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社会主义者曾开辟了一条通往社会民主的道路，而想要重拾这一传统的左翼人士们正面临着重重障碍。
自从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进步人士在华盛顿的发展势头已趋于平缓，因此许多左翼人士呼吁复苏基层活动，让政治诉求应重新代表本地社区的需求和利益。
重振市政民主是左翼最紧迫的事项之一。城市能够并且应当提供有意义的途径来追求我们的公共利益。但是，当谈及地方政治时，自满、甚至彻底的冷漠和脱离，往往占据上风；立下“市政主义时刻”宣言时透露出的希望已被证为过度乐观。目前的策略寄希望于左翼异见者可以对中间派的执政者产生冲击。而在现在的地方竞选中，选民参与度通常稳定在历史低点左右，这给这个策略带来了极大挑战。
左翼分子如何能够将城市转变为工人赋权和社会民主实验的场所？在新书《“占领”城市：工人为市政社会主义而战的全球历史》中，劳工史学家谢尔顿·斯特罗姆奎斯特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画像全景。当时前所未有的全球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催生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会基于城市”的概念。最近，许多社会主义者都在重新探索这个时代，希望能在其中找到适用于当下激进的地方政治的模型。
斯特罗姆奎斯考察了那个时期关于财产权力和公共资源的争夺，并解释了工人领导的“城市民粹主义”所做的看似零碎的改革如何为社会公民权奠定了基础。他展示了对劳工权利、公共所有的公共事业和娱乐、社会住房、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适当的卫生和安全食品以及自治权的具体要求如何在工业化世界中得到了呼应。
这一现象标志着斯特罗姆奎斯特所称的超越地域特质的（translocal）阶级意识的崛起。这种阶级意识揭示，每个朝着市政社会主义进步的个案并不是特例，他们恰恰展示了社会民主的普遍基础。正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工人们将他们眼前的挑战关联到国际反寡头统治运动一样；今天的多种族工人阶级可以将其抵制的长期无保障（chronic insecurity）和企业霸权视为全球民主斗争的一部分。
为了重塑社会信任和公众热情，我们应当搭建一个允许公众参与控制城市经济的平台，这是实现社会更大转型的必要条件。同样地，任何市政社会主义的复兴都必须抗衡新自由主义的隐蔽力量，这种力量使城市居民接受一个“由精英统治，为精英服务”的社会。为了抵抗仍然弥漫于城市生活的新自由主义精神，我们必须领会斯特罗姆奎斯特在公共权力方面得到的教训——我们必须重新构想我们的关系模式（modes of relation）和消费方式，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斯特罗姆奎斯特写道：“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劳工和社会主义政治在市政层面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纲领的视野的高度统一性。”表面上看似狭隘、谨慎甚至是孤立的目标，实际其中包含了一种非常全面普世的方法，旨在实现社会经济变革和恢复公众代表权的目标。
市政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发展有着敏锐的理解。受马克思启发，他们“主张从地方资本主义市场改良为集体主义消费和公共所有权，由当地政府负责调解。”这意味着对贸易工会的需求和对所有危险生活条件的抗议都需要汇集成一个立法议程，这样才可以动员工人阶级支持政府在社会中愈发扩张的角色。这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重要转变，即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被改革。
欧洲城市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演化已经指向了社会主义化的潜在可能性。行会和新兴的商业协会承担了大量公共责任，比如，收取通行费、标准化度量衡，本地市场和基础公共卫生设施的维护等。由私人协会承担的公共职责导致地方政府的增长与私人利益相互交织。城市制造市场的能力，以及维持城市经济所产生的义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可信度。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仅仅是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前身，而且还无意中为其奠定了基础。
发展的辩证法创造了新的利益集团、新形式的从属关系、新的政治争议和以及关于公共福利的新思想。例如，在北欧部分地区，食物价格过高引起的暴动和其他抗议的威胁促使政府出台了新的基本法规，保证供应充足的价格合理的主食和改善公共卫生。然而，商业精英无法跟上19世纪以来工业化带来的快速变化。迅速扩张的贫民窟、猖獗的污染和日益普遍的雇佣劳动引发了对市政福利的需求，而地方精英大多抵制市政福利。古典自由主义关于改进和进步的观念看似完备，实则几乎确保了改革只会在不对有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产生根本性威胁的情况下发生。
