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9年，在汉朝与匈奴展开的那场战争里，有一位名叫李陵的将军。很不幸的是，这场战争以李陵的战败而告终。而在战败之后，李陵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竟然被俘且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之后，满朝的官员们纷纷聚集在汉武帝跟前，个个义愤填膺地对李陵大肆痛骂。在他们看来，李陵的投降之举，已然使汉朝的颜面尽失，让汉朝彻底蒙羞了。可就在众人异口同声地痛骂李陵之时，却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李陵展开了辩护。
当时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令正是司马迁这个人。
司马迁觉得，李陵的投降之举，极有可能只是一种假投降的行为。彼时李陵手底下的军队已然拼尽，他本人也不幸被匈奴俘获，于是便暂且选择假投降。而其目的在于，等到出现合适的时机，他还是会设法逃回汉朝这边来的。
在当时那种一边倒皆是喊打喊杀的氛围下，司马迁所做的辩护显得太过微弱，几乎没什么分量。之后呢，从前线归来的军队传来消息，称李陵确实是投降了。于是，汉武帝最终果断下令，将李陵全家都给杀了。并且，由于司马迁曾替李陵辩解，汉武帝还怀疑他与李陵是同党呢。
后来的情况是，司马迁也未能幸免于难，受到牵连而被直接判处了死刑。此后，司马迁虽千方百计、想尽各种办法去争取改变这一判决结果，可最终也只是得以将死刑改判为宫刑而已。
李陵事件无疑给司马迁的人生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堪称其人生路上最大的一道坎。然而，在此之后，司马迁并未一蹶不振，而是将内心的悲痛化作前行的力量，全身心地扑在了著书之事上。最终，他完成了《史记》的撰写，成就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司马迁的这个故事，想必不少人都颇为熟悉。大多数人在读它时，大概都怀着同情的态度吧。然而，说到司马迁完整的一生，恐怕很多人就了解得没那么详尽了。
历史上真实的司马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仅仅撰写了一部《史记》，为何就被后世推崇至如此高的地位？李陵投降一事发生后，司马迁为何要替他出面辩护？还有，在完成《史记》的创作之后，司马迁最后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说起司马迁，得先从他的家世谈起。司马迁的家族背景可是相当显赫的呢。就拿他的八世祖来说吧，正是那位曾替秦国开拓了巴蜀之地的司马错，由此可见其祖上一直以来在历史上都有着不凡的地位呢。
在之后的整个战国时代，司马家族始终地位显赫。司马迁的六世祖，即司马错之孙，昔日还出任过白起的副手呢。待到白起被赐死之际，这位司马家的先辈也未能幸免，同样被赐死了。
在秦末汉初历经一番乱战过后，进入汉朝时期，司马家逐渐成为汉朝的大臣。如此传承了四代，便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这里。司马谈这人极为好学，尤其在历史领域专注投入，潜心钻研其中。
后来，汉武帝想要安排专人负责记录历史，为此设立了太史令这一职位。而司马谈呢，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了汉朝的太史令，就此担任起专门记录历史的官职来。
司马迁之所以从出生起就和史官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源于他有着那样的家世背景。家世情况使得他自打诞生之日，便与史官之职紧密相连，仿佛冥冥之中就有这样一种注定的缘分。
在这里要额外提及一下，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当中，史官当属极为特殊的一种职业。在古代封建王朝实施统治期间，基本上所有的职业，确切来说是全部的官职，从理论层面来讲，都必须听从皇帝的差遣。也就是说，皇帝吩咐你如何去做，你便只能照做。
唯有史官是与众不同的。史官承担着记录历史的重任，他们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不随波逐流，不因外界因素而歪曲事实。在众多行业当中，史官有着独特的坚守和职责，其行事准则、职业操守等都与其他行当存在明显区别，故而显得格外不一样。
史官肩负着一项极为重要的职责，那便是公正无偏地对历史进行记录。即便所记之事是皇帝本人所不喜的，史官也得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书写，在这方面，即便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也无权对史官的记录工作加以干涉。
