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个地方叫战犯管理所，大家习惯叫它功德林。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叫“功德林”的寺庙，到了清朝变成了发粥给穷人的地方。光绪二十八年，山西的大官赵尔巽向光绪皇帝建议，说这儿可以建个让罪犯学手艺的地方。光绪皇帝点头后，这里就变成了“京师习艺所”。
“京师习艺所”啊，说白了就是收留犯人，教他们学手艺，好让他们重新做人。所以一开始，这儿就分了好些生产部门，比如织毛巾的、织布的、打铁的等等。还有管这些的部门，像考核手艺的、巡逻检查的。
从那时候起，功德林就变成了专门让犯人通过劳动进行改造的场所。
到了民国时期，这儿先被叫做“宛平监狱”，后来又改成“京师第二监狱”。从名字就能瞧出，它跟清朝那会儿干的活儿一样。不过呢，规模可比以前大多了。民国政府还专门拿出8万多块钱，在原来的地方上，建了个更现代化的监狱。
我们党的重要创立者李大钊，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残忍杀害的。
到了1928年，国民党政府还是把这地方当成了牢房，那时候很多我们党的同志被抓进来。为了救他们出去，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马，策划了一场“救人大行动”，最后成功地把这里关的所有人都救了出来。
就因为这件事，国民党吓得要命。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劫狱，从那以后一直到解放前，国民党把在天津、河北抓住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关在了北京西安门外的草岚子监狱里，还加强了看守。
当然，功德林一直以来都是个监狱，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地方就被公安部接手了，并且改名叫“北京战犯管理所”。不过，很多人私下里还是喜欢叫它“功德林”。
这个监狱挺特别，里面关的犯人大多是以前国民党里的大官，像军级以上的军官，还有省主席级别的文官，跟其他监狱的犯人不太一样。
之所以把这些原来的国民党高层管理人员关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长时间地为蒋介石政府工作，而且大多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好多重要决定。另外，这些人对战败心里都不服气，反动思想很深，所以，要改造他们就相当不容易。
正因为这样，中央特别看重对这些战犯的改造工作，为了让他们这些高级战犯更好地转变，早点变成遵守新中国法律法规的好公民，中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比如说在生活条件这块儿，这儿跟其他监狱真的很不一样。沈醉，以前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的少将站长，他回忆说，他和其他几个国军将领被送到功德林进行再教育后，发现脚链子手铐都没了，吃的也比之前好多了，而且每周还能看上一场电影呢。
这种待遇，让当时被关在其它地方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眼红得不行，他们纷纷表示，“要是能去功德林，那就跟以前考中举人后被送到京城国子监深造差不多”。
不过，尽管待遇得到了提升，可那些满脑子反动念头的战犯们并未立刻生出认罪悔改的念头，他们还是倔强地坚守着自己的观点，就像一开始的沈醉那样。
沈醉在云南昆明被抓了，刚开始那会儿，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哪天就被枪毙了。不过呢，一直到1957年，他都还好好活着。
那年秋天，沈醉被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转移到了功德林监狱。一开始，沈醉心里还嘀咕，以为自己要被押赴刑场了呢，可等到达目的地下了车，却发现眼前站着好几个熟人。
宋希濂、康泽、王陵基都在其中，还有廖耀湘、范汉杰、黄维等人，就连以前一起在军统工作的文强，也出现在名单上。
看到这么多老朋友，沈醉心里既兴奋又吃惊。在和大家聊着往事的时候，他注意到屋里床上放着一个挺大的石膏雕像，看着像是里面藏着个人呢。
等他走上前仔细一瞧，才发现原来躺在石膏板里的人，竟是杜聿明。
一眼认出是杜聿明后，沈醉心里既惊讶又有点压抑。惊讶的是，他之前听说杜聿明作为重要的战犯之一，早被处决了，没想到今天竟见到活人了，这着实出乎他的意料。
而他之所以觉得心情沉重，是因为瞧见杜聿明被困在石膏里，一点都动不了，嘴里还不停地小声呻吟，他以为杜聿明正在遭受什么“严厉的惩处”。这么一想，他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股感同身受的难过。
说到底，他和杜聿明，还有在场的大多数人，以前都是国民党里的大官，过得挺舒服。可现在呢，都成了囚犯，不光时刻提心吊胆怕被枪决，还得忍受各种严厉的折磨。
因此，等大家都走开后，沈醉就悄悄地问杜聿明：“你这是怎么了？身上带着什么惩罚的工具呢？”
杜聿明一开始没搞懂沈醉在说啥，等他明白了之后也大笑起来，他对沈醉说，自己身上这石膏，是管理所特地为他做的，用来给他治病的。
那时候，杜聿明在淮海战役里是徐州“剿总”的副头头。国军一直打败仗，解放军却一直打胜仗。这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篇叫《劝杜聿明他们投降》的文章，想让杜聿明赶紧收手，自己投降，好让大家少死些人。
但杜聿明那会儿根本没把这话放心上，还是硬着头皮死扛，结果就被解放军围在了陈官庄。他撑了好些天，最后还是被解放军全部消灭了。
国军打败仗的时候，杜聿明想偷偷溜走，结果没跑掉，被解放军给抓了。刚被抓时，他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就骗解放军说自己只是个管军需的小官。可当解放军问他上司是谁时，他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因此，杜聿明被当作重要人物监管了起来，等身份完全弄清楚后，他曾一度想要自杀。
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让蒋介石失望了，因为损失了几十万的国军；另一方面，他和沈醉有同样的想法，觉得自己上了头号战犯的黑名单，很可能被枪毙。这样想，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主动一点，自己了结了自己，省得受罪。
所以，趁着看守他的人短暂离开的空隙，杜聿明赶紧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使劲往自己头上砸去，直到头被砸破，血流满面，最后昏了过去。
