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元朝开国功臣——怀仁人赵璧
殷谦
摘要 赵璧是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史称蒙哥汗）、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的股肱之臣，蒙元著名的政治人物。赵璧出身贫寒，少有大志，一生经历曲折复杂；虽然屡经党争，但他靠自己过人智慧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赵璧仕途并不平坦，但却是元朝建国功勋，也是元廷精通汉蒙两种语言第一人。因元朝史料贫乏，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被历史风尘所淹没。笔者历时四年，专注于研究蒙元历史，竭力还原一代名臣赵璧。研究赵璧事迹对了解元朝宪宗、世祖朝的政治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少年得志，师从大儒
在大元朝，山西省怀仁县出了三位贤才：赵璧、张文显和曹立。赵璧是元朝的开国功臣，他是忽必烈的老师，也是好友知己，忽必烈“呼秀才而不名”，就是说他见赵璧就直呼他为秀才，而从来不叫他的名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比方，忽必烈视他为“闺蜜”，享受这种礼遇在元朝诸汉人儒士和众汉人大臣中也仅此一人。赵璧人品贵重，正直清廉，官至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领诸军，也就是宰相和大将军之一。史料记载张文显清正有守，元至正间累官礼部尚书，但已是处于和平年代；曹立是元泰定朝前御史中丞，后来又升迁为中书右丞，张文显和曹立并无赵璧的建树，所以说，唯赵璧功勋卓著，声名显赫。
赵璧，字宝臣，1220年出生于金大同府（即元大同路）怀仁县桑干河畔（位于今怀仁县河头乡李家小村）一农户家。赵璧去世后，家乡怀仁为其建两祠以祀，《怀仁县新志·学校》（光绪三十二（1906）年）记载，“乡贤祠：三楹，在名宦南，祀元平章赵璧……”、“忠义祠，三楹，祀元忠臣赵璧……”可见赵璧为一代贤臣和忠臣，此绝非虚传，后人为其建祠立庙，世代纪念。
赵璧（1220年—1276年)，字宝臣，大蒙古国至元朝初期政治家，云中怀仁县（今山西省怀仁县）人。1242年，入见忽必烈，聘请中原儒学名士王鹗等人，学习蒙古语，为忽必烈讲解儒经。蒙哥即位，命赵璧和塔察儿到燕京抚慰军民。1252年，赵璧和史天泽都担任河南经略使，他们在边境屯田，准备攻打南宋。1259年，赵璧随从忽必烈攻打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宋朝大臣贾似道请和，赵璧与之谈判。元世祖即位，以赵璧为燕京宣慰使、中书省平章政事，征伐阿里不哥、山东李璮，赵璧为行山东等路中书省事，至元四年（1267年）赵璧为枢密副使
《元史·赵璧传》记载：“璧祖上历世不显”，说明赵璧出身贫寒，祖上因不显达，而未有记载，据张之翰《赵璧神道碑》中所提“父讳伯山，隐操畎畆”一句，只得知赵璧的父亲名叫伯山，是个种田的。又载：“母李氏痛赵氏昆仲不文，尝仰天自誓：‘我若有子，必令读书。’”此处可得知赵璧的母亲李氏曾经发誓，自己若有儿子，必会让他读书。李氏何以仰天起誓？悬念就出现在这个“誓”字上，经过研究推论，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李氏非一般妇女，她“痛赵氏昆仲不文”，即意丈夫赵伯山和他的兄弟们都不读书，而她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道理，只有让孩子读书入仕才是正途。事实上金代极其尊孔崇儒 ，使得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不但为金朝统治者所接受，也被庶民所接受，尤其是赵璧出生于金后期以后，这种忠孝观念几乎成为他们的道德规范，所以说，让孩子读书成为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由此可知，至少赵璧之母李氏并非白丁，从她重视孩子的教育可见端倪，可以说李氏是赵璧的启蒙老师，尤其那个时代，一个农村妇女能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可谓是极其聪慧的。虽然无法考证李氏祖上的事迹，但由此可推断赵璧母亲李氏也是受过教育的人。当然，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让她为此“起誓”，因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读书受教育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一种奢望，更别说庄户人家的孩子。
第二，金朝的科举制度非常成熟和完善。据考史料，全国十九个路，共设置十个考区，而山西就占三个，其中有大同、太原、平阳这三个考点，成为金代重要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的北移使得山西拥有几个府试考点，其中浑源和大同各占据一个，怀仁离大同很近，就等于科举就在家门口举行，这为怀仁的读书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金统治者接受汉文化科举考试的传统以词赋、经义为重，使得词赋科目录取的人数最多，录取人员待遇最优。据《金史》（元·脱脱等）记载，承安五年经义榜，山西籍的进士就占三分之一。金代尊孔崇儒的教育政策，以及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当时人们都希望自家孩子能够出个文化人，这也是有文化的赵璧之母李氏非常重视教育的原因之一，故有此誓言。