工业城市的实际情况与理想状态之间的鸿沟在左翼政党的地方分支内催生了的一种新的政治方法。追求地方自治并不是仅仅只是狭隘的关注于社会主义在当地的可行性，我反而认为追求地方自治是迈向国际团结的一步。因为它激发了具体的需求和目标，而这些需求和目标从英格兰北部和德国各城市传到了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美国市政社会主义的中心）。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工业中心的劳工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其成果分配极其不均。几代人承受了恶劣的居住环境和剥削性工作条件所带来的环境危害。他们还意识到，对企业的优惠税率其实限制了社会福利的发展。
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理解了法律和政治体系是如何帮助资本逃避公众问责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遍选举权的普及，偏袒有产阶级的加权投票制度是欧洲选举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工业化的美国，男性选举权最为强大，商业团体和以农村为主导的州政府设计了措施来削弱城市居民的选举权力。著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将目光投向革命，并拒绝改革，他们认为地方社会主义政府会向商业利益妥协，暗中破坏国会的风纪。相比之下，像德国的雨果·林德曼（Hugo Lindemann）这样的市政社会主义者，则理解投票权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物质条件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是共和自治的逻辑终点，反之亦然。尽管以男性为主，但许多女性参政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加强了地方社会主义和工党的执政决心。对于市政社会主义者来说，即使只是夺取公共行政的一部分，也可以将对工人团结的抽象呼吁转化为显著的物质和社会变革。
为工人及其家庭争取日常层面的社会福利的市政主义者们建立了一种“道德”社会主义。明确这个概念的价值超越了市政主义者获得的政策和法律胜利的总和。
他们沿用工会运动的组织策略，致力于传播社会主义文献、在街头进行宣传，以及将不同工业行业联合起来，为共同的事业而斗争。这些努力与培养工人阶级文化相辅相成：促进赋权和团结，使被压迫的工人变成了集体力量。
斯特罗姆奎斯特写道，在英格兰的工业北部，市政主义运动激发了一种感染性的欢乐，这种欢乐在“一系列新的论坛”中蔓延开来，包括体育俱乐部、劳工教堂、音乐活动和其他形式的社区组织。斯特罗姆奎斯特将这种活动，尤其是在教会中的活动，比作"精神觉醒"，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社会主义的进步性。
这种社区精神并没有减弱市政社会主义者在商业中争取让步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动力。市政社会主义者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市政府委托项目的工会协议、代表工薪家庭的公共工程（译注：旨在直接或间接地改善工薪家庭生活质量的政府主导或资助的项目）、检查食品质量和管理卫生的公共机构、环境保护、周末的商业歇业、儿童免费膳食、失业救济、租金管控和其他市场调节。
除此之外，市政社会主义者还不懈地争取公有制。候选人、党派活动家、工会成员和社会主义记者们制定了公共浴室、洗衣房和医院；公共屠宰场、面包房、综合市场和合作社；以及可能是最成功的，市政拥有的公共事业等提案。这种去中心化的方法挑战了资本对城市业务关键组成部分的特权，这与国家左翼党派的官僚倾向、持续的正统观念和议会重点有所不同。
市政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设想经济和人类发展不受私营企业自由裁量的束缚。通过提出特定类型的公有制，并利用法律尽量提高工资和生活标准，市政社会主义预示了阶级关系潜在的转变。尽管市政社会主义提出的要求和倡议并未直接提出要彻底消除阶级社会，但它们宣传公有制的可行性，并认为这优于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产生了对地方政府的期望，而这种期望不仅感染了地方社会主义者，也影响了其他公众。公共利益的定义不再由商业精英及其盟友决定；城市政府本身可以成为提高工人阶级意识和实现大众民主承诺的工具。
