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主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更让人惊讶的是，毛主席还特别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世人皆知遵义会议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却不知六届六中全会竟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日寇铁蹄践踏着神州大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该何去何从？此时的延安，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

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让这次会议变得如此重要？

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的季米特洛夫立即站起来说：＂同志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果不其然，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的军国主义野心日益膨胀。他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称：＂我们需要乌克兰的广袤土地！＂这无异于在向苏联发出宣战书。

就在这一年，远在东方的日本，也在不断挑战苏联的利益。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多次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甚至扬言要＂占领外贝加尔＂。

苏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面夹击局势。斯大林在一份绝密电报中写道：＂我们必须调整战略重心。＂这份电报很快传到了共产国际总部。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一改过去的＂左＂倾路线，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可谓深远。

共产国际派出了一位特使秘密来华，带来了一份详细指示。这位特使到达延安时，正值深夜。他见到了张闻天，递上了一份厚厚的文件。

文件中写道：＂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日上面。＂这份文件，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引起了激烈讨论。

1936年底，另一个重要人物出现在莫斯科。他就是已经在苏联生活多年的王明。在与季米特洛夫会面时，王明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完全理解共产国际的新方针。＂

1937年夏天，全面抗战爆发。共产国际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有实力抗击日本。一位共产国际的老干部在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国民党。＂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明主动请缨回国。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拍着他的肩膀说：＂希望你能把共产国际的意图准确传达给中国同志们。＂

1937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他带来的不仅是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更带来了一场即将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思想风暴。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正确的政策转变，却差点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迷失方向。而这，也正是后来毛主席所说的＂六中全会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背景。

谁能想到，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竟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1937年深秋，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回到延安。当时正值寒冷的季节，但王明的到来却给延安带来了一股＂热浪＂。他刚下火车，就迫不及待地向在场的同志们宣讲起共产国际的新指示。

＂要把一切工作都放在统一战线的轨道上！＂王明的这句话，很快就在延安传开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王明更是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但事情远不止于此。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由王明担任书记，负责长江流域的工作。这本是一个重要岗位，却被王明当成了＂钦差大臣＂的差事。

有一天，武汉《新华日报》的编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稿件，那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按照中央指示，这篇重要文章应该及时刊登。然而，王明却说：＂这篇文章太长了，不适合发表。＂就这样，这篇对全党全军都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章，在武汉被压了下来。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王明在武汉期间，多次未经中央同意，就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讲话。一次，他在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国民党领导。＂这番话一出，在座的国民党要员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延安的同志们很快就收到了武汉传来的消息。张闻天同志拿着一份报纸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报纸上刊登着王明的一篇讲话。毛泽东仔细读完后说：＂这哪里是统一战线，分明是投降主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带来了转机。这个人就是王稼祥同志，他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意见：完全支持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

在武汉工作期间，王明的一系列言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他主张把党的一切力量都交给国民党，把抗日根据地的军队并入国民党军队序列，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党的独立自主权。

一天，周恩来同志在武汉找到王明，严肃地说：＂你这样做，是要把我们党多年的革命成果都葬送掉啊！＂但王明却坚持己见，认为这才是真正执行共产国际的方针。

随着时间推移，王明在武汉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党的统一领导。他不仅在政治上主张一味让步，在组织上更是搞起了独立王国。一位老同志回忆说：＂那时候的长江局，就像一个不听中央指挥的特区。＂

这种状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而这，也为即将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埋下了伏笔。

1938年的延安，秋风扫过黄土高坡，也吹进了中共中央所在的杨家岭。这个时期的延安，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思想交锋。

就在武汉的王明还在大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时候，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里，毛泽东正在给学员们上一堂特殊的课。＂同志们，＂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但不能丢掉自己的队伍啊！＂课堂上，一位来自晋西北的学员站起来说：＂主席，我们那里的老百姓都说，八路军打日本是真打，国民党打日本是假打。＂

这句朴实的话，道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1938年春天，八路军在华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敌后游击战。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又相继在太行山区、太岳山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老百姓纷纷说：＂共产党的军队在哪里，抗日的希望就在哪里！＂

一天，朱德总司令收到了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报告显示，仅在1938年上半年，八路军就在华北地区消灭了5000多名日军。这份战报很快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与此同时，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从武汉传来。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损失惨重，几十万军队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被日军击溃。这个消息让延安的领导同志们深感忧虑。