第三，《元史·赵璧传》记载：“璧兄年长后学佛”，以及《赵璧神道碑》记载：“长佛佑，学浮图法”，说明赵璧哥哥出家学佛的事实。周南瑞《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八有录赵璧所撰的《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可推断赵璧对佛教也有兴趣，或缘于此。“我若有子……”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她从未有过孩子一样，其实李氏有二子，长子出家为僧，已不问世俗，对她而言尚有遗憾，故而有“我若有子，必令读书”之誓。
李氏果然又得一子，为其取名“璧”，璧，美玉也。名字中给予李氏之厚望，望他能够读书入仕，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信息，恰好对应了李氏对长子出家之遗憾，李氏为赵璧取这个名字还有一层用意，对于出家人而言，已四大皆空，李氏等同于无此长子，而次子赵璧的到来，就如上天又赐一子， “我若有子”之叹也在情理，所以说“赵璧”这个名字对李氏来说，亦有“完璧归赵”之意。
赵璧故里山西怀仁县
这真是天赐美意吗？赵璧年幼时，怀仁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大蒙古国的辖地了，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过着半牧半耕的生活，赵璧自会走路的时候就与很多蒙古人和色目人小伙伴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使他对蒙古习俗和人情非常了解，所以他精通蒙古语。
那么，赵璧的出生并不意味着他的家庭就充裕了，另外，当时的怀仁连年征战，又是半牧半耕的一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固定的私塾和学校，赵璧一个农户人家的孩子，又生在又是如何受到教育的呢？《中国通史·中古时代·元时期》（第八卷，下册）记载：“璧稍知事，李氏即使之从名师九山李微、金城兰光庭研习儒术，‘朝诵暮课’，学业长进很快。”由此可见，赵璧不但去读书了，而且他上学的地方也非同一般，他的老师也不是当地普通的私塾先生，而是金朝当时文坛的大儒和名流，其中就有九山的李微和金城的蓝光庭。
问题是，出身贫寒的赵璧又是如何做到的？这里要说到一个人——元代丞相耶律铸。据史料记载，耶律楚材有两个儿子，长子耶律铉，次子耶律铸，这两个儿子非一母所生。耶律楚材的第一个妻子在金灭之后不久郁郁而终，他之后续娶的夫人姓苏，据史料说苏氏是苏轼后人，知书达理，贤惠无比。耶律楚材与苏氏的感情深厚，对其所生的耶律铸也是宠爱有加，这一点从他给儿子耶律铸的书信中就能看出，字里行间满含舐犊之情。
耶律铸生于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六年（西元1221）辛巳五月初三。据金元著名诗人麻革和赵著的序文以及《故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墓志铭》，断定耶律铸出生于其父母扈从成吉思汗西征途中的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中国通史》记载，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死于征战西夏的六盘山，其第四子拖雷监国。之后不久，耶律楚材从西夏经云中(今山西大同和怀仁)北返。又据《元名臣事略》、《中书耶律文正王》记载，当时耶律楚材北返时还携妻苏氏和6岁的儿子耶律铸，在怀仁做短暂停留时，6岁的耶律铸遇到了7岁的赵璧，两个孩子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友。耶律楚材见过赵璧之后，发现这个孩子聪慧无比，不但会说蒙古语还会说汉语，而且小小年纪谈吐不凡，顿生喜爱之情，加之耶律铸也对赵璧恋恋不舍，耶律楚材对李氏说了要为赵璧寻良师的想法。这对于望子成龙的赵璧之母李氏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由是，赵璧跟着耶律铸和耶律楚材远去漠北。这年冬天，耶律楚材奉拖雷之命，为搜索经籍从漠北来到燕京。
耶律铸（1221年-1285年），字成仲，号双溪，又曾自号独醉道者、四痴子、北山逋客、白莲居士。祖籍义州弘政（今辽宁北镇）。为辽太祖长子耶律倍九世孙，金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孙，耶律楚材次子，其母为苏轼四世孙威州刺史苏公弼之女，中国元代作家。耶律铸于1226年随耶律楚材东归，师从当时的诗人李微学习儒家经典和写诗。其自幼聪敏过人，十三四岁时就能写出水平很高的诗作，受到元好问等人的赞誉。1244年，耶律楚材去世，耶律铸继承父亲的职衔
据《元史》记载，耶律铸先后师从九山李微、吕鲲、赵著学文学诗。其中就有九山李微，可见他和赵璧在少年都曾师从此人，学习儒家文化以及天文、地理、律历等知识。赵璧和耶律铸知识渊博，善于记诵，但他们俩都有相同的一点，就是从未参加过科考，这和他们的经历有关，那时处于蒙元初期，国家还没有科举制度。与赵璧的志趣相同，耶律铸善于赋诗属文，更擅长骑射，在宗教信仰方面，耶律铸不像他父亲耶律楚材那样笃信佛教，而是与赵璧一样周旋于释道之间，因而耶律铸自号“独醉道者”，“独醉痴仙”。
其实赵璧的字起初是母李氏为他所起的“宝仁”二字，《怀仁县新志》之《元·平章政事赵璧列传》记载：“赵璧，字宝仁，云中怀仁人。”顾名思义，壁，宝玉也。宝仁，乃有怀仁之宝玉之意。而学成之后，耶律楚材为其改字，将“仁”改为“臣”，此后赵璧字为“宝臣”，其中寄予了耶律楚材对他的无限期望，望他能成为朝中之重臣，国家之栋梁。
赵璧不忘母亲李氏的志愿和老师耶律楚材的教导，专心致志攻读儒家著作，决心将来入仕，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