但最后，杜聿明想要自杀的念头没能成功，被解放军的军医给救了，他们还仔细照料他的伤口，让他慢慢好了起来。
在杜聿明养伤期间，负责给他做身体检查的军医发现，他得了不少病，像肺结核、胃溃疡这些。因为一直没得到好好的治疗，再加上常年在战场上奔波，他的身体变得非常差。
比如说，那时候杜聿明的脊椎弯得跟S形似的，而且他的两条腿还不一样长，腰也直不起来。后来医生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他原来还有脊椎结核的病。
杜聿明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病，却并不太在意。他心里想，反正早晚都得走，何必怕这些病呢？所以，他整天都不说话，想用沉默来跟这些病较劲。
由于他硬要对着干，杜聿明刚踏进功德林时，就被同伴们打趣地叫做“倔得像块花岗岩”。
不过，对于像杜聿明这样固执的人，中央还是没有放弃他。不仅陈毅等将领去探望他，劝他好好改造，争取早点重新做人，而且，按照中央的吩咐，功德林的医生在治疗和护理杜聿明方面，也是做得非常细心周到。
比如说，当军医们发现杜聿明的脊椎变形得很厉害时，为了别让情况变得更糟，他们就特别为他制作了一个石膏背心，就是沈醉瞧见的那样。每天，杜聿明只需在这个背心里躺一会儿，对他的脊椎恢复就大有裨益。
另外，杜聿明还在接受治疗其他病症，治疗之后，他的身体情况有了挺大改善。
这种时候，杜聿明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心里开始嘀咕起自己以前的“死心眼”。他倒不是怕死，但共产党对待他这样的犯人，却像对待人一样，千方百计给他治病。这让他心里头怎能不感动呢，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
当然，只是说给杜聿明治病这事儿，还不足以让他完全改变想法。但在这之后，发生的一件小事，却让杜聿明那个固执得像花岗岩一样的脑袋，真的有了很大的转变。
到了功德林一段时间后，管理所的人就让战犯们写些关于历史的东西。一开始，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很多人心里都嘀咕，以为共产党是让他们坦白罪行呢。所以，大部分人写的都是自己以前和红军、解放军交战的事情和过程。
杜聿明也一样，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大别山拦截红军，还有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里跟解放军是怎么交锋的经历，写了好几大张纸。
写完后，杜聿明觉得自己已经“说明白”了，可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工作人员就又找上门来了。
正当杜聿明琢磨自己是不是忘掉啥的时候，工作人员接下来的话，让他心里不禁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抗日战争，关乎咱们中华民族的存亡。国民党在那时候参与打仗，这事儿在历史上可是重要的一笔。你当年在昆仑关打的那场大胜仗，还有后来带着远征军去缅甸打日本鬼子，这些事迹都得好好记录下来，不能只提那些不好的事儿啊。
昆仑关战役是杜聿明特别得意的一场仗，在那次战斗中，他带着第五军和日军第五师团的二十一旅团硬拼了好几天，凭借着不要命的勇气，最终干掉了五千多名日军，还把旅团长中村正雄给打死了。
杜聿明压根儿没想到的是，共产党还记得他为这个国家出的那份力。
都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因为有太多这样的实例了，新中国对待那些国民党战犯，没有歧视也没有虐待，反而在很多方面都照顾得十分周到，这让杜聿明从心里慢慢有了改变。
受到杜聿明的影响，沈醉也慢慢变了，他改掉了起初那种不好的态度，变得主动上进。而且，他和杜聿明还成了好朋友。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成了首批得到特别释放的战犯，终于重获自由。当他走出功德林的大门时，感觉像是过了好长时间，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
当特赦名单公布的时候，因为没听到自己被点到名，沈醉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变得非常沮丧。
杜聿明把这一切都瞧在眼里，在还没离开功德林的时候，他就找上了沈醉，俩人好好聊了聊。他告诉沈醉，只要努力改造自己，迟早也能得到特赦的。
在杜聿明的开导下，沈醉心情好转，态度也有了转变。不出所料，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沈醉被列进了第二批得到特赦的战犯名单里。
沈醉得到大赦后，和杜聿明的友情还是很深。那时候，多亏了杜聿明给他想办法，沈醉这才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小女儿。
但是，那时候沈醉的老婆粟燕萍和几个孩子，有的在香港，有的留在台湾，因为好多事情挡着，他们没法团聚。不过好事多磨，经过好多人的帮忙，沈醉终于在1981年1月份带着女儿去香港和家人见面了。
这一年，沈醉已经67高龄了。
在去香港之前，杜聿明很认真地跟沈醉说：“要是祖国分裂了，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丢掉性命，这些我们都有责任。因此，推动祖国统一的大事情，我们得去做。你得守住自己的底线，不然的话，历史和将来的人们都会怪罪我们的。”
到了香港没多久，就有记者找上门来，想挖点所谓的“猛料”，明显是别有企图。不过沈醉可不吃这一套，他坚决地拒绝了，哪怕对方开出了高价，他也没动心。
最后，沈醉在香港只待了二十多天后就启程回家了，在回去之前，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样一番话：
我记得我妈以前跟我说，人可以不当官，但一定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198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后认定，沈醉属于原来国民党里起义的人员。这样一来，1960年发给他的那份特赦书就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沈醉从战犯的身份，变成了起义的将领。
人们常说“在功德林能积累功德”，沈醉在功德林亲身体验了那种特别的日子后，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正直和无私。被特赦后，他又亲眼目睹了新中国一天一个样的发展变化。这一切，都让沈醉深深地感到自己也是国家的一份子，就像他在香港时说过的那样：“身为中国人，我怎么会不支持不盼望中国早点统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