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拐卖儿童案，主角便是余华英。她的罪行不仅给无数个家庭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痛，也引发了社会对拐卖儿童这一恶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从案发到执行死刑，整个司法过程充满了曲折与严谨，本文将从头到尾梳理这一案件的前因后果，充分展现司法的执行过程以及事件整体的发展脉络，并对复审死刑进行总结。
余华英，1963年出生于云南，后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并育有一女。1992年，王加文因涉嫌盗窃被抓，余华英为了生计开始外出打工，并结识了龚显良。两人同居期间，生下一个男孩。然而，生活的拮据让他们走上了不归路。1993年，余华英和龚显良为了换取钱财，竟然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5000元的价格卖到了河北邯郸，这成为他们拐卖儿童罪恶之旅的起点。
1993年至1996年期间，余华英与龚显良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作案，通过租住房屋、熟悉当地环境，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他们共作案八起，将11名儿童拐带至河北邯郸，通过中间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这些被拐卖的儿童中，有5对是一起被拐走的兄弟或兄妹，他们的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二、首次抓捕与服刑余华英的罪行并未立即被揭露。直到2004年，她因拐卖儿童在云南被抓，与丈夫王加文隐瞒真实身份，以假身份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然而，在服刑期间，她获得了减刑，于2009年提前释放。
三、再犯与再次抓捕出狱后的余华英并未痛改前非，反而继续从事拐卖儿童的勾当。2022年6月6日，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对杨妞花被拐卖一案立案调查。经过侦查，警方发现余华英有重大作案嫌疑。2022年6月30日，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结束了她长达数十年的拐卖儿童生涯。
四、一审与上诉2023年7月1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一案。2023年9月18日，一审宣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认为量刑过重。
五、二审与发回重审2023年11月2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然而，二审庭审后，检察机关提出发现余华英有漏罪未处理，建议发回重审。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了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
六、重审一审与再次上诉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经过补充侦查，检方指控余华英涉嫌拐卖其他6名儿童，包括其与丈夫王加文拐卖的2名儿童，使得余华英拐卖儿童的数量增至17人。2024年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决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认为自己在犯罪中处于从犯地位，龚显良和王加文才是主犯。
七、重审二审与死刑核准2024年12月19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宣判。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庭作出裁定，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余华英死刑。2025年2月2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余华英执行死刑，检察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在执行死刑前，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安排余华英会见了近亲属，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法权利。
八、复审死刑的总结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的复审过程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的公正与严谨。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发回重审，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了法定程序，确保了案件的公正处理。特别是在发回重审过程中，法院对余华英的犯罪事实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补充侦查，使得案件事实更加清楚、证据更加充分。
复审死刑的裁定不仅是对余华英个人罪行的严厉惩处，更是对拐卖儿童这一恶行的有力震慑。它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无论犯罪行为多么隐蔽、多么久远，法律都将严惩不贷，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同时，余华英案的复审过程也暴露了我国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挑战。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效率和力度。同时，还需要加强对被拐卖儿童及其家庭的救助和心理疏导工作，帮助他们走出阴影，重拾生活的信心。
余华英被执行死刑不仅是对她个人罪行的终结，更是对司法正义的彰显。这一案件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要珍惜生命、尊重法律、共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