然而与此同时，拥有这样特殊身份的史官，其职责主要就是记载历史，除此之外，他们所能拥有的权力极为有限，不可能再有其他过多的权力范畴，记载历史基本便是其职能的核心所在，很难涉足更多权力领域。
并且，要是碰到某些极为蛮不讲理，硬要对历史记载横加干涉的统治者，史官那就得时刻做好赴死的准备。毕竟，他们一旦不顺从，便会惨遭杀害；可要是依从了去记载错误的历史呢，又会被后世之人责骂千秋万代之久呢。
由于这份工作具有特殊性，所以在汉朝之前，真正既有能力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的人着实不多。毕竟那些有能力胜任此类工作的人，完全能够去挑选其他权力更大且获利更丰厚的工作。
因此，在古代历经漫长的岁月中，唯有那些怀揣着真挚信仰，一心只想如实记载历史的人，方才能够担得起史官这一职责，成为史官群体中的一员。
司马氏一族便是这般行事之人。
司马迁的父亲担任史官一职长达几十年之久。在其任职期间，虽手中并无多少权力，可对这份工作却饱含热爱之情。而且彼时汉朝国力强盛，这使得他能够更为便利地去搜集、深入地研究诸多先秦史料。于是乎，后来司马迁的父亲便撰写了《论六家要旨》，在其中详尽地阐述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问宗旨。
在完成手头的这个活计之后，司马迁的父亲寻思着，自己似乎还能够做得更多一些，比如撰写一部纵贯数千年历史的“通史”。要知道，在那之前，史官们记录历史通常只是写下某年某月发生了何事，而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具体情况，往往都不会加以记载。
但很明显，要去撰写这样一部通史，其内容得做到翔实可靠，且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如此一来，这项工作无疑是极为困难的。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情况尤为如此。那时大家著书立说所依靠的书写工具主要就是竹简。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是想查阅相关的资料，那难度可就太大了，真的是极为不便呢。
由此可见，司马迁的父亲操劳一生，也不过是筹备了若干资料，且仅仅撰写了极为少量的内容罢了。而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司马迁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世间。
司马迁诞生之时，其父尚未担任史官一职，很可能正在老家从事农耕之事呢。一直等到司马迁十多岁以后，汉武帝方才设立了太史令这一官职，随即便征召司马迁的父亲前往长安赴任就职。
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的父亲离世之前，司马迁就已然接受了极为良好的教育。并且这教育还是由他父亲亲力亲为来传授的，正因如此，司马迁打下了相当深厚的历史基础，其历史功底极为扎实。
据传，司马迁在十岁之时，便已然能够将《尚书》《左传》等这类儒家典籍熟读于心了。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后来呢，司马迁的父亲前往京城任职了。由于当时京城那边的具体情形还不太清楚，司马迁便没有马上跟着过去，而是留在老家一边耕种一边读书，继续着传家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过了几年，等他父亲在京城那边彻底站稳脚跟后，才把司马迁接到京城去。
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已然年近二十了。
于是接下来，司马迁的父亲给了儿子一些盘缠，让其外出游学。在父亲的支持下，司马迁年仅二十岁便开启了游历之旅，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踪迹。这一路，他先后涉足陕西、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诸多地方。
简而言之，司马迁当初是由长安启程，在那时中原的主要地域范围内，沿着逆时针的方向兜转了好大一圈。
当司马迁再度返回长安之际，他已然变为一个阅历极为丰富之人了。这一路走来的种种经历，皆化作了他日后撰写《史记》极为关键的素材来源，对其创作《史记》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大多数史官撰写史书时，往往只是单纯地对历史进行记录，亦或是从前朝的史料里摘抄相关内容罢了。然而司马迁却截然不同，诸多地方他都曾亲身前往考察过，不少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司马迁也是实实在在地见过面的。
就拿后来司马迁撰写荆轲刺秦这段历史来说吧，他写得极为详尽，那细致程度仿佛他当时就亲身在事发现场一般！