平步青云，展露才华
赵璧是如何受到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及重用的？这还要从耶律楚材的举荐说起。在元宪宗蒙哥汗时期，赵璧已经参与政事。唆鲁禾帖尼为让忽必烈学习汉文化，特意请耶律楚材举荐人才，楚材就提起赵璧。当然，赵璧入仕前因博学多才而名噪漠北，忽必烈也有所耳闻，对他自然是刮目相看。1242 年，23岁的赵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至驻牧之处。据《平章政事赵璧列传》记载：“世祖为亲王，闻其名召见……赐三僮，给薪水，命后亲制衣赐之，视其试服不称，辄为损益，宠遇无与为比。”由此可见，忽必烈对赵璧的重视，赐给他的衣服都是察必可敦亲自缝制的，并且亲自为他试穿，见衣服不合适再让察必可敦给他改制，衣服破损了就加以修补，对他的恩宠是忽必烈从藩王到帝王以来没有哪个臣子能够相比的，他与忽必烈亲如兄弟，察必可敦把他当作至亲，对他的关怀无微不至。
当然，受到如此宠遇，不仅仅是因为唆鲁禾帖尼和耶律楚材的举荐，更多是因为赵璧才华出众，深得忽必烈的器重和敬重。金末丧乱，云中之地接朔方，赵璧居此间，其母李氏感于时势，使其渐习北语，遂能因蒙与汉相沟通之需而跻身于新贵之行列，可见他的际遇，并非出于偶然。赵璧精通蒙古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让他与忽必烈的交流可谓是畅通无阻，这就是赵璧的魅力所在。
忽必烈被其兄长蒙哥汗委以重任，命其掌管漠南汉地一切军国庶事。研究史料发现，其实忽必烈在潜邸时，对征聘士人的态度并不象史书渲染的那样积极主动。赵璧告诉忽必烈，蒙古人虽能“马上得天下”，但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必须以汉人以汉法治理汉地。赵璧首先给忽必烈陈述人才的重要性，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在金莲川大开藩府，广收人才以治其地，赵璧向忽必烈举荐的第一人便是金元名士张德辉。据《元史》卷一百五十一《王玉传》记载，赵州宁晋人王忱也是经由赵璧引入裕宗潜邸的。另外，忽必烈自己也听闻过儒士王鹗和姚枢，便派赵璧前往说服，《元史·姚枢传》：“世祖在潜邸，遣赵璧召枢至，大喜，待以客礼。”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之“宪宗朝·委任太弟”篇目云：“元年命太弟总治民戸事，太弟即世祖也，甫受事遣赵璧召隠士姚枢，枢见太弟才可有为，为书数千言上之，首陈帝王之道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彚……”又据《元史》和《蒙兀儿史记》中的《王鹗传》记载，王鹗是亡金遗老，蔡州失守，王鹗危在旦夕，是万户张柔闻其大名而将他救下。当时忽必烈派赵璧去聘请他，王鹗来到藩邸：“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务之变，每夜分，乃罢。”但不久，王鹗乞求返还，忽必烈赐给他马匹，还让近待阔阔、柴桢等人随从他去学习经典。后来忽必烈让他徙居大都，还赐给他一所住宅，可知忽必烈对他是相当重视的。1260年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首授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让他与赵璧一起制诰典章。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传统蒙文：ᠪᠣᠷᠵᠢᠭᠢᠨ ᠤ ᠬᠣᠪᠢᠯᠠᠢ，西里尔蒙文：Боржигины Хубилай；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蒙古尊号“薛禅汗”（拉丁拼写蒙文：Secěn qahan），大蒙古国第五位大汗，元朝开国皇帝（1260年－1294年在位）。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监国拖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蒙哥汗在位时，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事，后受封于京兆。在此期间招揽汉族儒士，整饬军政，并参与蒙哥远征大理、围攻南宋的战役。蒙哥死后，忽必烈自前线回师，与同母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并即汗位于开平城，建元中统。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翌年正式迁都大都（北京）。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伯颜等大举伐宋，两年后攻陷宋都临安，最终于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中国的大一统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慰使张公》引《张德辉行状》记载，丁未岁(1247) ，张德辉又向忽必烈举荐元好问、李冶、杨奂、商挺、李俊民、徐世隆等二十余人，都是当时声名卓著的儒士，于是一大批汉族儒生从各地纷至沓来，投入到忽必烈府中。《元史·李冶传》载，李冶又向忽必烈推荐：“今儒生有如刘秉忠、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有用之材，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元史·世祖本纪一》：“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引《徐世隆墓碑》：“上在潜邸， 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经世大典·序录·礼典》“进讲”条：“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透过这些史料记载便可发现，忽必烈听取赵璧广纳贤才的建议，赵璧除了自己推荐引进一些人才外，凡是忽必烈喜爱并想收入麾下的人才，都派遣赵璧前去征聘流落在中原的旧金名士至藩邸辅政。
