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在位年号“万历”，谥号“显皇帝”。年轻时曾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禹斋”，以古代三皇五帝中禹自比。

朱翊钧于1572年7月19日登基，统治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是自汉武帝以后在统一王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朱翊钧为朱载垕第三子，却是成活下来的最年长的儿子。

因此，穆宗即位第二年朱翊钧便被立为太子，他登基时年仅十岁。万历朝主要因以下方面为人所知：前十年张居正主持政治改革；其后朝廷派系纷争激烈。

宦官空前地插手地方事务，大兴土木工程，大量制造青花瓷及多彩陶瓷，欧洲传教士在中国许多地方传播基督教。

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援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在北部边疆与蒙古入侵者交战；镇压西南部蛮族叛乱以及东北兴起的满族势力，满族人最终在1644年推翻明朝。

万历年间的人口可能是明朝初期的两倍，总数高达一亿多。农业繁荣，部分原因是从美洲引进了新型农作物作为补充口粮，如玉米、红薯和花生等。

同时，在国家和私人支持下，制造业兴盛；地区贸易、跨地区贸易以及国际贸易受到高度重视，并达到了自十三世纪以来的最高收益。

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展示了一个正在城市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的富足繁荣。外国商人在明朝的每个疆界及沿海口岸寻找商业特权。

由于私人书院的普及，传统教学活动也得以加强。尽管1579年许多书院被朝廷勒令关闭，但其仍对十七世纪早期的明朝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识字能力的提高也促进了大众文学的产生，其中包括许多门类的实用性百科全书以及《西游记》、《金瓶梅》等文学名著。

社会的富裕，加之王守仁的启迪思想，在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中间掀起了一股敢于创新、打破传统、表现自我的思潮。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富于创新、不断探索、成果丰硕的时代。同时，万历年间也是一个带有恶兆的转折时代。

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时，偏远的东北边疆已被满洲人占领。繁重赋税加派、强取豪夺迫使大部分地区的百姓沦为盗匪或揭竿而起，而与此同时，国库却空空如也。

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经常无人充任以至于形同虚设，而当朝官员却忙于拉帮结派，互相对立，政府机构几近瘫痪。在二十五年间，万历皇帝刻意不理朝政。

奢侈、腐败、渎职见怪不怪，因此，明朝以后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明朝的灭亡应归咎于万历年间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万历皇帝本人。

万历朝前十年应该是明朝最安全、最繁荣、最稳定的时期。李太后、大宦官冯保和首辅张居正三人相互协调，有效地指导和控制幼年的万历皇帝。

在英勇善战、威震天下的将军镇守下，北部疆土安全无事。戚继光镇守北京东北部、李成镇守东北辽河流域，朝内由颇具兵略的兵部尚书谭纶和王崇古运筹帷幄。

著名的蒙古土默特族首领俺答汗，自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就侵犯明朝北部疆土，但最终于1570年至1571年与明朝讲和，同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直至1583 年离世，俺答汗一直把精力放在让他的部族皈依喇嘛教上面。整个蒙古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是盘踞在辽河流域东北部的察哈尔部首领图们汗，他也虔诚地皈依喇嘛教。

并且，他几乎每年都会试探性地袭击李成梁的前哨地区，但威胁不大。1579年，李成梁与戚继光联合，发动钳形攻势，对图们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国内事务上，张居正以身作则整肃官僚的纪律并提高官员的效率。他之所以能实行独裁式的领导，原因在于他赢得了李太后的信任与支持。

张居正反对大肆修建庙宇、祠堂，但李氏却大力支持；但除此之外，李氏均要求年幼的万历皇帝听从张居正的建议。如果万历皇帝不听从，她便会毫不犹豫地严加斥责。

明朝皇帝大都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否则，朱翊钧幼年便不必花费多年时间学习令人厌烦的严格戒律，直至他长大成人。

首辅张居正在世之时，万历皇帝对其百般顺从、赞扬不断、宠爱有加；凡是对张居正抨击的朝臣，便会马上受到万历皇帝的处罚与免职。

然而，1582年年中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似乎下定决心不再接受这样的控制；不过，他仍然对冯保有所敬畏。

但是，冯保现在在朝中已无有声望的合作者，很容易因为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无心的傲慢和贪污腐败而遭到弹劾。

1582年末，万历皇帝抓住言官弹劾冯保的机会，将其发配陪都南京赋闲养老。李太后表示抗议，万历皇帝伪称会将冯保召回北京，以此来缓和李太后的情绪。

然而，冯保不久便彻底垮台，他的家被查抄，一百万两黄金白银被万历皇帝用来修建他的私人宫殿。

几乎同时，张居正的爱将戚继光，捍卫北部边疆十六年之久，却被万历皇帝断然调往广东，担任卑微的职位。先前因抨击张居正而受到惩罚的官员同时被召回并官复原职。

万历皇帝的态度越来越明确，言官和朝中其他官员便纷纷弹劾张居正；1583年初，万历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谥号，查抄其全家，并开始清洗曾受惠于张居正的官员。

万历后期，万历皇帝刻意疏远内阁大学士，同时隐居深宫。万历皇帝继位之初，由于年幼，每月只临朝九次，逢“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时间均在翰林院官员督导下潜心学习。