不少人都晓得，在荆轲行刺秦王之时，他是手持匕首朝着秦始皇猛扑过去意图将其刺杀的。说来也巧，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台下有一位医官，猛地举起手中的药箱朝荆轲砸了过去，这一下可就减缓了荆轲的冲势，如此一来，秦始皇才得以有机会抽出佩剑来应对。
司马迁极有可能是直接与那位医官有过会面的，进而从该医官口中获知了当时的详尽情形。即便司马迁未曾见到这位医官，那也极有可能接触过医官身边之人，同样是通过他们的讲述而了解到当时的具体情况。
在《史记》里，诸如此类的事情着实屡见不鲜。也正因如此，从秦朝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的那段历史，才得以被司马迁写得这般详尽细致。
毕竟他着实见过诸多历史亲历者。
司马迁在外游历了一大圈后返回京城，这时他父亲早已为其铺好了仕途之路。随后，司马迁按部就班地入朝担任官职，成为一名郎官。没过多久，正赶上汉朝大力开发西南夷，于是司马迁便领命前往西南地区，担负起监督当地官府设置事宜的职责。
司马迁在写西南地区相关内容时能写得极为详细，这其中的缘由就在于他本人是真的去过西南那边，所以后来在进行撰写时，才能有如此详实细致的呈现呢。
然而，当司马迁从西南之地返回时，他的父亲已然病重垂危。恰好在那一年，汉武帝要去泰山举行封禅之礼。司马迁的父亲原本是有机会参与这场盛大的封禅大典的，而且还承担着颇为重要的事务。可最终，因病情严重，到底还是没能前往泰山。
值得庆幸的是，在他父亲处于弥留状态之时，司马迁好歹是赶得及时，得以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而司马迁的父亲在即将离世之际，向司马迁诉说了自己这一生所留存的两个遗憾之事。
有一个遗憾之处，那便是未能随同汉武帝一道去参与封禅之事。好在这一遗憾已然被司马迁给补上了，毕竟就在不久前，司马迁已然前往泰山那个地方走了一遭。
第二个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在于那本通史最终未能完成。
在说完了那些话语之后，司马迁的父亲便与世长辞了。
老爹留有这般遗憾，如此一来，司马迁自是要代父亲去完成这一心愿了。并且在司马迁看来，从事这样一项工作，着实是极具意义之事。
接下来，在司马迁的父亲离世后，史官一职出现空缺，仍需有人承担此项工作。汉武帝斟酌一番后，认为司马家在这方面颇为合适，便钦点司马迁来接替，就这样，司马迁就此成为新一任的太史令。
如此一来，不管是从公事层面考量，还是出于个人的缘由，司马迁都已然拥有了撰写《史记》的强劲动力。于是在此之后，除了完成那些日常的工作事务以外，司马迁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撰写《史记》而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当中去了。
司马迁身处京城，如此一来，他便有机会接触到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且，他还能够见到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后裔。借由与这些后人的交流，司马迁就能从他们的讲述当中，去探寻并知晓当年所发生之事的真实情况。
就在司马迁三十五岁那年，他的父亲离世了。而在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司马迁着手对父亲所留下的诸多资料展开重新梳理的工作，并且做好了各项准备，就此开启了《史记》的撰写历程。
接着，在公元前104年之时，司马迁已然41岁了。就在这一年，汉朝出现了一件事。恰恰是这一事件的发生，促使司马迁正式开启了动笔撰写的进程。
汉武帝在位期间的那一年，他察觉到汉朝当时所使用的历法好像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便下达诏令，让人着手对历法进行重新修订。在古时候，承担修订历法这项工作的，通常都是史官呢。毕竟只有史官对历史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如此才能依据历史来推演出适宜的历法。
因此在这特定的一年当中，司马迁与其余的同事们一同修订出了一部名为《太初历》的历法。
历法这一事物，其中牵涉诸多天文以及自然领域的知识，要对其作出阐释并非易事，情况较为复杂。就后世而言，司马迁所修订的这部历法，实际上主要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在中国历史上，它当属首个有着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并且还将二十四节气全部纳入到该历法体系之中。这一点对于后续中国农历不断发展以及古代开展耕种活动而言，其重要性是极为突出的。
其次，在该部历法正式颁布以前，汉朝始终将十月当作岁首。然而在这部历法颁布完之后，汉朝便开始把一月作为岁首了。通俗来讲，以往汉朝是在十月份过新年的，等过完年，也就意味着进入新的一年啦。