事实上，忽必烈潜藩对儒士们并没有像史籍渲染的那么有吸引力。从史料上可发现“金源遗士”大多以为“亡金旧臣，义不可再仕”，都不愿为忽必烈所用。“正统儒士”也多不愿赴忽必烈潜邸。在蒙古军破德安时，著名理学家赵复沦为俘虏，是被姚枢救了下来。赵复道：“以九族俱残，不欲北”，也就是不愿北上归附蒙古统治者。但是，经过赵璧的不断游说，大多数儒士最终都来到忽必烈身边。其中就有赵复，忽必烈召见他时问：“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回答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可见若不是赵璧的力荐和劝说，赵复是不愿为忽必烈所用的。
元初汉人儒臣多经赵璧招聘或推荐而入仕元朝，《赵璧神道碑》中载其“首下汉境，微四方名士，自后王府事咸兴焉。”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赵璧的罗致，忽必烈身边就不可能拥有那么多优秀人才。而这批人才在忽必烈继位之初，都被任为政府要员，由藩府幕僚过渡成为汉人文官具有一种连续性，所以他们为忽必烈建言献策，使元朝以汉法治理天下的思路也得以一以贯之。
赵璧在漠北讲授儒书，教授蒙古少年，讲授四书五经，他是忽必烈即位前较早信用的汉人儒臣，还曾奉命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使忽必烈明白“知圣贤修已治人之方”的道理，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二）有“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文中称:“及见世祖皇帝於藩邸，独以儒士见目。是时国言，语未尽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经传之学也。自公始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元史·赵璧传》载：“（世祖）敕璧习国语（即畏兀体蒙文），译《大学衍义》，时从马上听璧陈说，辞旨明贯，世祖嘉之。”忽必烈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赞叹不已。
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元宪宗）即大汗位，忽必烈极力推荐赵璧行走御前，蒙哥汗听忽必烈说赵璧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精通蒙古语，这使蒙哥产生极大兴趣，当即就召来问治于赵璧。蒙哥问道：“天下何如而治？”赵璧直言道：“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意即请先诛杀身边的恶人。蒙哥汗闻言很不高兴，赵璧见状默然而退。据《元史·赵璧传》记载，当时就连忽必烈对赵璧的敢于直言都吓出一身冷汗，“世祖曰：秀才，汝浑身是胆耶？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
在宪宗即位之初赵璧就已被信用。《元史·宪宗纪》载，宪宗元年，“命皇弟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同时遣“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牙剌瓦赤……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牙剌瓦赤即前引《元史·赵璧传》之“牙老瓦赤”，他是西域忽里谟斯人，自成吉思汗时就来降蒙古，并历仕三朝，宪宗时他管领中原汉地的财赋等要事。赵璧对宪宗蒙哥说“请诛近侍”，说的就是牙剌瓦赤。这段历史事迹说明，作为汉人儒臣显宦的赵璧，对待管理财赋的色目人官员历来都是坚持反对立场的。蒙哥汗即位是由于蒙古汗权从窝阔台系转为拖雷系的，当时反对派势力强大，蒙哥汗身边还有乃马真皇后重用的奸恶之人，并且担任近待，所以说，赵璧斗胆提醒蒙哥汗是无可厚非的，事实证明赵璧的建议对巩固拖雷派系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意为“长生”）；1209年1月10日—1259年8月11日），又称莽赉扣，大蒙古国第四位大汗（1251年7月1日—1259年8月11日在位），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孙、元睿宗拖雷长子，四弟即元世祖忽必烈，母亲是唆鲁禾帖尼。蒙哥即位前曾参加拔都统帅的长子西征，活捉钦察首领八赤蛮，进攻古罗斯等地。即位后主要致力攻灭南宋、大理等国，并派遣旭烈兀西征西亚诸国。1259年，在进攻四川合川钓鱼山时（今重庆合川钓鱼城）去世。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忽必烈追尊蒙哥庙号为宪宗，谥号桓肃皇帝
