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东拉西扯的微跑题了一番，其实也就是为了阐明东周为何会日渐衰落的一些具体的原因。但本系列文章的主题还是需要抓紧的，所以，依旧还是应该以两座城市为核心来聊。在之前，已经有朋友说写的好像是周历史一样，那也是因为在西周的几百年中，无论是西安与洛阳，还是镐京和雒邑，都始终作为王朝的双中心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进入东周后，由于镐京的“消失”，都城洛阳也就变成了独角戏。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尽可能的一笔带过不做过多陈述，因为毕竟文章主题也就是说两座城市的历史，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一个城市不存在了，那索性就不多聊，主要还是要聊那些同时存在于世时的内容。所以，在之后的文章中，我将不再过多的聊起东周的历代，以及在洛阳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只把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或者说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以及和两座城市发展有直接关联的好好说说就行。
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开始写这一系列的文章，才会特别关注与西安与洛阳这两座城市相关的历史，也才会发现原来之前的了解是多么的狭隘与肤浅。然而，在开始写东周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让我并不太理解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自“平王东迁”之后，原本周王朝的都城镐京就直接“消失”了。这个我在本系列的第廿三篇中已经聊起过，提到了主要是由于平王东迁之后，原来的关中地区已经不再是周王朝的势力范围，直到东周末年秦国的崛起，今天西安的附近区域，也就是“栎阳”才再次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都邑。
但是，东迁的周王室难道一点“打回老家去”的念头都没有？要知道，从后世的历史规律来看，前朝的都城，哪怕破败，也依旧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旧处于新朝版图中非常重要的存在，而且，旧都的名头也是经常会被一些有野心的人充分利用的。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是这样，尤其是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即便在后来历经了众多磨难摧残，也仍然是新政权不容忽视的。可就偏偏在东周时期，已经做了周王朝都城400年的镐京，就是因为一次外族入侵就彻底荒废了。我查了很多资料，在“平王东迁”到秦献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83年，栎阳城才修筑完成。这三百多年时间里，这一块区域甚至都几乎都没有任何一座见规模城市存在的记载。这其间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在查阅了一些能找到的史籍及一些文献之后，似乎发现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真正的导致了在“平王东迁”之后，无论是周王室还是那些曾经忠心于周王室的诸侯国们，都没有真正动心思去思考如何“收复”旧都“镐京”，除了那块地方早就被当做空头支票送给了秦部族作为当初“勤王”的奖励之外，既不好意思，也没能力收回之外，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华夏民族的“国之正统”！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话题该从何说起，因为所牵涉的旁支过于繁杂丰富，索性，咱们还是从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的所在地聊起吧。
很多过于热爱的西安的朋友非常坚定的认为，西周时期的镐京，是先秦时期毫无争议的华夏民族的中心，以至于金文中所记的“宅兹中或”，也必须是也只能是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这个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谁不说咱家乡好。但是，如果用更加客观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在商周时期地理位置明显偏西的“镐京”，显然并不具备作为天下之中的条件。这些内容，我在本系列文章的前几篇中已经有较为详尽的解释，不是说不好，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不合适。所以，“宅兹中或”所指的区域，肯定是在现今河南的区域内，至于是不是现今洛阳的地域，暂时不做过多定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在周王朝建立的初期，周武王将传说中大禹铸就象征天下九州的“九鼎”放在了洛阳。就这一个基本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史实来说，“九鼎”的放置位置，首先绝不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决定，因为直至秦国建立之前，“九鼎”依旧是在洛阳王城之中的；其次，“九鼎”放置位置的选择，也肯定是要为王朝的统治服务的，从法理上讲，其放置的城市就应该是统领天下的都城。但是，由于武王的早逝，倒是给后世增加了一个引起颇多争议的话题，可起码能够证实的是，即便不是唯一的国都，能被周武王钦定放置“九鼎”的洛阳，也必然不是一座通常的城市，自然，更不会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口中的只为关押殷商战犯的“监狱”。