一个雨天的下午，彭德怀来到杨家岭找毛泽东汇报工作。彭德怀说：＂主席，我们在华北打游击，老百姓很支持，但有些同志却说这样会影响统一战线。＂毛泽东听后，立即说：＂打游击就是我们的长处，怎么能放弃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说：＂我们要打持久战，就必须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

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1938年夏天，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破袭战。仅在太行山区，就炸毁了日军的铁路和桥梁二十多处，打乱了日军的补给线。这些胜利的消息陆续传到延安，让大家看到了抗战的希望。

延安的窑洞里，经常传出热烈的讨论声。有一次，刘少奇在一个会议上说：＂我们现在不仅要打仗，更要做群众工作。＂这句话得到了与会同志们的一致赞同。在华北根据地，八路军战士白天打仗，晚上就帮助老百姓抢收庄稼、修水利。

就在这样的实践中，一个重要的认识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要走自己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个认识，在即将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将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1938年的深秋，延安下起了连绵细雨。杨家岭的窑洞里，灯火通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了。与会的同志们谁也没想到，这次会议将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王稼祥站起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最新意见时，会场一片寂静。共产国际明确表示：支持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消息，就像一块重石落地。

会议一开始，就有同志站起来说了一件事：＂在太行山区，我们的部队每打一仗，老百姓就帮着抬担架、送粮食。可是有些同志却说，这样会影响统一战线。＂这番话引起了热烈讨论。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搞统一战线，就像射箭，箭要靠弓来发射，但是不能把弓也送给人啊！＂这句话说得在座的同志都笑了，但笑过之后，大家都若有所思。

就在这时，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同志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日军正准备对华北根据地发动＂扫荡＂。与会同志们都明白，如果按照王明的主张，把军队交给国民党，那么辛苦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就会丧失殆尽。

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时，毛泽东作了一个重要报告。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要命题。

当时，会场里坐着一位老同志，他后来回忆说：＂那天毛主席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我看见好多同志都在记笔记，屋子里特别安静，连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都听得见。＂

一位与会代表在发言时说起了一件事：在山西一个村子里，日军要进村扫荡，村民们把粮食藏在地窖里，把年轻人都疏散到山上。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智慧，也是我们要依靠的力量。

经过反复讨论，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方针，巩固华北根据地，发展华中游击区。这些决定，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临近会议结束时，王明不得不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会议决定撤销由王明负责的长江局，这标志着＂左＂倾错误路线在组织上的最后失败。

这次会议持续了40多天，直到11月初才结束。当最后一批与会代表走出杨家岭的窑洞时，延安的秋雨已经停了，天空格外晴朗。一位老同志说：＂这样的天气，好像在预示着我们党的前途。＂

会议结束后不久，八路军就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扫荡＂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胜利，正是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第一个成果。

六届六中全会后的1939年春天，一位外国记者来到延安采访。当他看到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战果时，惊讶地说：＂这简直是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背后，正是六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在发挥作用。

1939年5月，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一位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战士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白天打游击，晚上做群众工作。老百姓都说，八路军是自己的军队，一定要帮着打日本。＂

事实证明，六中全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到1940年底，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已经建立了11个抗日根据地，发展了近50万军队。一位日本战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重庆，国民党的高层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一位国民党将领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在华北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不仅打仗，还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1941年初，一位从延安来到重庆的共产党代表，见到了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说：＂你们在延安开的那个六中全会，现在看来真是高明啊！如果当初真的按照王明的主张去做，恐怕现在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在延安，一场更大的变化正在发生。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在抗大的课堂上，在各个根据地的会议上，人们都在讨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1943年，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干部带来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在一个山村里，八路军帮助村民修了一条灌溉渠，老百姓感动地说：＂只有共产党才真心实意为我们着想。＂这种鱼水之情，正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到了1945年，当毛泽东在七大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台下的代表们都深有感触地点头。因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见证了党的事业从低谷走向高峰的全过程。

在会场外，一位老同志对身边的年轻人说：＂你们大概想象不到，要不是六中全会及时纠正了路线，我们的党可能就会在抗战中迷失方向。现在我们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了，还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在华北根据地，已经有近1亿人民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这时，一位外国记者再次来到延安。当他看到眼前的情景时，不由得感叹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到自己道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