1235 年，窝阔台（元太宗）于鄂尔浑河上游建哈拉和林城（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为国都，并在和林周围建四季行宫。1252 年（元宪宗二年），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遂南驻金莲川，重用赵璧在藩府广招人才，讲求治术，奠定了立国中原的基础。1256 年，忽必烈又听从赵璧的谏言，派刘秉忠去相地，选定桓州东、滦河北龙冈，在此建造了开平城，建成之后将藩府迁移于此。1260 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集诸王贵族举行大会，被推举为大汗，开平城也成为临时的汗廷所在。同年四月，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国都和林宣布即大汗位，形成一南一北“两汗争立”的局面。赵璧认为，阿里不哥虽占据国都，在名分上略占优势，但在军事和经济实力方面尚不能与占据汉地的忽必烈抗衡，致命的是国都哈拉和林军民所需各种粮食物资都要经汉地供应，赵璧建议忽必烈当机立断，切断汉地对国都哈拉和林的例行物资供应，一时使阿里不哥陷入绝境。
赵璧童年的玩伴和同学耶律铸当时在国都哈拉和林，当他得知赵璧在忽必烈帐下效力，竟然不顾妻和子在漠北，毅然归向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拜他为中书左丞相，同年冬季，他与赵璧一起扈从忽必烈自上都北征，大败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原汉地奠下了政权的基础，当战胜阿里不哥而占领国都哈剌和林之后，并没有将汗廷迁回，而是选择了燕京作为新的国都。
作为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臣，赵璧若不出此上策，忽必烈若想战败阿里不哥绝非易事，一旦让阿里不哥有喘息之机，他们兄弟俩的汗位之争估计还要持续许多年，因此，赵璧为忽必烈建立和巩固政权立下了不世之功。 忽必烈即位当天，就任命三名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负责官员，赵璧与祃祃、董文炳同被选中。先是任命赵璧为燕京行省平章政事，至元初年，又任命赵璧为中书平章政事，与主管财赋的阿合马同朝为相，可见赵璧在忽必烈心目中的位置可谓至高。
忽必烈听取赵璧的谏言，采用汉制建立中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初置于开平汗廷，而分宰臣于燕京置行中书省，左、右部亦分置。在中统元年（1260）七月建立“燕京行中书省”作为统领汉地政务的中枢分支机构时，赵璧拜授平章政事。次年，燕京行省官员奉诏赴上都议事，元廷在燕京行省基础上正式确定中书省编制，又任命了一批新省官，继而又将新旧省官重行分划为“留中”和“行省事于燕”两部份。赵璧当时仍分省于燕，担任平章政事。《元史·宰相年表》“平章政事”条载赵璧于中统元年任该职，此实为燕京行中书省平章；同条中统二年、三年，至元元年之下，赵璧则被漏载。《元朝名臣事略上》记载：“中统二年，平章赵璧奏立诸路行省，丞相耶律铸行省河东，公为之贰，旋召还。”可见，赵璧参预的政事往往都最关键的事，也是参与建立元朝典章制度的重要人物之一。
赵璧还参与过行军作战。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元世祖忽必烈命宋降将刘整与阿术同为都元帅，大举攻襄阳。六年正月又命枢密副使史天泽往襄阳督师。据张之翰《赵璧神道碑》记载：“六年，宋荆湖制置吕文德遣人约降，诏以公(赵璧)驰驿鹿门山，与都元帅阿珠(术)议可否。”《元史·赵璧传》记此事改为：“宋守臣有遣间使约降者，帝命璧诣鹿门山都元帅阿术营密议”，可见赵璧是奉诏密议招降，非正式奉使，《元史》本纪未载。赵璧至军营，曾参与指挥作战，虽说本纪记事未提及赵璧，但赵璧曾参与指挥战事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虞集《道园类稿》载有仁宗延三年(1316年)五月，国史院、礼部、太常寺会议改谥赵璧的《谥议》，内有“与平济南李之乱，败宋夏贵之兵”之句，《谥议》言必有据，绝非虚构，可信确有其事。赵璧于至元六年十月奉诏回朝，晋阶一级，加授资政大夫、中书左丞、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当是作战有功，故被晋阶起用。
中统三年，汉人世侯李璮叛。忽必烈调军前往征讨，命赵璧行山东等路中书省事。李璮之乱引起忽必烈对朝中一批汉人秀才的猜疑。主持陕西行省政务的廉希宪、商挺等人也在这时受人诬告被召回朝廷。赵璧却在这时向忽必烈进言，谓王文统原系廉希宪和张易所推荐，遂至大用。忽必烈可以不听别人的话，但赵璧的话他不得不听，他非常信任赵璧，当时忽必烈闻奏后，竟夜不能寐，以至夜半遣中使召见廉希宪。据记载，廉希宪事迹的碑传资料，赵璧此举乃妒希宪勋名使然，我却不这么认为，这中间另有其他缘由，史料有限，很难确考。 赵璧南征时期他领军队占据了许多重要城池，立下汗马功劳。他不仅是才华横溢的大儒，蒙汉兼通的名臣，也可称得上是政治谋略家和杰出军事人才，赵璧在汉人儒臣中最为贵显，处于前驱和领袖的地位。
仕途蹭蹬，赵阿交恶
按说赵璧少年得志，又蒙忽必烈恩宠有加之荣光，本应官场得意，仕途光明，但据史载，实不其然。
色目人阿合马是察必皇后的父亲按陈那颜的陪嫁奴隶。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任命他兼管中书左右部，又兼诸路都转运使，借此机会，他在任职所在地进行搜刮民脂、高利盘剥之事，因而，他辖区内的收税效率要高于比其它地区。当时忽必烈因南征经费而一筹莫展，阿合马无异于雪中送炭，因而对阿合马大加赏识，认为阿合马是理财能手，是难得的高人，从此以后，阿合马的官位一路飙升，以至于至元二年（1267），忽必烈宣称他为“百官之首”，由此一来，元朝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几乎都集于他一人，阿合马权倾朝野，可谓一手遮天。
