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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的天主教堂里,来了一位说话带着一口浓重江南口音的中年人。神父郭居静接待了这位访客,据来人自我介绍,他叫徐光启,南直隶松江府人士,是个秀才。老徐此前屡试不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当起了“粤漂”,以做家庭教师为生。
偶然听朋友说起,这里的郭神父很有学问,所以前来一探究竟。听了徐光启的话,郭居静笑着摇摇头说:“我哪里算得上有学问,之前在这里主持教堂的利玛窦神父才是真正的大才。你看,这副世界地图就是他绘制的!”顺着郭居静手指的方向,徐光启看到了一幅他从未见过的地图,五洲四洋,包罗万象...
利玛窦、李之藻合作《坤舆万国全图》国内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以当时的西方世界地图为蓝本将大明居于世界中心全图共标注1114个地名另绘有23只动物虽然没见着人,但徐光启从此刻开始,已经悄然变成了利玛窦的头号迷弟。直到五年之后,中了举人的徐光启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途径南京时,他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爱豆。对于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利玛窦后来回忆说,徐光启听他讲了天主教的教义,回去之后做了一个梦,竟然就梦到了利玛窦所说的“天国”,从此便对天主教的狂热一发不可收拾。其实对徐光启来说,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利玛窦所带来的那些前所未见的西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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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大明朝,百弊丛生、江河日下。年近四十的徐光启,日益感觉传统的圣人之说,根本无法解决大明朝面临的实际问题,而西方传教士们带来的全新知识,或许能给朝廷带来一些新的希望。他试着跟利玛窦提出向他学习“西学”的想法,但刚开始利玛窦的反应很冷淡,自己一个神父,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是为了传播上帝的旨意,对于当老师,他不感兴趣。可徐光启意志坚决,为了争取机会,甚至搞起了“曲线救国”,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带着全家接受洗礼,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受洗入教的士大夫。
徐光启入了教,利玛窦自然不能再推脱,便先给他讲起了数学,使用的教材,则是拉丁文版的《几何原本》。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别看后来这书被传得神乎其神,其实它的前几卷内容,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非常浅显的,最多也就是初中生的水平,但徐光启再一次被震翻在地。
这也难怪,早在大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严禁民间学习算数,再加上开科取士也不考数学,读书人用不着上心。二百多年下来,明朝的数学水平不断下降,到了徐光启这时候,看到两千多年前的《几何原本》都要惊为神书了。
数学,是敲开科学大门的钥匙,这么牛逼的书,当然要翻译成中文!从万历三十二年开始,徐光启就和利玛窦一起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但徐光启不懂拉丁文,只能靠利玛窦用中文给他讲解,然后再将所述内容用文言转写出来。两人就这样忙活了三年,翻译出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并交付印刷出版。而徐光启在无意间又取得了一个“世界第一”:这份汉译本,是除了阿拉伯语以外的第一份东方译本,且完善程度,甚至吊打一百多年以后的俄文译本。
正当徐光启全心投入后9卷的翻译工作时,老家却突然传来噩耗——他爹去世了。按规定,徐光启必须离开北京丁忧守制三年。更让徐光启意想不到的是,利玛窦也在他丁忧期间去世,几何原本的翻译只能无限期的耽搁下去(直到250多年以后,才由清代数学家李善兰接力完成)。03
即使在老家丁忧,徐光启也没闲着,他开始琢磨起了另外一件重要的大事——种红薯。红薯的原产地是美洲,后来被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到了西班牙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个叫陈振龙的人从吕宋偷偷带回了红薯种苗,在福建老家试种,大获成功。红薯这个玩意儿,不用施肥,不用浇水,一根藤扎进地里,随随便便一亩地就能收个几千甚至上万斤,味道又糯又甜,吃下去还扛饿,简直是神器。
不过由于当时红薯进入中国的时间不长,所以一直传说这种东西只能在炎热的闽粤一带种植,其他地方的冬天太冷,种苗会冻死。为了验证真实的情况,徐光启用了三个冬春的时间,不断研究让红薯种苗过冬的方法。一直忙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冬天,吏部都下公函催他回北京上班了,他却不紧不慢的回复让来人别忙,等他明年春天看看红薯种苗的保存情况再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红薯苗最终在松江府培育成功,既然松江能种,那整个长江中下游就都不是问题了。随后,徐光启上奏《甘薯疏》,请求朝廷用自己钻研出来的红薯种苗过冬技术,向南方各省大力推广红薯种植。可惜的是,当时的徐光启人微言轻,红薯种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康熙年间才被人深度应用,很好的解决了人口爆炸增长,而主粮不够的矛盾。