然而，待司马迁完成这部历法的撰写之后，自那时起，汉朝便开始将正月确定为过年之时了。
由此说来，咱们中国人能在正月里过年，还真得好好感谢司马迁呢。要是没有司马迁的话，恐怕现在咱们就得在十月份的时候才过年啦。
此外，由于司马迁对历法进行了更改，这就导致改历法的那一年实际上是有十五个月的！如此一来，想必这一年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年啦。
另外，对于司马迁而言，修订历法一事极为重要。正是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他得以顺势将《史记》里诸多涉及历法的内容一一撰写出来。也正是从这一年起，司马迁正式开启了《史记》的撰写历程。
可谁能料到呢，就在司马迁着手写书过去五年的时候，历史上那场“李陵投降事件”发生了。彼时司马迁会为李陵去求情，压根不是因为收了李家的好处，也并非和李家有极为深厚的交情，纯粹是他自身带着书生意气，仅仅觉得李陵着实可怜罢了。
然而问题在于，就这件事情，到后来居然让司马迁自身也深陷其中了。
司马迁出面求情之举，无疑是狠狠地扫了汉武帝的颜面。也正因如此，汉武帝随即勃然大怒，进而开始追究司马迁的责任。但实际上，那时的汉武帝并非真的起了要将司马迁置于死地的念头，他不过是想借此吓唬吓唬司马迁罢了。
在汉朝的法律规定当中，即便是犯了死罪这样严重的事情，也是能够通过缴纳钱财的方式来进行赎买的。就拿司马迁来说，即便他被判处了死刑，只要交上五十万的罚款，便可以直接免去所犯之罪。
然而，汉武帝却疏忽了一个情况，那便是司马迁的家境实在太过贫寒。要知道，司马迁身为一名史官，以其家中的经济状况而言，根本就没办法凑得出五十万之数。
于是在此之后，司马迁尝试了诸多办法，可最终也仅仅是将面临的死刑改成了宫刑而已，尽管他已竭尽全力，却也没能改变更为理想的结果，只能接受这一残酷且无奈的刑罚变更状况。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宫刑相较于死刑而言，真可谓是让人感觉更加生不如死。毕竟遭受此刑，会使人颜面尽失，内心也会被重重阴影所笼罩。司马迁身为一位刚正不阿的骨鲠文人，他甘愿接受这般刑罚，究其根源，就是那时他尚未完成那部伟大的《史记》。
他若想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那就必须要活下去才行。因为这部著作意义非凡，只有活着，他才有机会将其完成，所以活下去对于他而言，是完成这部伟大著作的必要前提条件。
就这样，差不多又过去了八年的时光，司马迁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史记》全篇总计五十二万六千余字，要知道在那个以竹简写书的时期，能达到这样的文字数量，简直堪称一个极为庞大、如同天文数字般的存在呢！
就拿与司马迁同时代的东方朔来说吧，他在给汉武帝的推荐信中提到，自己此前读过字数多达44万的书籍。能读完这么多字的书，已然是相当了不起的了。由此可见，在那个时候写出五十多万字，这在当时的年代，无疑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了不起的成绩。
在完成那部意义重大的著作后，司马迁便在史书上没了后续的相关记载。后人依据相关情况推测，他大概是于公元前87年离世的。然而，关于他去世的具体地点以及确切原因，在历史资料当中确实未曾有所记载。
司马迁的一生便是如此这般。他历经诸多坎坷，遭受宫刑之辱，却仍怀揣着坚定信念，发愤著书，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了那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一生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令人感慨万千。这，便是司马迁的一生。
司马迁的人生几乎等同于《史记》。其一生最为卓越的成就便是撰写了这部《史记》。从那以后，该书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并且，后续近乎所有的正史，在记载历史时都采用了司马迁所运用的“纪传体”记录方式来书写。
后来司马迁会被称作“东方历史之父”，其原因在于之后的史官们统统依照他的方法去记载历史，所以才给予了他这样一个极具赞誉的称谓呢。
司马迁在后世有着极高的地位，这其中缘由除了《史记》本身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那便是文化方面的需求。正是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司马迁在后世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这件事情还得从《史记》流传的情况说起。