阿合马（？-1282年），生于中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回族，中国元朝初期大臣。阿合马初隶弘吉剌部按陈那颜，后作为媵臣随按陈女察必（元世祖顺圣皇后）入宫。中统二年（1261年），为上都同知。次年，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至元元年（1264年），升中书平章政事，后兼制国用使，改尚书省平章政事。至元九年（1272年），又为中书平章政事，达十年之久。时值灭南宋前后，阿合马采取兴铁冶、铸农器官卖、增盐课等措施，使财政支出得以应付，因此深得世祖宠信。后阿合马专权横暴，打击异己，贪赃不法，引起太子真金及多数大臣不满，人民普遍愤恨。至元十九年（1282年），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乘世祖和真金去上都的机会潜入大都，假称真金回宫，召阿合马，杀阿合马及其党羽郝祯
至元元年（1264年）十一月，忽必烈把阿合马专领的理财机构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引起中枢机构人事大变动。阿合马排除异己，打压敢于直谏的汉臣，忽必烈为配合他的工作，一时对阿合马言听计从，突然宣布免去所有宰执，重新任命，当时中书省里的汉人乃至如廉希宪等色目人都被排挤出来，就连与忽必烈交情深厚的赵璧也不例外。
赵璧和阿合马交恶，对此我多有考证，我认为赵璧与阿合马早年就有过交往，但阿合马的为人为赵璧所诟病。阿合马被忽必烈重用之后，打压和排挤汉臣，但他对赵璧还是心有忌惮的，他知道赵璧不同于其他汉臣，在忽必烈心目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得知阿合马飞扬跋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赵璧多次向忽必烈谏言，但利用阿合马大肆敛财的忽必烈这次并不未听赵璧的话，反而偏袒阿合马，令赵璧非常失望，连平章政事这个宰相之位也不要了，忽必烈也无可奈何，只能任由他去，这反而印证了忽必烈与赵璧情同手足的关系。
为赵璧而作的《大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公神道碑铭》中称，赵璧于中统元年立中书省时拜平章政事，至元元年(1264年)定制，加荣禄大夫。四年，改中奉大夫枢密副使。赵璧看似改任，实则为贬降。故而碑文记载：“四年，改中奉大夫枢密副使，舆情为公郁，公处之甚安，其明达有如此者。”铭文又有“副枢曷衍，安于左迁”，意即赵璧他何罪之有而致贬降：此是为他鸣不平也，但左迁之缘由，碑铭仍避而不谈，似有意隐讳之。事实上自至元以来，赵璧并无重大过犯见于记载。
《元史·世祖纪》至元八年二月，“以中书左丞、东京等路行尚书省事赵璧为中书右丞”。毕竟忽必烈对赵璧不同于其他大臣，念起旧臣，忽必烈不忍弃之，于是至元九年十月又晋赵璧为平章政事，恢复当年原职。不过他重回中书省之时，以理财当国的权臣阿合马之权势仍然如日中天。
张之翰撰《赵璧神道碑》记:“寻迁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同列非其人，忧深虑重，食少事烦。” 看来赵璧虽想勉为其难地扭转当日时局，但终究难以一施抱负。《元史·世祖纪》载，这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阿合马仍为中书平章政事，逐步因“理财能手”得宠，继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所谓“同列非其人”系指阿合马无疑，说明两人旧怨既深，再度同列中书，在汉回官员互相排斥的局面中，不能和睦相处是必然的，赵璧因此茶饭不思，忧心忡忡，对忽必烈重用如此狼子野心之人而放心不下。
阿合马把持朝政将近二十年，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苛捐杂税，官为局卖和经营鼓铸，对各地帐籍进行严酷的“理算”，逋欠财赋，追征欺隐。理算的对象，本应是隐产逃赋之富豪，和侵吞财务、中饱私囊的贪官，而他理算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廉洁守正而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官吏，最终招致人怨。阿合马任人唯亲，一家人“尽处要津”，但凡给他献上美女的人都能获得高官厚禄，灭宋之后，更放肆到公然贩卖南方官职，美其名曰：“海放”。阿合马取得如此大的理财成就，始终与他和其党羽贪横不法的罪恶相并行。
《大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公神道碑铭》
面对上述情势，赵璧竭力强调关于节用与爱人之儒家学说和思想，直谏忽必烈要“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赵璧与一些汉臣在指责阿合马一系列奸贪不法时，竟然否定了当时增加国库收入之必要性，甚至“讳言财利事”，赵璧在将义与利对立化的同时也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财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至元中叶以后，随着藩府旧臣的日益凋零，以及被调离忽必烈身边，朝中汉臣的势力也日渐缩小。
拉施特的《史集》则为汉籍讳言的赵璧与阿合马的一段纠葛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赵璧早在忽必烈即位前“宠遇无与伦比”，蒙汉兼通，允文允武。中统建元首任平章政事，此后屡预要务，至元四年突遭左迁，此后数年间，汉籍不再见他参预军国大事的记录，“宠遇”变成了冷遇。由此可知，元朝建国之初，赵璧与阿合马二相有如水火，互不相容，是因为赵璧为人忠直，嫉恶如仇。