至于那些口舌之争，本文中自然不会多聊。而我想表达的是，以个人的观点看来，即便是在周王朝初期的兴盛时期，“镐京”以及“岐地”、“周原”，都没有被天下以及周王室真正当作可以延绵王室气数的根据地。我在前文中也多次提到过，在西周时期，洛阳的王城与成周都非常稳定，但镐京却多次经历动荡，并且在多位周王在位期间出现过反复的“迁都”情况出现。确实，可以把那些国都得变动解释为行宫，可像镐京那样境遇的，确实从未出现过。
咱们再聊回正统。正统的法理依据源自《春秋》，具体的内容相当的庞大繁杂，只言片语肯定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是从后世众多大儒以及史学家的先后诠释，个人觉得可以大概的把王朝的正统简单的归纳为：是一个有文明、有文化、有传承、有礼仪、符合主流价值观，主要是符合以汉民族为主的华夏民族主观意识形态，且需要占据“天下之中”的大一统王朝。而王朝正统对于历史上频繁的改朝换代来说，最合理的延续方式，就是需要首先承认上一个王朝的政权合理性与“正统”，然后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新政权与旧政权之间产生关联，并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替代理由，最终完成王朝交替。
由于《春秋》的成书年代，文中所讲的“正统”，实际上是从“宗周”算起的。但即便现在还有对夏王朝的是否存在成疑的观点，在对于“商”王朝而言，则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那确实是一个在周王朝之前的一个“庞大”王朝。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也曾经写到过，在清代《尼布楚条约》之前，我国的版图实际上更准确的应该被定义为势力范围。那么，周能够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王朝，很自然就是从被他击败的商王朝那里继承了原有的势力版图。再加上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周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延续并发扬了商王朝的“封建制”，所以，如果周王室想让天下其他诸侯都像之前臣服商王朝一样臣服于自己，也就需要通过一些政治手段来证明自己政治的合法性。
《史记·周本纪》中说：王曰：“定天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故，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这一段话，说的是为什么要营建洛阳的原因。其实从这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周武王当时决定营建洛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通过在“夏之居”的故地上，建立周王室的都城。用通俗的话来讲：我承认被我打败的商王朝的上一个王朝是正统和权威的，并且用在“原址”建都得形式表示“传承”，继没有明说我是从商那里抢过，或者说继承过来的王权，又隐约间与商多少划分了点界限，直接用“禹王九鼎”来跳过商直接“继承”夏的正统，可谓充满了政治智慧！
这也是为什么周王朝在前期，周会在镐京和洛阳两地都有宗庙的缘由。如果以周王室本身而言，他们自己的“正统”宗庙就应该在镐京甚至是周原、岐地，然而如果上升到周王朝而言的话，偌大天下的正统之地，就只能是位于“天下之中”洛阳了。这就是为什么周王朝在建立初期就忙于以国都标准营建洛阳的核心原因，同时，也是周王朝进入东周时期之后，并没有动心思去收复“故都”镐京的理由。
然而不仅是周王朝本身，包括那些具有一定实力的诸侯国，也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比如三晋之中的韩国，就曾用《左传》一书阐明自己为何为晋侯一族正统由来；而齐国，则有记载在“叔尸镈”上的铭文，来证实自己甚至可以对于夏王朝、商王朝的相关领域具有正当合法的继承权与统治权。“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翦伐夏司，败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段话所表明的意思按理解应该就是：商王朝之所以有统治九州的权利，正是因为他继承和统治了原本夏王朝主要疆域，尤其是夏都的区域。还强调商王朝和夏王朝的国土近乎重合，甚至部分国都得地点都很接近。
不可否认的是，齐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言论和观点出现，是和他有野心征服“诸夏”息息相关，所以，就必须有一个政治上符合正统的前提。而同样具有野心的，比如魏国，也在为自己的“正统”身份绞尽脑汁，而《竹书纪年》就为其做出了诸多旁证。所以，在魏国最强盛的时候，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土内的中原区域命名为“夏”，并自称“夏王”，显然已经起了对于周王室取而代之的心思。
综上所述，周王室本身自己需要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而那些具有实力的诸侯国，还在一旁虎视眈眈。在国力日渐衰弱，连郑国都能轻易“蹂躏欺负”一下自己的情况下，周王室哪里还有心思去考虑所谓“故都”得事儿，保住眼前的正统之位，才是重点。而本身就处于庞大王朝疆域西部的镐京，不仅偏远且多战事，自然也不会有那些旨在有机会继承正统的诸侯国去关注。所以，这一冷落，就是400年。
当然，也有例外的，那就是秦。这点在前文中也聊起过，由于“勤王护驾”有功，周王室将原有自己的关中平原地区一股脑的都“赏赐”给了秦部族。虽然这在当时只是一张看起来毫无意义的“空头支票”，但却成为秦部族几十代人奋斗的方向与目标。最终在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在位期间将国都迁至栎阳，也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三十余年后，在商鞅的主持下营建了咸阳城，秦孝公十三年，秦国正式迁都咸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