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是苏州旺山景区的乾元寺，始建于五代时期即公元940年左右，自古以来都是方圆百里百姓祈福的地方。但其最初是吴越王皇族做“祀墓之所”而建造的。而历史上寺的来源却是经历过一段传承变化的。

前面我们有文章讲到，公元前120年前后，汉武帝派霍去病攻匈奴，霍去病得胜，俘五千异族并缴获了一尊“大金人”带回长安，标志着佛教进入中土。

汉武帝之后，朝廷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念下，开创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正统。不过拓疆开土后的汉朝也十分注重文化融合，推出“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系列举措。此后历经西汉、东汉的两百年里，佛学文化在民间广为普及。在公元68年，东汉汉明帝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官方寺院——洛阳白马寺。

“寺”原本并非指的是我们今天的概念，而是纯粹的朝廷机构。当初汉明帝派人从印度请高僧到洛阳做译经工作初期，所住的地方就叫“鸿胪寺”。直到建成白马寺，“寺”才开始有了类似今天寺院的职能，并且白马寺也得名于给为印度高僧驮经的白马——虽然后来玄奘去西天取经也骑“白龙马”，但那都是六百年后的事儿了；孙大圣这个时候也都还是弼马温，没开始大闹天宫呢！

建寺院好比是开了分公司，对于业务发展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也就有了“造七级浮屠”是大功德的说法。

早如白马寺，晚如开篇提到的乾元寺，在一千多年前建寺院肯定属于大工程。由朝廷官方提供的资源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显然是有限的，而且多半是为王公贵族服务的。当大基数、多元化的需求与官方资源无法匹配时，历史上就曾兴起了一股“舍宅为寺”的狂热潮流。

“舍宅为寺”风气盛于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士族，富商把自己的家宅捐为佛寺，这就成了当时市井寺庙的重要源头。从此“以前厅为大殿，以后堂为佛堂”的形式对寺院形制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历史文献记载，仅仅北魏时期，佛寺就多达三万多座，其中大部分就来自舍宅为寺。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了杜牧在唐诗里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说起唐诗里的“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时，曾作《登阊门闲望》有句“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这里的虎寺即当时的苏州虎丘寺，也是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司徒王珣、司空王珉兄弟的舍宅，再后来移地而建后成了今天的云岩寺。

然而，从皇亲国戚到黎民百姓都热衷于拜佛甚至“舍宅为寺”，对社会生产、朝廷治理国家等均带来很大压力。唐太宗李世民就对南朝梁武宗崇佛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因而其在位期间对佛教的态度是不置可否的，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唐王赐马欢送“御弟”取西经的事儿。相反，当初玄奘是偷越边境西去的，倒是险些被守关的将士射落马下。至于玄奘的那些事儿，我们来日另篇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