然而，至1586年，万历皇帝倦怠于临朝与学习已成众所周知之事。自1589年8月起直至1615年5月，万历皇帝在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再未临朝。

1590年2月开始，他永久性地终止了来自翰林院的教育；自1591年开始，不再亲自参加大型的祭祀活动，而这是北京城每年一度的传统盛况。

1614年，万历皇帝甚至没有参加皇太后李氏的葬礼。16世纪80年代后期，万历皇帝已经不再定期召见内阁大学士。

1590年后便几乎不再召见大学士，1593年召见两次，1594年一次，1602年一次，1615年一次，此后至万历皇帝驾崩，再无此举。

有一整代的官员进入朝廷，却不曾与自己的国君谋面；有些内阁大学士任期内，也无直接觐见的机会。

早期耶稣会传教士曾德照据此写下一个合乎逻辑并广泛流传的谣言，即一位中国皇帝“不想被人看见，把自己关在玻璃房中，人们只能看见他一只脚，如此等等。”

由于明朝统治体制将最高决策权集中于皇帝一人，因此，朱翊钧隐居深宫不理朝政给内阁大学士带来了巨大压力。

大学士的职责是向皇帝呈递奏折，并转交有司执行。负责在皇帝与大学士之间传递奏折的是宦官，有时大学士只能凭借其传达的口谕来揣测皇帝的想法。

1587年，事态变得愈加严重，万历皇帝对批评自己的奏折也置若罔闻，并将奏折悉数留中。1591年后，除关于紧急防御和加派赋税的奏折之外，万历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万历皇帝的消极怠政更确切地说，他拒绝被打扰-导致了两个尤为严重的后果。其一是人事管理的停滞。

由于皇帝的无所作为，官员任命、调动、离职、致仕及朝纲处分连续数年受阻。官位空缺无人替补，因此日常事务管理也受到影响。

1596年，吏部及都察院官员抱怨朝中人员短缺，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如处理重大讼案变得日益困难。尽管怨声载道，人事机构状况依然每况愈下。

1602年，都察院十三道御史中的九道都无人员配备，朝中六部缺少尚书三人、侍郎十人，都察院及六科缺额九十四人。

三个省无巡抚，省以下的职务空缺六十六人，二十五个府无知府。截至1612年，行政部门几近瘫痪。

内阁只有一位大学士，并且因病在其京城府邸修养已数月有余，六部只有一位尚书，兼管吏部、兵部与刑部，户部、吏部、工部各部只有一位侍郎在任。

都察院已连续八年无固定的左都御史，都察院及六科的官员通常一人身兼数职，一大批巡按连续十多年不曾召回或调任。

地方官员大量空缺，据估测，将近半数的知府、知县职位空缺。数千有望上任的人士在京城无所事事，只因吏部文选司无人派发任命书。

因此，通常有五十多名给事中的监察机构六科，只剩下四人，且其中五科无人管理；通常都察院监察御史人数应超过一百人，但有一段时间内十三道御史中只有五人任职。

监狱里的囚犯饱受牢狱之苦，只因缺乏审判官员而最终死于监狱。这只是失败的人事制度一种负面影响，所有管理机构都陷入瘫痪，危机四伏。

万历皇帝的无作为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官场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官员互相倾轧，加之其他原因，实际上打击了万历皇帝任命官官、处理朝政的积极性。

其消极怠政更自然地加剧了官员的派系纷争。朝中官员像万历皇帝一样，对张居正的独裁行为怀恨在心，张居正死后，他们与万历皇帝一样，决不许再出现一个独裁式的内阁首辅。

因此，张居正之后的内阁首辅，任职期间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张居正去世后的最初几年里，万历皇帝曾试图对朝中官员加以限制。

1586年，在申时行的规劝下，他严禁朝中官员上奏自己职权范围外的事情；1591年诫谕任何诋毁大学士的人将被处以严厉惩罚。

同年，由于星相不吉利，万历皇帝停发都察院以及所有监察官员一年俸禄。

万历年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给后来的皇帝遗留下一个带有地域派系冲突的局面，牵扯到两大派别，但它们只能被模糊地界定，从来没有形成牢固的统一战线。

其中一派自称为“清流”或“善类”，他们保守，在朝中倡导传统道德，正直诚实，多数倾向反对内阁，力谏万历皇帝改正自己的缺点。

一些退隐后的“清流”派官员，1604年在苏州西面的无锡创建了东林书院，在那里探讨哲学问题，并把当今的政治混乱归结于普遍的自我放纵，它根源于王守仁的个人主义思想。

他们倡导重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道德观。从1610年开始，朝中的“清流”共同被称作“东林党”。

到明朝灭亡，即使与东林书院并无任何关系，官员们也会被很随意地归为“东林党”。在“清流”派看来，他们的反对派由软弱无力的大学士以及投机取巧、恭维谄媚的外廷追随者构成。

反对派最终可以从地域上看出来：一派来自浙江、另一派源自山东、另一派来自湖广，三派同受吏科给事中亓诗教的领导，三派关系相当松散。

万历皇帝死后，所谓的“东林党”占据朝中支配地位，与权倾一时的宦官魏忠贤相抗衡。从1625年到1626年，魏忠贤残酷地清洗了东林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