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程世才是开国中将中，最有机会竞争开国上将的我军几位高级将领之一。

他18岁参加红一军，当时红一军的军长是许继慎、副军长是徐向前，在这支部队中，程世才每仗必冲锋在前，展示出了强悍善战的军事素质。

李先念曾评价程世才说：“在战场上，程世才气势夺人，身先士卒，一往无前，就像出山的猛虎。”

随着四方面军的不断壮大，程世才也因战功不断晋升，到1933年6月，四方面军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时，程世才已经是红30军90师的政委，成了一名师级干部。当时30军的另外两名政委是王建安和杜义德。

1934年底，程世才升任红30军副军长，35年初程世才升任30军军长，政委则是李先念同志。

在四方面军当过军长的人，有王树声、王宏坤、何畏、余天云、孙玉清、许世友、陈再道，这几位军长中，除了叛变的何畏、早逝的余天云和孙玉清外，王树声是开国大将，王宏坤、陈再道和许世友都是开国上将。

1935年6月，红30军先头部队率先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毛主席在接见李先念、程世才时，对程世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得知程世才当时才23岁时，高兴地握着程世才的手说：“你这个军长很年轻啊。”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把红一军团的李天佑派到30军，担任30军参谋长，协助程世才进行军事指挥。

四方面军北上后，红30军和红5军、红9军共同组成西路军，程世才继续作为30军的军长，参加了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一系列战役。

据徐向前回忆，当时的西路军中，红5军（原红一方面军红5军团）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但实际兵力不足一个师；红9军在古浪战役伤亡严重，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的作战，主要都是靠程世才和李先念领导的30军。

30军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和马家军恶战，又在倪家营子和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40天，给马家军造成了重大杀伤。

倪家营子之后，西路军决定兵分三路突围，王树声率领一路，张荣率领一路，李先念和程世才率领一路，也只有李先念和程世才率领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折抵达了新疆，为革命保留了407名指战员。

这407名指战员被编成一个总支队，接受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和军事培训，有的学习汽车，有的学装甲车，有的学炮兵、无线电、空军、情报学、军医兽医，最终成为了我军培养的第一批特种技术人才。

1938年春，程世才返回延安，在抗大学习一年后，他被任命为晋察冀平西挺进军参谋长，兼12支队司令员，负责协助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开辟平西、平北根据地。

萧克晚年写回忆录，对程世才这位老搭档评价很高，他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军区开会，日寇出动9000多人兵分10路向根据地发起进攻，程世才指挥了这次作战，并且只用了十多天就把敌人打出去了。

“我回到部队，他向我作了详细汇报，使我深感有这样一位责任心强，又有指挥能力的好战友，我们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更有信心了。”

经过两年的坚持，晋察冀平西挺进军不仅在平西站住了脚，还开辟了平北，坚持了冀东，萧克和程世才的名字也因此在冀热察广为人知。他们开辟的根据地，后来改称晋察冀军区第11军分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程世才奉命开赴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6军分区司令员，46年3月又担任了辽南军区司令员，负责南满地区的作战任务。当时辽南军区的政委是肖华，副司令员是罗舜初和曾克林。

46年4月，四平保卫战期间，东总决定成立4支纵队，即后来成为四野主力的一、二、三、六纵队，程世才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罗舜初为政委。

然而，在接下来的四平保卫战中，程世才却因为军事主张和战役配合上的分歧，和林司令员产生了一些矛盾，而这种矛盾和分歧在后来不断扩大，也成了程世才后来被调离三纵的原因之一。

1946年10月，杜聿明调集10万多人，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南满的形势瞬间严峻了起来。

为了坚持南满的领导，东北局派陈云和肖劲光亲自赶到南满领导工作，肖劲光被任命为辽东（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降为副职，但依旧担任3纵司令员和南满前线指挥员。

之后，程世才和4纵司令员胡奇才、副司令员韩先楚等人共同指挥了著名的新开岭战役，开创了东北在一次作战中全歼国军一个师的先例。

新开岭战役是个胜仗，但并不足以彻底改变南满的形势。在接下来的战斗中，3纵由于承担的任务太重，既要防守通化，又要兼顾安东，战线拉得很长，这就造成了分兵把守的被动局面。

这期间，3纵虽然打过一些胜仗，但也大都是消耗仗和击溃仗，无法形成歼灭战，搞得自己陷入疲劳和补给不足的境地。为此，程世才和罗舜初曾遭到四野首长的严厉批评。

11月，东北局下令将3纵和辽南军区的领导机构分开，曾克林被任命为3纵司令员，程世才则专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

随着南满军区来到最艰难的时刻，不少同志对于是否还要坚持南满产生了犹豫。

在七道江会议期间，程世才力主必须坚持南满，南满虽然只是东北的侧面，但作用不可小看，如果南满失败了，敌人将没有后顾之忧的全力进攻南满。

坚持下去，我们的损失可能会很大，甚至很难获胜，但对于全局来说，这些牺牲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

程世才的这番发言，得到了陈云、肖劲光的肯定，帮助东北局确定了著名的“南拉北打，北拉南打”的战略，也成了后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基础。陈云为此曾致电东北局，盛赞程世才“有战略眼光”。

然而，到了1948年8月，程世才却被任命为安东军区司令员，所部仅下辖一个独立支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自此之后，曾经名震川陕、冀热察和南满的程世才便渐渐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这位曾经的四方面军名将，再也未能像当年那样在战场上叱咤风云。

建国后，程世才历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程世才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同时获得三枚一级勋章。

晚年程世才曾撰写多部回忆录，如《悲壮的历程》、《烽火年代》和《万里征程》，其中《悲壮的历程》曾被选为中小学革命教育教材，影响了无数青少年。

1990年11月15日，程世才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