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上，毛泽东在做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后来，这个两次会议被认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两次会议。

值得一说的是，在这两次会议中，有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

他就是王稼祥。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王稼祥对毛泽东认识不算早，1931年他抵达中央苏区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是，作为从苏联回来“喝过洋墨水”的王稼祥经纶满腹都是马列经典著作，看不起和不支持毛泽东这个“土包子”，在苏区中央局时，他与一些人对毛泽东颇多批评。

但是，接着在一起战斗的岁月中，王稼祥逐渐对毛泽东有了了解，尤其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终于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长征路上，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因为伤病走在了一起。3人白天坐担架行军，晚上宿营住一起。王稼祥和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意识到要挽救红军，必须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1935年初，王稼祥第一个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这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

进入遵义城后，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对遵义会议发言进行了探讨，并拟定了发言提纲。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上午，博古做总结报告，毛泽东首先对此表示不同意，接着，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下午，毛泽东发言。毛泽东一讲完，王稼祥接着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且严厉批评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和“个人专制”，他建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提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就这样，会议一举逆转了左倾路线统治党和红军的局面，结束了左倾路线者的军事领导，会议决定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参与军事指挥，“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王稼祥在党的会议上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奋起抗战。经过艰难谈判，毛泽东和党中央与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手抗日救国。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一到延安，就以钦差大臣自居，反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方针，叫嚣“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把自己凌驾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之上。在他的要求，12月党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在会上，王明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搬弄马列经典词句，迷惑了不少人，给党内带来了不少混乱。

随着他与毛泽东的冲突越来越大，于是，党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情况。

1938年4月，任弼时抵达苏联，向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如实汇报了党内的情况，讲述了中共以毛泽东为首以来的情况和取得的成就。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稼祥也参加了任弼时的汇报。随后，共产国际决定由王稼祥回国，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

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延安。

9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意见:

一、“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三、“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这一下子使得党内不少人如梦初醒。

随后，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桥儿沟举行六届六中全会，王明本人参加。在会上,王稼祥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意见。

由于王稼祥的传达，中共中央再一次明确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及其正确路线。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也一举断绝了王明争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念想。

这对于对统一全党的认识，尤其是加强党中央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李维汉后来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这正是因为此，毛泽东后来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凝聚在毛泽东旗帜下》一书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也是《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一书的续集，该书为喜爱的红色历史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