《“重夺”城市》提升了许多工人阶级活动家（包括男性和女性）的知名度。如果不是斯特罗姆奎斯特挖掘档案，其中一些人可能会被历史遗忘。虽然大多数人将市政社会主义的成就——尤其是1920年代红色维也纳的社会住房——主要视为欧洲现象，但斯特罗姆奎斯特的叙述中，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尝试和零星成功也同样引人注目。他将他们的努力与看似更左翼的欧洲同行进行了善意的比较，特别关注了他们按照阶级划分与美国城市中的党派政治重新结盟的反复尝试。美国商业协会和州政府保守派构成的轴心圈决心震慑劳工起义，并利用所谓的良好政府措施来削弱工人的影响力。他们受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就像是提出结合了双族裔的组织架构、国家主义和合作经济的民粹主义者们一样。美国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种诱人的模式，试图通过跨越种族界限的组织和合作，以及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它描绘的合作式经济是一种与美国当时主流政治完全不同的选择：在这个时期，共和党和民主党经常利用地区间的冲突来维护他们的政治利益，比如利用北方和南方、本地劳工和新移民、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分歧。这样政治手段强调种族或地域身份而非共同的经济利益，从而阻碍了不同群体间的阶级团结。
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党派体系内部，还存在其他阻碍成功的因素。斯特罗姆奎斯特写道，尽管像A.菲利普·兰道夫这样的黑人社会主义者在运动内部是有影响力的声音，但总的来说，“美国社会主义者是只在乎阶级的‘色盲’——许多人不愿认真对待有色工人面临的种族特殊负担——这吻合了美国人对‘社会平等’观念的抵制，以及全球社会主义者在种族问题上的更广泛的短视。”同时，在19世纪90年代使民粹党和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形成联盟的融合主义，同样可以被地方民主党和共和党精英用来挫败社会主义者在市政选举中的活动。
有时候，对党派机器不满的涉政商人反而能够支持市政主义的议程。斯特罗姆奎斯特将底特律的哈岑·平格里和托莱多的塞缪尔·琼斯——两位高度非常规的共和党人——以及克利夫兰的民主党人汤姆·约翰逊，视为市政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虽然这些市长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并且曾是成功的商人，但他们的既定目标在很多方面与密尔沃基的社会主义者维克托·伯格尔相同。这三位都推动了一种可以称为城市式民粹发展主义的模式，以市政公有制的关键公共设施以及为工薪阶级家庭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为中心。他们的信念和对城市劳工生活境况的关注和努力，较少受到城市机器政治中幕后交易的影响，也较少受到宗教和民族传统的操控。这预示了未来左翼自由派联盟更加包容性和以劳工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从新政到伯尼·桑德斯的总统竞选均是如此。
在机器政治和基于网格化的家长式管理的时代，市政社会主义承诺提供一个更透明和更解放的政府。其目标是将工业主义转化为集体福利——通过利用技术以及技术带来的新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来增加公共财富。
世纪之交的市政社会主义者也许比任何人都更直觉地理解那些定义了左翼凯恩斯主义的关于受管制但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的论点（译注：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应当积极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应对短期经济消退，认为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在成功刺激经济复苏后得到缓解。反对古典自由主义放任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基础广泛”指惠及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中低收入群体等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把握了植根于非商品化领域的公共供给的混合经济的潜力。实际上，城市社会民主主义（urban social democracy）可以成为更加全面发展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场。
市政社会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改进公共卫生对于推动公平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包括劳工规章的完善、提供安全的住房、改善基础设施和交通、确保公共设施的清洁、提供多样的娱乐活动，以及提升食品和水的质量。工人及其子女越能脱离雇主和私人慈善的控制，就越能在经济中占有更大的份额。
正如新政自由主义所证明的那样，当法律旨在减少因公共安全失范、可预防的工作场所事故和疾病引起的贫困时，它将有助于增加劳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这与工会权利和累进税制（译注：一种随着应税所得增加而提高税率的制度）的效果类似。
这些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开创性努力，在战后的美国和冷战结束后的西欧大多被遗忘，但它们应该鼓励当代行动者们继续推进租金控制、建设公共住房、提升快递工人的劳动条件，并像芝加哥市长布兰登·约翰逊那样的成为领导者。
