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继秦暴政及五年的楚汉战争，经济凋敝，物资匮乏。
前期，在破败的经济状况下，实行黄老无为思想，与民休息，经济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惠帝、高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文帝时，“海内殷富。”
景帝时，“汉家隆盛，百姓殷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充裕，百姓家给人足，奢风逐渐兴起。
特别是到武帝时期，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发展，经济达到汉代四百多年间的鼎盛时期，此时国库充裕，百姓家足，自上而下的奢侈之风发展剧烈，京师贵戚、官僚、庶民地主、富商等开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由于武帝时期“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在大规模的挥霍之后，导致财政空虚，国家用度不足。
武帝执政后期，注重恢复发展生产，经过昭帝二帝时励精图治，经济基本得到恢复，“百姓充实“民安其业”。
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明帝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章帝时，“气调时豫，宪平人富。”明、章时期国立虽然不及西汉中期，但依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国家财富增多，经济实力雄厚支撑了皇室宫廷奢侈的存在。
个人收入途径多
汉代奢侈的对象大多是贵戚、官僚、地主、富商等，他们非富即贵，收入途径多样，不仅有基本收入，还有各种隐性收入，这为他们的奢侈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一）贵族、官僚阶层
贵族、官僚阶层是汉代社会的特权阶层，“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不仅享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经济收入高。
１、基本收入
（１）贵族的食封租税
根据《汉书·货殖列传》的记载：“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
租税收入是贵族最为重要的一项经济收入，根据封地内户数的多少来计算收入情况，即在既定的封地区域内，户数越多，则收入越多。关于汉代贵族的食邑收入状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的估算。
西汉初年，在高祖十二年时，封侯者共有一百四十三人，因人口流亡严重，“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
那么，按照汉制“岁率户二百”来计算，诸侯一年的租税收入最高者可达200万钱，最低者也有10万钱。
至文、景帝时，流民稍归，“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年租税最高者约有800万钱，最低者约20万钱。
到了西汉末年，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诸王封地内户数最多的是中山国，“户十六万八百七十三”，户数最少者是广阳国，“户二万七百四十”年租税最高者中山国约有3375万钱，最少者广阳国也有548万钱。
可以看出，自西汉初年发展到平帝末年，贵族租税收入呈梯度大幅上升。与西汉时期不同，东汉是根据钱数计户数。光武帝刘秀“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明帝时封皇子皆“悉半诸国，……岁给二千万足矣。”
到章帝时，高至“岁各八千万。”再以后虽无明确记载，但是在安帝时期财政支出增多，国库匮乏，始封王赙钱由“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减至“钱千万，布万匹”，足足降低了三分之一。
相应，诸王受封食邑收入，不可能保持着岁各八千万的水平，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衰减。
但根据光武帝时的四千万，明帝减半二千万，章帝时的八千万，可以看出，即使在王朝后期国立减弱，诸王的租税收入也不会有太大的减幅。
（２）官僚的俸禄
俸禄是朝廷给予官吏的经济报酬，是官吏的主要经济收入。在汉代，官吏等级用“石”来划分，俸禄的发放根据官秩等级的高低，位高权重者多得，反之则少。
根据俸禄的高低可以将汉代官吏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二千石以上属高级官吏，六百旦到千石之间为中级官吏，六百旦以下则为下级官吏，三个等级之间俸禄差距极大。
东汉各等级的秩禄基本与此相等。二千石至万石是地方和中央的最高行政长官，位高权重，相应俸禄也较高。
万石月俸谷三百五十斛，是下级官吏百石的约22倍，俸钱月60000钱，是百石的100倍；两千石月俸谷一百二十斛，是百石的7.5倍，俸钱月16000钱，是百石的约27倍。可以看出，其俸禄差距非常惊人。
中级官吏也比下级官吏的俸禄稍高，元帝时，“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月俸钱约为百石官吏的15倍，自然而然，其生活条件也比下级官吏优越许多。
贵族、高级官员们高昂的基本收入，为他们的奢侈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
但是，能够支撑得起他们挥霍无度的奢侈浪费，并非仅仅是依靠基本收入，还有大量的合法或不合法的隐性收入。
２、其他收入
（１）皇帝赏赐
皇帝赏赐是皇帝对臣民的一种奖励、施予，同时也是对臣民功劳的回报。汉代皇帝赏赐现象普遍，且赏赐种类多样，有黄金、钱币、宅第、土地、布帛、谷物、奴婢等。
当然，赏赐是不经常的，也不是人人都能获得，并不像俸禄一样按品秩各获得应得的一份。
但是赏赐的数量常常是巨大的，它可以使人获得暴富，因而也是贵族官僚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
汉初，周勃、陈平、灌婴等诛吕氏有功，文帝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
皇帝的，这些巨额的赏赐为贵族、官僚的奢侈生活带来了巨大动力。
（２）土地收入
汉代的贵族官僚们通过租税、俸禄、赏赐等途径，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他们或凭借自己的特权地位或通过正常买卖程序，购进大量田产，以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形成一个以封建贵族官僚群体为主的地主阶级，将官僚与地主合二为一，既是官僚又同时是地主。
淮南王刘安之太子刘迁“夺民田宅”，刘安之弟刘赐为衡山王，“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武帝时，丞相李蔡“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
大量土地田产，为贵族官僚奢侈生活提供保障。
（３）工商业收入
个别贵族、官僚经营工商业，是其经济收入的另一项来源。汉代国家禁民二业，史书上有“禁人二业”、“民无二事”等的记载。也就是指禁止一个人从事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行业，提倡士、农、工、商各殖其业。
《淮南子·齐俗训》：“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分别州异。”
其中“官不兼事”意味着官员不能从事农、工、商业，禁止官员在朝廷任职之外追求货殖，与民争利的行为。
在武帝前，“禁民二业”的政策尚能较好执行，但自西汉中后期始，兼业现象日渐严重。
贵族官僚为满足其奢侈糜烂的生活，见商贾盈利丰厚，故纷纷加入贾贩借贷活动，“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
如赵王彭祖“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旁光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
《建武三年侯粟君的责冠恩事》载：“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之栎得卖。商、育不能行。商即出牛一头，……皆予粟君，以当载鱼就直。”
这是东汉建武三年甲渠候粟君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灵帝时，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贵族官僚经商资本雄厚，经济实力强大，为他们的奢靡生活提供了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