《赣州府志》载:“朝夕果腹,多包栗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我国南北方的气候温差很大,回到北京的徐光启也就没有再刻舟求剑的搞红薯种植,而是又走出一条新路。徐光启找到了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和他一起写了一部《泰西水法》,合作方式还是和《几何原本》一样,熊三拔口述并画图,徐光启转写。
徐光启《行书北耕录残稿之论墨篇》在这部书中,徐光启重点推介了西方的水利机械和灌溉方法。放着京城的舒服地儿不呆,又跑到房山、涞水两地专门找了片荒地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北耕录》、《农书草稿》,为后续《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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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精通算术,是农业专家之外,徐光启身上还有个隐藏buff:他懂军事。而且徐光启的强项和其他人全都不一样,他精通的方向是炮兵学!经过万历朝末期一系列的较量,大明在传统的步骑兵方面,明显玩不过后金,想要解决问题,只能另外找路。作为大明“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徐光启从入门算术起步,涉猎力学、弹道学等多学科,他富有建设性的提出,西方无论是火炮铸造技术还是射击技术都已经远超大明,当务之急是派人去澳门和葡萄牙人接洽,购进新式红衣大炮;同时,徐光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召集在京传教士,对本土火炮进行迭代升级,帮大明训练成熟炮手。
在徐光启的极力倡导下,朝廷费尽周折,通过各种方式,弄到了十多门新式火炮,这些炮大部分留在北京,用于加强城防,剩下的则拨往前线——辽西重镇宁远城。到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数万八旗大军围攻宁远,结果被红衣大炮轰得七荤八素,大败而归。
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四十多年间战无不胜的“神话”就此被打破,气得回去半年就死了。不看广告看疗效,宁远一战,幕后功臣徐光启居功至伟。看到曙光的大明朝廷马上行动起来,在山东登州府(今山东蓬莱)组建了一支由葡萄牙人担任教官的西式火炮部队,最高负责人就是老徐的学生,登莱巡抚孙元化。
这时的老徐满怀信心,相信假以时日,孙元化一定会率领这支西式炮兵横扫建虏,收复辽东。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发展农业,改善民生,如此大明中兴有望!然而,丰满的理想很快被现实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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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孙元化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发动兵变,一举攻陷登州府,孙元化被俘。一开始,孔有德想在登州当土皇帝,就让孙元化写报告,让朝廷招安。孙元化为了保命,只能照办。崇祯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捏着鼻子认了。
谁成想,招安的圣旨发到山东,山东巡按王道纯犯轴,因为单纯痛恨叛军掠劫州县,就把圣旨按下了没发。孔有德等人左等右等,等不到旨意,认为已经没有招安的可能,于是再次对明军发起进攻,山东的战乱进一步扩大。山东成了烂摊子,追究责任,孙元化是“罪魁祸首”,他不背锅谁背锅?
一道圣旨下来,孙元化以“祸乱之首”的罪名被下了大狱。这时的徐光启已经是内阁次辅兼东阁大学士了,得知此事之后,赶紧上折子给学生辩白。徐光启很清楚,自己年事已高,接班人孙元化是大明当世不可多得的炮兵专家,要是把他杀了,之前训练的西式炮兵部队没人能搞定。然并卵,崇祯可不管你是什么高精尖技术人才,崇祯五年七月,孙元化被推上了菜市口,咔嚓一刀了事。
孙元化死后,再无人能招抚山东叛军。半年后,孔有德、耿仲明率部下一万多人从登州乘船投奔后金,徐光启的半生心血,就这么变成了皇太极的炮兵部队乌真超哈。如此沉重的打击,让年逾古稀的徐光启一下病倒了。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初七,徐光启在北京的寓所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之前,他还叮嘱家人要把自己修撰的《农政全书》献给朝廷,希望朝廷能根据此书富国裕民,实现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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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大明,徐光启是不幸的。他从三十多岁起就决心要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拯救天下。数学、天文历法、农田水利、军事技术...一切看起来能让大明变好的学问他都努力去钻研,去推广。
然而现实却无比残酷——他苦心孤诣翻译的《几何原本》,没什么人感兴趣;他不辞辛劳研究出的红薯种植技艺,改变不了饥民遍地、流寇蜂起的局面;他筚路蓝缕试验出结果的西方水利技术,朝廷压根就没推广;他不畏艰辛推动的西式炮兵建设,最后反而增强了敌人的力量...单靠科学技术,根本挽救不了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