从拉施特的《史集》中获得四条重要信息：一、忽必烈即位后，阿合马为相，赵璧同在相位，即同为平章政事，与这种品行不端之人同朝为相，赵璧颇以为耻。二、赵璧对阿合马心怀不满，曾密谋与汉人官员联手铲除阿合马，阿合马得密报，驰赴上都向忽必烈陈诉，赵璧因而弃官出走。三、赵璧去襄阳，参与围攻襄阳之战有功。四、赵璧因战功再度被任平章原职，与阿合马共事，彼此仍相互嫉视。
学识渊博 廉洁守正
赵璧留下的著作不多，虽有诗文作品，但已世所罕见，我想这与他淡泊名利不无关系。
据 (元)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一三，以及《故中议大夫平江海道都运万户赵公墓志铭》等记载发现，元代还有同姓同名的汉人赵璧，字国宝，东平阳谷人，积官至礼部郎中。元至大元年（1308）武宗即位，赵璧受命于危难之际，任平江等处都漕运万户，但却“赴任月余卒于官所”。此赵璧非彼赵璧，也有词赋诗章留世，如1312年，陈俨写《从祀绘塑碑》，乃是此赵璧书丹，这偶尔也使研究者将两者混淆，误认为是一人，仅作说明，不赘。
尽管如此，从赵璧撰写的《圣武亲征录》来讲，其学识渊博可见一斑。赵璧的学风，颇近辽、金时北方之习尚，擅于词赋与章表。忽必烈曾命数人作讨宋檄文，皆不能称旨，于是召璧为之，文成之后，忽必烈喜赞曰：“惟秀才曲尽我意”，可见赵璧文采非凡。
《圣武亲征录》的原蒙古文本作者是孛罗丞相，而汉译文本的撰写作者被史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王鹗，但经过细考，我认为《圣武亲征录》的汉译文本的作者应是赵璧无疑。此定论有如下依据：王鹗虽然是翰林学士承旨，但他未曾接触过蒙古文化，可以说对蒙古文一窍不通，故而《圣武亲征录》的汉译文本的作者不可能是王鹗。至元十年（1273年），84岁的王鹗病故，假定1266年与1273年间《圣武亲征录》汉译文本已经问世，而此时的王鹗已是年老体衰，精力实在有限，加之他不通畏兀体蒙古文，断不可能由他译撰成此书。
王鹗的主要任务是将搜集史料存于史馆以待备用，而不是亲撰。1266年王鹗出任翰林国史院翰林承旨时已是78岁的老人，王鹗著有诗文四十卷，名曰《应物集》，以及《汝南遗事》二卷，《论语集义》一卷，除此而外，他没有任何有关蒙古方面的史著，由此可认定《圣武亲征录》汉译文本的撰写者不是王鹗。
译家皆知，汉译蒙与蒙译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能汉译蒙的作者，未必就能够蒙译汉。而具备这个才能的非赵璧莫属，重要依据是，赵璧在出身在汉梦杂居的云中怀仁，小时候就会蒙语，他还是忽必烈的家臣，在忽必烈潜邸时又通过教授学生而使蒙语知识越加精通，不久又来到哈拉和林，访察太祖、太宗史事有充分条件，耳闻目染，对蒙古国兴起和发展有全面的了解，汉译《圣武亲征录》，他完全具备能力和条件。
赵璧译《大学衍义》及《四书》，也只能译其大旨，仔细推敲也难免有讹误，他是汉人儒士，不可能对畏兀体蒙古文的认知达到非常之精准的水平。反之，如果是蒙古儒士，虽能译出汉文译本，但其古汉语水平断然也达不到赵璧的水平，此可想而知。《道园学古录》卷十二《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载录了赵璧释解《四书》的事迹，他的释解也只能说解其关键的重要内容，赵璧把《圣武亲征录》译成汉文本，出现一些舛误也是不必过于挑剔的。
赵璧清正廉洁，当时也算首屈一指。赵璧的衣服经常“一穿到破”，就是舍不得为自己换一身新衣服，忽必烈有时都看不下去，命后宫为他缝补，“辄为损益”。
《圣武亲征录》记录成吉思汗战纪
1252 年，在赵璧的建议下，忽必烈奏请蒙哥汗由他来治理河南。忽必烈派朝贵莽噶拉、汉人赵璧和史天泽治理河南。虽说赵璧是个书生，但他善于理政，决绝果断。《元史·赵璧传》载：“时河南甫罹兵乱，民不聊生。有刘万户者，贪淫暴虐。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敢行……”经略使赵璧到来后，首先就将恃势为虐的刘万户极其党羽董主簿立斩之，而“刘万户受惊吓，卧病而卒。”于是乎，“不二三年，河南‘以最治称’”。就是说，久乱不治的河南，在赵璧的铁腕治理下，很快便得到有效治理。因此，赵璧的清正廉明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忽必烈也因此深得民心。
这也引起了蒙哥汗猜忌，1257年，蒙哥汗派遣阿兰答儿钩考河南、陕西等地，以及忽必烈钤辖地区的诸官府金谷等，说白了就是要找忽必烈的麻烦，抓住他的一些把柄制裁他。钩考官在河南百计罗织“罪状”，一致“汴府官属无所逃祸”，都被追拿查办，由于莽噶拉是国族身份，故而得以免罪，史天泽也因其是先朝勋旧而未加罪，三名河南经略使中，处境最为险恶的只有赵璧一人。但是赵璧镇定自若，在钩考官面前据理力争，面不改色，这让钩考官非常愤怒，钩考的结果自然是赵璧 “勒扣赏物”。忽必烈听闻后，知道是蒙哥汗有意给他下马威，又急又忧，亲自出面找蒙哥汗保下赵璧，他知道廉洁奉公的赵璧是不可能索要或克扣财物的，但为保住赵璧，他不得不出钱代赵璧归还了所谓被“勒扣”的“财物”。担忧赵璧被人陷害，忽必烈随即又将他调离河南，赴任汤沫邑怀孟路总管。
还有一则事迹，说明赵璧一身正气。有一天，断事官牙老瓦赤持官印向忽必烈请示道：“此先朝赐臣印也，今陛下登极，将仍用此旧印，抑易以新者耶？”即意为，这可是先帝赐给我的印啊，而现在陛下登基了，您将让我沿用这颗印呢，还是要换新的印呢？当时赵璧侍奉在忽必烈身边，见牙老瓦赤如此，便厉声质问他道：“用汝与否，取自圣裁，汝乃敢以印为请耶！”意思是说，是否任用你，这都由圣上来裁定，你今天竟敢拿出先朝的一枚印章来求官，这不是要挟皇帝吗？于是“夺其印，置帝前。帝为默然久之”，既而说：“朕亦不能为此也。”从此再也没有复用牙老瓦赤。
赵璧尽管一身才华也未能使自己善终。尤其到忽必烈攻打南宋时期，忽必烈与他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至元十三年（1276年）七月十三，赵璧在燕京暴卒，享年57岁，当时忽必烈闻噩耗极其悲痛。赵璧死后，按理说忽必烈应当封以谥号，而事实恰恰相反，情同手足的忽必烈甚至连一个谥号都没有封给他，这不得不让人对他的突然去世的原因产生怀疑。
