后，他常在梦中惊呼＂杀日本人＂，声震四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三立的病情每况愈下。他拒绝进食药汤，整日只关心战事。家人不得不编造捷报，哄他服药。但收效甚微。
9月14日，在北平沦陷一个半月后，陈三立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着陈寅恪的手，询问马厂战况是否属实。这个问题，永远没有得到回答。
此时的清华园内，已能听见零星的枪声。日军开始在校园张贴布告，邀请陈寅恪赴宴。而他的右眼，也在这个时候突发视网膜脱落。
医生建议即刻手术，但这意味着要在沦陷区停留数月。面对这样的抉择，陈寅恪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做出了决定。
1937年11月3日的清晨，寒风刺骨。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此时的陈寅恪，已经47岁。
二、逃亡之路（1937-1938）
从北平到天津的这趟列车，挤满了逃难的人群。陈寅恪一家五口，只能在过道上站立。最小的女儿美延才四个月大，在母亲怀中啼哭不止。
临行前，陈寅恪将自己的藏书分作两批。一批随身携带，另一批打包邮寄往湖南老家。这些书籍，是他二十年来搜集的珍本。后来，送往湖南的那批书籍在长沙大火中化为灰烬。
列车抵达天津后，一家人又辗转搭乘多趟车次。从青岛到济南，再到徐州、郑州、汉口。每到一处，都能听到日军推进的消息。
这段旅程走走停停，历时半月有余。11月20日深夜，他们终于抵达长沙。然而，这里并非终点。当月，太原、上海、苏州相继沦陷。一个月后，日军攻占南京，展开了长达六周的大屠杀。
在长沙，陈寅恪遇到了同样南逃的北大教授汤用彤。两位学者在仓促间商议去向，决定一同前往昆明。1938年1月，他们带着家人踏上了去往云南的路。
这段路程更为艰辛。从长沙到贵阳，再到昆明，沿途多是山路。陈寅恪的右眼几乎失明，走路需要搀扶。三个年幼的女儿，大的要照顾小的。
到达昆明后，陈寅恪暂住在北市街一间简陋的房子里。这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已在此地组建西南联大。校方多次邀请他前往任教，但他坚持要去香港。
在昆明停留三个月后，陈寅恪一家又启程南下。途经越南河内，再转道香港。这条路线虽然迂回，却是当时最安全的逃难路线。
1938年夏，他们终于抵达香港。此时的香港，已聚集了众多南下的文人学者。陈寅恪在九龙一间狭小的公寓安顿下来。
然而，这些日子里，他的左眼视力也开始急剧下降。香港的眼科医生诊断，这是长期奔波、营养不良导致的并发症。但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充足的条件进行治疗。
更令人担忧的是，此时的香港物价飞涨。陈寅恪带出北平的积蓄所剩无几。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变卖随身携带的部分藏书。那些他曾视若珍宝的典籍，一本本流入了香港的旧书肆。
1938年秋，一位日本派来的说客找到陈寅恪，提出优厚条件邀请他回北平任教。对方开出的月薪，足够全家衣食无忧。但这位已经几近失明的学者，只说了一句话：＂贫贱不能移。＂
说客离开后，陈寅恪在香港的寓所里写下了那首《南湖即景》。诗中＂北归端恐待来生＂一句，道尽了他此时的心境。
三、精神堡垒（1938-1942）
日军的说客走后，更多的诱惑接踵而至。汪精卫政权派人送来了一张百万军票，附带一封邀请信。信中称，只要陈寅恪愿意出任伪政府的教育部顾问，这笔钱就是他的。
当时的香港，一碗馄饨要价八元。陈寅恪一家常常三餐不继，有时连买米的钱都要东挪西借。然而，这位几近失明的学者却将军票退回，并在信封上写下四个字：＂为富不仁＂。
1939年春，傅斯年从昆明专程来访。他带来了西南联大的再次邀请。这一次，陈寅恪答应了。在傅斯年的陪同下，他重返昆明，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
在昆明的讲堂上，陈寅恪开设了＂隋唐制度史＂课程。由于双目失明，他完全靠记忆授课。每次上课，都需要学生搀扶着走上讲台。但他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听课者不仅有历史系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师生。
1940年，在昆明的一间简陋书房里，陈寅恪口述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部开创性的著作，首次系统阐述了隋唐制度与北朝鲜卑文化的关系。为了校对这部书稿，他的夫人唐筼要反复朗读原文，而他则全凭记忆指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同年，他还在研究佛教东传史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通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文献的对照，他考证出鸠摩罗什翻译的《成实论》中的讹误。这一发现震动了学界，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佛教传播路线的新研究。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陈寅恪与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傅斯年听说陈家生活困难时，总会设法提供帮助。有一次，他甚至将自己的一个月薪水都寄给了陈寅恪。
1941年秋，陈寅恪接到了燕京大学的聘书。聘书上的待遇优厚，足以解决家庭困境。但当他得知燕京大学已被日方控制时，立即将聘书退回。
同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陈寅恪却在此时提出要返回香港。同事们都劝他留在昆明，但他只说：＂我必须回去。＂
临行前，他将自己在昆明期间完成的所有手稿都交给了傅斯年保管。这些手稿后来成为了他最重要的学术遗产。
1942年初，在同事们的极力挽留下，陈寅恪还是带着全家踏上了返回香港的路。此时的他，已经完全看不见路。但他坚持要回到那个即将陷入战火的城市，因为他的岳父母和其他亲人都在那里。
在离开昆明的前夜，他口述了一首诗：＂乱离常事君休说，刚被狂歌感夕阳。＂
四、坚守香港（1942-1949）
1942年2月，陈寅恪一家重返香港时，这座城市已经笼罩在日军的炮火之下。他们在九龙塘一处狭小的公寓安顿下来，与岳父母一家挤住在一起。