在司马迁完成《史记》的撰写后，该书并未即刻得以流传开来。要知道，那个时代尚无印刷术，一部多达五十多万字且以竹简为载体的书籍，要想进行复制，着实困难重重。再者，司马迁心有顾虑，担忧一旦将此书拿出，会遭到汉武帝的销毁。
因此，在这本书创作完成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它都只是作为司马迁他们家族内部传承的家学存在着，并且一直被搁置起来，未曾广泛流传于世，就那样被束之高阁了。
后来，司马迁有一女，嫁与杨敞，杨敞后来官至丞相。其丞相之子，乃司马迁外孙，自幼便研读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直至汉宣帝在位时，待司马迁外孙入朝为官后，才将此书公之于众，让全天下人得以分享。
其实在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还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那便是“石渠阁会议”。
汉武帝时期，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随之察举制也开始施行。察举制实行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对于制定何种教材以及具体考核内容这些方面，汉朝官方内部始终存有极大的争议。历经多年的发展演变，最终才确定下来考核的内容为四书五经。
在汉宣帝当政之时，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汉宣帝将全国的大儒们召集起来，针对此事展开讨论。就在这场会议当中，明确了汉朝科举考试的内容范畴。扼要来讲，便是要考查儒家方面的学问，重点在于章句之学的考核。
在此次会议开启之前，司马迁的外孙子便已将《史记》公之于众，供天下人阅读分享了。而在此之后，众人慢慢察觉到一个情况，那就是司马迁所秉持的历史观，和儒家诸多观念存在着高度的重合之处。
事实上，这压根就并非是一个巧合。
汉朝时期所奉行的儒家学说，已然并非最初原汁原味的那套儒家学说了。它乃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根基，同时将道家与法家当作辅助内容，并且还把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精华融合进去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儒家学说样式。
实际上，这条文脉也好，思路也罢，其源头是在战国时期的大儒荀子那里。而荀子有一位学生名叫张苍，此人之后在汉文帝时期出任了丞相一职。
西汉时期，张苍有个学生名叫贾谊，正是贾谊制定出了可施行于西汉上百年的国策。而贾谊的思想理念，又对一位大儒董仲舒产生了影响，后来董仲舒提出了那极具影响力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主张。
早年的时候，司马迁曾拜董仲舒为师，向其虚心求教，从这个角度来讲，司马迁也可算作是董仲舒的一名学生。
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历史观实则深受这条文脉的影响。其撰写的历史，自然也与这条文脉的学问宗旨相契合。故而在之后，待西汉明确了儒家考核的具体内容时，人们才惊觉：司马迁所写的历史，是极为符合儒家学问要求的。
就拿儒家学说来讲，三皇五帝在其中的形象皆是极为英明的，像尧舜禹这三位，也都被视作真正的明君。然而依据现代考古所获成果来看，那些被传为上古明君的人物，事实上也存在着发动政变抑或夺取权力的可能性。
然而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里面，他们实实在在就是名副其实的明君。在这部史学巨著的记载之下，呈现出的他们具备着明君该有的特质与作为，是以在《史记》的视角当中，他们完全可被视作真正的明君形象。
故而，《史记》一书是契合后来儒家的学问要义的。既然如此，儒家必然会极力去推崇该书，倡导众人都来阅读它。毕竟人们读完此书后，便会产生这样的认知：原来历史是这般模样。
在儒家的大力倡导之下，这本书逐渐成为了后世史学的源头所在。后世的史官们，皆是自幼研习儒家典籍成长起来的。待其长大成人，思想上已然深受儒家的影响。如此一来，当他们着手研究历史之时，便也自然而然地会采用司马迁所运用的那套方法了。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司马迁那崇高的地位，实际上是被后世的儒家经过不断地推崇才得以形成的。
即便去除掉所有那些附加的装饰以及不切实际的吹捧，司马迁也仍旧是极为伟大的人物，而《史记》也依旧是一部了不起的伟大著作。
有这样一个人，他甘愿倾尽一生去记载历史。即便途中遭遇重重困难，也始终百折不回，一心只为给后世之人留存下真实的历史。如此之人，即便历经千年万年的岁月流转，依旧会备受众人崇敬。而那部《史记》，也必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