据张之翰撰《大元故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赵公神道碑铭》记载，墓主赵璧于至元十三年（1276）卒，忽必烈“爱其精敏，但以秀才呼”，成为“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乃是“尤勋名之烜赫者也”，可知赵璧生前与蒙元高层已有渊源，而死后却不得封赠。
赵璧并非无子，膝下二子，长子为赵仁荣，官奉训大夫、同知归德府事；次子为赵仁恭，集贤院直学士、朝列大夫。赵璧的孙子，赵仁荣之子赵崇，在元大德年任郊祀署令，掌郊祀行礼，兼廪牺署等事，当时署令有二员，从六品，赵崇就是其中之一；赵璧之孙，赵仁恭之子赵弘，《怀仁县新志·仕宦·明》载：“赵宏，壁孙，左藏库提点明。”据我考究，《元史》记载：“弘，左藏库提点。”《怀仁县新志》中的“宏”应为笔误，“提点”后所缀“明”一字或属笔误，至于“左藏库提点”这一官职，明代无此官职，此官职应为元代设置，属太府监。《明史·朝鲜传》载，洪武七年因高丽贡物称“送太府监”，明中书省认为：“元时有太府监，本朝未尝有，言涉不诚。”故而，赵弘应为元大德任太府监左藏库提点，掌收支常课、和买纱罗布绢丝绵绒锦木绵铺陈衣服等物，当时有左、右提点二员，从五品。
《怀仁县新志》
与赵璧同朝为官的刘秉忠、董文炳、史天泽、郑鼎、张弘范，均是死后个人获得封赠，时间集中在至元二十二年之前。由此可知，至元二十二年之前，元廷针对官员个人的卒殁之褒赠已经施行，而且均为忽必烈本人首肯之后才施行的，有司议赠，太常议谥，有一定的严格程序。汉人通过封赠推恩为家族带来的荣誉是平素难以争取到的，这对于个人来说尤其重要，而受忽必烈宠遇、声名显赫的赵璧死后却未获忽必烈封赠，令人匪夷所思。
赵璧葬后十六年（至元二十九 年，1292），赵璧之妻富珠哩氏曾向张之翰道：“吾平章去世已久，虽埋铭，无以表其墓，未及请谥故也。今二子继殒，诸孙俱幼，第恐日就泯没，抱终天之痛，幸纪述之。”其情深深，其言哀哀，思之令人痛心。
《元史》记载，直到大德三年（1299），赵璧才被元成宗追赠为大司徒，谥“忠亮”。
神道碑记载：“（赵璧）至元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薨于位，九月六日塟于大都宛平齐贾村北原”，此可证实赵璧去世后葬于当时大都路的宛平县。而《怀仁县新志·宅墓》（光绪三十二（1906）年）所记载：“元平章政事赵璧墓，在县西南三里（今县城区内仁人南路与宾南路丁字路口附近水利大厦处），俗名赵阁老坟。”笔者认为这是赵璧的衣冠冢。
《怀仁县新志·学校》记载：“忠义祠，三楹，祀元忠臣赵璧……”
今北京碧云寺的石牌坊有八位贤者廉吏的雕像，他们是蔺相如、李密、诸葛亮、陶渊明、狄仁杰、赵璧、谢玄、文天祥，其中元朝平章政事赵璧占一席之位。
千年古刹碧云寺
碧云寺（Biyun Temple）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买卖街40号香山公园内、原称碧云庵。明正德、天启年间 (1506-1627)和清乾隆年间 (1736-1795)先后整修和扩建，成为现在的规模。全寺占地约四万平方米，纵贯东西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共分六进院落。 各组殿宇，凭依山势，层层升起，宏伟壮丽。五百罗汉殿是碧云寺的特色建筑，供奉着五百个木质贴金的罗汉像，每个罗汉都有不同的姿态和表情，栩栩如生，是国内仅存的木质贴金罗汉像
碧云寺坐西朝东，占地面积40000平方米，建筑呈南北对称轴线式布局，分为中路主要建筑、水泉院建筑和罗汉堂建筑三大部分。中路主要建筑有山门、山门殿、弥勒殿、大雄宝殿、菩萨殿、孙中山纪念堂、金刚宝座塔；罗汉堂建筑有禅堂、罗汉堂、藏经阁；水泉院建筑为乾隆帝行宫，有涵碧斋、含青斋、洗心亭、清净心、试泉悦性山房、龙王庙等。碧云寺是集中明、清两代文物的地方，对研究明、清两朝的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1957年10月28日，碧云寺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碧云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12月27日，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纪念堂）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观赵璧一生，可谓平安顺意，中间虽说一波三折，然而并无大碍，其器具和才干堪称一流，任职期间多有卓异建树，作为汉人能够位极人臣，也称得上一个异数。
赵璧一生光明磊落，秉性朴实、言语谨慎、性格果决、意志刚强，从关于记载他的一些历史文献上看，他的道德理想是做一个谦光自抑、忠肝义胆和于人有益、心性温厚的贤仁者。千载悠悠，淘尽风流人物，赵璧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来源：《元朝名臣赵璧事迹考论》
原文 【荐读】元朝开国功臣——怀仁人赵璧
怀仁的“赵阁老”赵璧
赵璧的学风，颇近辽金时北方习尚，擅于词赋章表。忽必烈曾命数人作讨宋檄文，皆不能称旨；乃召璧为之，文成，忽必烈有“惟秀才曲尽我意”之许。他在蒙古人眼里是一个“秀才”，但其实却“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不像一般儒生那样唯务空谈，再加上又较早地学会了蒙古语，所以居然从一介平民变成“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至元中期，儒臣大都失势，他仍能居中书右丞、平章政事的要职多年，这与他个人的才性也是分不开的。
赵璧去世后，在家乡怀仁安葬，民间称他“赵阁老”。
中国德乡，幸福怀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