日军占领香港后，物资奇缺。一家人经常以粥果腹，有时甚至连盐都买不起。陈寅恪将最后几本珍贵的藏书变卖，才勉强维持了几个月的生计。
1943年春天，一位日本学者登门拜访。这位学者曾在欧洲留学时研读过陈寅恪的论文，专程带来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希望陈寅恪到日本帝国学士院做研究，待遇从优。
当时的香港，每天都有人死于饥饿。陈寅恪的大女儿已经开始发烧，全家只能用凉水给她物理降温。但面对这份邀请，陈寅恪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中国人。＂
1944年的香港，已经成为一座孤岛。粮食配给制度下，每人每月只能得到几斤米。陈寅恪的二女儿因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但他们连买鱼肝油的钱都没有。
这一年，陈家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有一次，全家整整三天没有吃上一粒米。陈寅恪的夫人唐筼不得不到街上捡拾花生壳，煮水给孩子们充饥。
就在这样的困境中，陈寅恪仍然坚持学术研究。他让夫人为他朗读各种文献，用蝇头小楷记录他口述的内容。在煤油灯下，这对夫妻常常工作到深夜。
1945年8月，香港光复。但陈家的困境并未结束。战后的香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陈寅恪接到了多所大学的聘书，包括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
1946年，在权衡再三后，陈寅恪决定接受中山大学的邀请。但他坚持要等到香港局势完全稳定后才动身。这一等，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里，他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的大部分写作工作。每天，他都要求夫人反复朗读史料，有时一个细节要推敲数日。这本后来被称为＂史学双绝＂的著作，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
1948年，国共内战局势日趋紧张。许多学者纷纷选择去向。有人南下香港，有人北上延安，也有人选择赴美。陈寅恪却始终留在香港，直到1949年初才动身前往广州。
临行前，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信中提到哈佛大学愿意为他提供一个研究职位。但陈寅恪只在信上写了一句回复：＂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香港的最后一个晚上，他让夫人记下了一首诗：＂乱世飘蓬走不休，江南江北一归休。敢言此地非吾土，已有慈亲骨此丘。＂
五、广州岁月（1949-1969）
1949年春，陈寅恪抵达广州时，中山大学为他安排了一间位于康乐园的住所。这座两层楼的小楼，成为了他人生最后二十年的栖身之所。
初到广州时，陈寅恪每周仍坚持授课。虽然完全失明，但他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他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吸引了许多外系的学生旁听。一位学生记录道，陈先生引用的典籍，往往能够精确到卷数页码。
1950年秋，陈寅恪完成了《白居易诗研究》的口述。这部著作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首次将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多个维度纳入诗歌研究。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的夫人唐筼整整记录了三个月。
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许多老教授被调往其他学校，但陈寅恪因病情原因留在了中山大学。这一年，他开始着手整理《韦庄集》。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他让夫人将整部文集反复朗读，逐字订正。
1954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了唐筼。作为陈寅恪的＂眼睛＂，她已经二十多年没有间断过为丈夫朗读和记录。生病期间，她仍坚持每天工作四小时。这一年，他们完成了《韦庄集笺注》的初稿。
1957年，学术界的风向突变。一些年轻学者开始批评旧学术传统，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也受到质疑。但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研究的习惯，这一年完成了《论韦庄》和《王右丞诗笺释》两部著作。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校园里的学术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陈寅恪的课程被取消，但他仍然坚持在家中进行研究。这一年，他开始整理早年的梵文研究资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康乐园的小楼外常常传来喇叭声和口号声。陈寅恪的藏书被没收，但他仍然坚持口述研究。这期间，他完成了《寒柳堂集》的大部分内容。
1969年初，陈寅恪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一天，他让夫人取来纸笔，口述了最后一首诗：＂浮生着甚苦奔忙，万事空花一梦长。痴眼不曾轻世界，皮皴原为读书伤。＂
同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病逝。临终前，他要求将自己的全部手稿交给中山大学图书馆保存。这些手稿中，有许多未完成的研究，包括他晚年整理的《敦煌曲子词》残稿。
在康乐园的小楼里，人们发现了一个装满纸条的木箱。那是二十年来，唐筼记录下的陈寅恪的口述资料。每一张纸条上，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这些纸条后来成为整理陈寅恪遗著的重要依据。
陈寅恪的追悼会很简单。按照他生前的要求，骨灰被安葬在康乐园的一棵榕树下。墓碑上只刻了四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