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30日正午时分，武汉警方接到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报案：当天正午时分，汉口一名男子竟在闹市区被人用枪打死，凶手所用的明显是自制土枪，虽然精度和威力有限，但近距离打死人并不难。
本以为这充其量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怎料它却成了可怕的序幕：随后短短4年时间里，凶手连连出手，杀死3人，重伤3人。
调查过程中，专案组专家对凶手下手之狠感到不寒而栗：歹徒总是先选好目标，默不作声地摸到对方附近，冷不防地从背后打黑枪。且受害者大多头部中枪，这说明凶手压根没打算给对方留活路。
然而有个巨大的问题：凶手杀人缺乏动机。要说劫财，诸多受害者虽说身份各异，但几乎全是社会基层人员，打眼一看就知道不是有钱人。其中一名半夜下班回家途中遇袭的工人，身上连钱都没有，只剩半包香烟。
要说寻仇，受害者们人际关系并不复杂，更不得罪了谁，闹到不得不灭口的地步。且凶手的反侦察意识极强，案件频发却没有哪怕一位目击者。
由于证据缺乏，案情竟没有丝毫进展。一时间，武汉人心惶惶，人们不敢走夜路，担心被歹徒盯上；各种都市传闻四处流传，有人说凶手不是人，而是一个夜晚游荡在城市中的“恶灵”。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刘姓女清洁工人成了幸运的幸存者。据她回忆，遇袭时天才蒙蒙亮，她正沿街打扫卫生，远远看到一名男子骑着自行车向她靠近。刘某说，对方看起来个子不高，穿着严实还戴着口罩，似乎有意遮挡相貌。
此外，男子背着一个黑色大包，手上还拿着一根奇怪的、大概半米长的棍子。后来她才得知，那是一把土铳。
因为男子模样怪异，刘某就多看了两眼。两人刚刚擦身而过时，她恰巧看到地上有垃圾便弯腰去捡。恰在此时，一声巨响从背后传来，刘某感到头皮一麻——子弹就被她这么幸运地躲过了。
枪响后，一辆卡车恰巧路过，司机下车查看，凶手见状连忙逃离。
刘某很是困惑：究竟丧心病狂到怎样的人，居然会对手无寸铁且老实本分的普通人下手呢？她大概想象不到，这名恶魔曾与她一样，挣扎于庞大社会的最底层。
社会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总能看到人性最复杂的一面。
1963年3月13日，一个男孩出生在武汉市硚口区一个普通家庭中，父母给他取名叫张明高。这个家庭带着那个年代我国许多家庭都有的通病：明明贫穷，却仍要没有节制地生儿育女；张明高的父母便生有两儿三女，他是其中的老二——或许在老一辈看来，“多子”便意味着“多福”。
张明高的父亲很上进，与朋友凑钱开了家小作坊，眼看事业即将有起色，却被人诬告为“资产阶级分子”，厂子没了，人还被关进监狱。母亲独自抚养5个孩子，终于在张明高15岁时积劳成疾去世。好在张父获释，在武汉热水器厂里找了份工作。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胆大的撑死，胆小的饿死。眼瞅处处都是机会，张父与几个朋友便盘算着私下借厂子的机器捞些外快，却一不小心把设备给弄坏了。
谁料祸事一出，称兄道弟的几个老哥立即把手一甩，将责任一股脑都推到了张明高父亲头上，而后者也过于讲义气，竟稀里糊涂地扛了。
这种“义举”没能换来尊重，反而惨遭落井下石。不久，张父也因病逝世，人死无对证，不但昔日的合伙人敢随意往其身上泼脏水，就连没有参与此事的其他职工也听风就是雨，也跟着骂几句。
更过分的是，张明高父亲火化完后，厂里派人来送骨灰盒，不等张明高接过便随手把骨灰盒往地上一扔，甚至还用脚踢。
痛失双亲的兄弟姐妹几个，靠着大姐一个月20几块的工资根本没法活，无奈之下，十几岁的张明高只能辍学，到父亲生前的单位希望能找个活干。怎料热水器厂竟一点也不念旧情，以“不满16岁”为由一口拒绝。再去找居委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对这样一个困难家庭也是不管不问。
张明高找遍了相关部门，各部门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来回踢皮球。好在在他的苦苦哀求下，热水器厂终于答应给他一份临时工作。
本来，张明高心里还是有些感激的，怎料在厂子里，他可以说是受尽了欺凌：因为父亲的关系，他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嘲笑，谁都敢在他面前骂其故去的父亲。甚至厂子里开大会，开到一半就成了针对张明高父亲的“声讨会”。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张明高一共做了11个月的临时工，后来转正为正式工人，再后来又评上了金工车间三级车工。眼看苦日子好像要哀悼头了，怎料张明高的心态却垮了。
要说人心里充满阳光，看到的也处处是阳光，张明高却恰恰相反。在作为“正常人”的最后几年里，他脑子里惦记的全是昔日所谓朋友对父亲的背叛，看到的是周边同事的人前笑脸和人后算计，以及一小部分人为了哪怕丁点儿利益也能挣得有你没我的顽劣。