但是，那些对选举体制和改良主义日渐怀疑的人可能会发现，将斯特罗姆奎斯特记录的遗产与当下情形完全联系起来可能具有挑战性。
新政秩序虽吸收了市政社会主义的精神，但许多源于此或着被它卷出来的改革，通常被归功于新政民主党人和部分进步共和党人。随时间流逝，市政主义议程被同化，其在城市福利和公共发展中的历史角色变得模糊不清。例如，我们现在意识到20世纪中叶纽约市存在的某种社会民主主义，但直到最近它还被误解为自由主义的产物。
为了恢复这一社会主义遗产，我们需要清晰意识到当前形势在哪些地方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政社会主义者过去面对的障碍虽然巨大，但现今阻碍进步议程的障碍可能更多。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城市的特征是种族政治机器、有力的竞选活动和以交易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但现在，这些已经被一个更加封闭和复杂的政策及交易领域所取代。这个领域主要由金融、科技和房地产行业所主导，而这些行业追求大规模的税收减免。这一转变导致了住房危机的恶化、公共服务的不断削减，以及劳动市场逐渐转向“零工经济”，进而加剧了社会分化和公共福利目标的瓦解。
此外，市政社会主义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的方法，在当今全球化的服务型经济中并不完全适用。斯特罗姆奎斯特所描绘的合作与公共所有制的模式，由于全球劳动分工、各种规模企业对劳动灵活性的无情追求，以及及时消费主义的常态化，变得难以推广。
工厂生活和大规模生产曾经引发了一种特有、直接的阶级政治；然而，自动化和去工业化分裂了工人阶级，并使新型和旧型剥削形式都变得司空见惯。在当前的许多商业模式下，工人持续受到监视，容易被孤立，这阻碍了有意义的工作场所友谊的形成。特别是在平台和零工经济中，运用类似游戏的软件和操纵性提示，向工人灌输了单靠个人奋斗就能成功的想法。
换言之，市政社会主义曾依赖的那些联系和网络，现在已被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破坏。工业时代基础设施曾激发了可由工人阶级利用的解放性发展梦想，但高科技知识经济往往加剧了社团生活的衰落。尽管城市地区的社会分化不如农村和城郊地区明显，但各种数字服务的兴起——尤其是促进中上阶层专业人士远程工作的服务、社会经济隔离、住房成本上升，以及疫情引发的持续孤立和悲观情绪——都在推动城市地区的分化。民主党城市的领导层经常加剧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对技术平台的盲目支持、对庞大警察预算的无条件接受、对克扣工资问题的漠视，以及对新自由主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愿景的固执坚持，这些都加剧了普遍的无力感。结果是，尽管许多城市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保留了复杂的公共行政体系，但很少有大型项目和举措服务于公共利益，更不用说为城市工人提供实际的经济安全了。
这些障碍只能通过工人们的巧妙行动、对城市经济应有状态的全新叙事，以及对社区的全新探索来克服。市政社会主义必须超越中左派民主党人已经提出或实施的改革，如全民学前教育、免费校餐和免费公共交通，它必须重拾其对城市发展的雄心壮志。重点应该放在争取更多的公共物资、服务和空间，而不仅仅是更多的累进税收来资助现有的城市服务，以及更多的规章制度来达成气候目标。挑战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措施应该结合提高最低工资、价格控制和通过奢侈税提供的生活成本补贴，以及大规模和创新的公共投资。正如《“重夺”城市》所启示我们的，市政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伦理或组织活动的支点——它是一种确保资金投入和重新定义公共利益的手段。其复兴者必须说服普通人，让他们明白通过民主控制经济生活所能获得的好处。
作者简介：贾斯汀·H·瓦萨洛
译者简介：小更那：毕业即失业的预备役，但依旧满心闲心（或者迫切地）干着很多求生之外的事情。
文章信源：《Dissent》（异议）
媒体评价：《Dissent》（异议）杂志是一本总部位于美国的季刊杂志，成立于1954年。这本杂志主要关注政治和文化议题，以其批判性的视角和进步的政治立场而著称。《Dissent》杂志是左翼思想和社会民主运动的重要论坛之一，致力于推动公共辩论，并对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提出深刻的分析和评论。其常常涉猎如工会运动、种族和性别平等、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劳工权利等议题，提供多元和深入的视角。它不仅是政治评论家和学者的重要发声平台，也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群，包括学者、学生、作家和普通公众。该杂志经常发表深度报道、评论文章、书评和对话，以及批判性的社会和文化分析，力求在公共辩论中提供有力的左翼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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