有关人们善良的一面，他一概选择性地忽视了，还得出结论：这世上怕是没有一个好人。突然有一天，他辞去了工作，决定为父亲报仇。
后来被捕时，张明高坦诚交代，自己原本的计划是查出当年构陷父亲的人，跟他们同归于尽。然而他找遍了包括公安局在内的所有单位，对方都不愿提供资料。复仇五路的他一度变得十分抑郁，压抑在心中的情绪无法发泄，最终将他逼迫成了反社会人格。
张明高对审问他的警官说，杀几个人不算多，他给自己立了一个“杀够500人”的小目标。
有了“指导思想”后，他给自己制定了一套行动方针，专案组专家将其总结为一句话：经济不够，密谋抢钱，搞到钱后，人力不够，又开始物色人员，做其帮手。
某天走在路上，他看到有几人正拿着一把自制的土铳打野狗玩，并亲眼看到狗被一枪毙命，心里便有了想法。事实证明，作为车工，张明高的业务能力绝对出色。他只看了几眼，便自己动手加工出了一把土枪，试射后对威力十分满意。
为方便行动，他又做了两把缩小版的。
有了工具，张明高开始执行计划的第二部：在街上随机挑选目标杀人，不为别的，只为练胆，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所说的系列案。
一开始，由于案与案之间全无关联，导致案情迟迟难以推动。但在1989年12月10日，武汉武汉鲍家巷派出所和汉中街派出所在同一天接连失窃，共丢失54式手枪两把、64式手枪一把以及子弹160颗。
两天后，汉口一名年轻小贩和一名值夜班的印刷厂工人中枪身亡。看到熟悉的作案手法，专案组专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对凶犯而言，此前的作案毫无意义；而最近发生的两起案件，恐怕也只是在“试枪”。
在获得了满意的武器后，张明高组建了一个四人团伙。他找来的三人中，除本身好吃懒做之徒外，竟也不乏曾风光一时的个体户。
他很聪明，许诺给对方“挣钱的捷径”，或是专挑对方软肋，如“给老婆孩子富裕的生活”等，把所有人都吃透，拿捏得死死的——果然，受尽人间疾苦之人，对人性的把握确实比常人要更深入一些。
他租了间房子作为“议事厅”，在团伙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选择怎样的作案目标、采取怎样的手法，谁负责做什么，都由大伙儿一起商议。不仅如此，他还十分重视学习，手边常有《孙子兵法》等典籍。
此后，张明高团伙专挑商户等有钱人作案：
1990年4月19日21时许，武汉自行车厂两名会计在江汉区遭枪杀，装有7500元公款的公文箱被抢；5月，硚口区一对做生意的兄弟在即将打烊之际从身后被袭击，2000多元现金洗劫一空；12月1日凌晨3时，汉口个体老板石某在家中遇劫，总价值近5万元的现金和财物被抢……
最丧心病狂的是，这伙歹徒不但敢在公安局隔壁的民房里开枪杀人，还于1991年11月1日作案得手后，当街朝试图追逐他们的人群开枪。
经警方统计：张明高及其团伙共犯案28起，杀害20人，共抢得现金及公私财物共计超过20万元——在那个年代，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千把块。
好在疯狂的作案给警方留下了足够多的线索，不久，技术人员绘制了一幅张明高的画像：身高不足一米七，身材瘦小，年龄在25~30岁之间，当地人，独居。
事实证明，我国刑侦人员的业务能力实在出色：您不妨拿张明高被捕时的照片跟这幅画像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后者有多准了；而张的身高，恰好只有1米68。
显然，画像的出现帮了大忙。
1991年11月21日晚，一名房东报警，称自己在清理下水道时发现一颗子弹，再想到租客的模样，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根据这颗关键的64式手枪子弹，专案组锁定了嫌疑人身份，并制定了神兵天降般的抓捕计划。
行动当天，房东借口说事骗开房门。门刚开一条缝，几名刑警便立马破门而入，在张明高做出反应之前便将其死死按倒在地。果不其然，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把已经上了膛的手枪，倘若动作再慢一点，后果将不堪设想。
也许张明高的心一早就死了，被捕后没有做任何反抗，不但痛快地交代了所有案情，还把自己3名同伙也供了出来。
他对警方说，自己最困难时，曾打算跟姐姐和3个弟妹一起跳江自尽，但那会儿的他还信“天无绝人之路”的道理，打算再拼一拼。长大一些后，他才意识到这社会压根就不像人们所说得那般好，最起码按他自己的遭遇来看，身边鲜有好人。
然而他忽视了一个问题：自己在过瘾的同时，也可能逼迫更多的人成为下一个他——遭遇困难，挥刀向更弱者，这不但是一个人性格的缺陷，更是社会的悲剧。
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愧疚之意，反而称“杀的这些人根本不算多”，杀够五百人才算够；不管是谁，撞到他枪口的都要杀。在他看来，无论继续作恶下去，还是被抓住枪毙，两者都不亏本。
1992年12月23日，法庭作出判决：张明高连同3名同伙均被依法判处死刑。仅3天后，四人便被枪决示众了——公正的法律总算给了武汉人民一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