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只有在发生的当时是完全真实的，一旦成为历史之后，就不可能完全复原了。为此，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更是不可以复制的。

而今，人们所知道的昨天的历史都是局部的、零散的、不完全的。为此，历史可以高度概括，不可能具体重现和复制，人们只能无奈地感叹历史宜粗不宜细。

同是一段历史，不同时期的人，不同观点、立场的人，都会做出不同的结论。

历史阶段有局限性。

认识历史有局限性。

界定这阶段历史的人也往往仅是一家之言。

为此，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只能是一种良好愿望和一种尽可能的渴求和满足。

就因为难，才有许多人都为之操劳，为之献身。

于是，从《春秋》到《史记》以及后来的《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各代都有不乏其人地修史立著以此来记录和流传中华文明史。后人不能责其偏颇，有责任不断完善。

就如同解放沈阳这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参战部队多，又是多路进攻，各部队独立作战又相互配合，最后敌我友"卷"在一座城市里，构成一幅多彩的战争画卷。而今天我们也仅能从一个侧面陈述、记录，来为这段历史尽我们所能地给读者一个历史性的交待。

10月31日夜，我师对敌主要防区﹣﹣铁西区之敌二 O 七师发起了冲击。该区由两道防线构成，水壕、鹿岩、堡垒棋布、铁丝网交织、工事十分坚固。为了更有把握冲破它，刘贤权师长令八团、九团各分打一个口子。八团一下子连取三个地堡群，突破了敌人第一道防线。九团因处在公路两侧进攻，遭到敌人炮群、坦克的拦阻。这时纵队李天佑司令员和政委梁必业带着纵队炮兵团赶来了。李天佑司令员指示说："麻痹不得，秋蚊子咬人不出声，却更毒，不要把当面敌人看得太简单了。"我们立刻协助炮兵抢修了炮阵地，准备拂晓强攻。次日晨三时许，果不出李司令员所料，九团正面的敌人倒先向我们连续发起了反击。梁政委指示说，不要光是硬碰硬打，敌人已成败局，要注意攻心，突破其心里防线。于是一营政治教导员﹣﹣模范政治工作者孙永章同志，迅速跑到了一连组织了对敌喊话，警告敌人，只有交枪投降才是活路。

喊话代替了枪声，每句话就像一包烈性炸药，在摧毁、动摇着敌人的防线。片刻，果然从敌人的碉堡前，有一面小白旗怯怯地向我晃来。十几分钟后一个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面色憔悴的上尉，站在孙永章同志面前。他是敌一二 O 师的一位连长，是来所谓"谈判"的。

"欢迎！"孙永章说。敌连长回话："深知贵军一向宽宏大量，王某不想再打，说实话，我国民党打也亡，不打也亡。"

"对！知时务者为俊杰。赶快把你的全连人马枪械带过来！"孙永章又把俘虏政策作了简明解释。

"好！好！照办，照办！"敌连长连声回答。

于是我九团的突破口，不突即破。

敌人投降从外围和下级军官开始，愈来愈多，逐渐向城内发展，敌人第一道防线节节垮掉。

九团三连充当了尖刀。他们摸到敌人第二道防线﹣﹣臭水沟，猛的扔过一排手榴弹。敌人依仗地堡、投弹还击，刹时，硝烟弥空，弹片横飞。激烈的近战打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虽伤亡了几十名同志，但取得了俘虏六百余名和突破第二道防线的胜利。八团和友军二纵队也相继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11月1日拂晓我各路大军，向着铁西区，和平区前进，到处是草绿色的人流。红旗猎猎军号声声，眨眼工夫，沈阳市天翻地覆！

城市作战，到处是高楼大院，横街竖巷，残敌四窜。沿街工人、市民出来了，他们冒着流弹，主动为我军指路和报告情况。沈阳缆厂内住有敌人炮兵和骑兵大队，四门紧闭，未被发觉，一个护厂的老工人便隔墙大喊，"八路同志，这里有蒋介石！"在这工友的指引下，我们一举全歼该敌。当刘师长率师指挥所乘车前往中山广场，在现铁西俱乐部门前遇到一位老太太，她白发苍苍，抱着个婴儿，脚下躺着西俱乐部门前遇到一位老太太，她白发苍苍，抱着个婴儿，脚下躺着个血污模糊的少女。老人手指着枪声剧烈的市政广场说："打过去，孩子们，一个不留。"她老泪纵流，悲愤已极。"老大娘，我们给你报仇！"战士们擦着眼泪，端着刺刀，从老人的身旁冲过去。

败兵无斗志，打到市内以后，敌人已经基本上失去抵抗能力。我军喊"交枪不杀"和敌人的"我们投降"的声音互相对应，此起彼伏。在集聚着敌人的大院里，旗杆上飘起了白旗；在敌人据守的大楼上，楼窗口伸出了白旗；敌人的军官口喊"投降"，手摇白旗。市民们爬上大楼阳台，挤在门洞，窗口，拍手示意，为我军的胜利叫好。俘虏过来了，传来家庭妇女的痛骂声，"昨天还到我们大院打鸡呢！""你们还有今天呀！"街道的孩子们也指着俘虏骂。敌人的汽车、装甲车、坦克车纷纷自动开来，在中山路两侧整齐的排列着。驾驶员们自我报名登记后，端正的坐在驾驶座上，等待着我们调用。仓库、武器、弹药、被服、粮食……也等待着我们接管。我们一个排、一个班、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敌人整团整营的投降，看管一座座仓库。为了加快这种"战斗"的进行，我们只好坐上敌人的轿车、吉普车、卡车奔驰着去接收，纵然这样，兵力还是不够用。

八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同志，领着六连九个同志，直奔插上白旗的大院而来。院门虚掩着，门前站着一个军官。这军官看他们来了，忙向院内吆喝，"开门！"门吱嘎一声打开了。"站队！"院里的敌人哗哗地集合起来，这个军官发出"立正"的口令，跑到张主任跟前，举手敬礼：

"报告长官，本营实到人数84名，实有坦克8辆，请验收。坦克营营副王建业。"

接着毕恭毕敬的把一张"名片"送给张主任。张主任接过后扫了一眼，问他营长为什么不出来？他说开小差了。接着他又送来了一大包文件，一样一样地放在张主任面前说，"这是印章，这是花名册，这是 MA 坦克技术的材料……"。

张主任问："坦克坏了没有？"

"没有没有！贵军招降条件上说，不准破坏嘛。坏了不好交待。"看来他对投降很有研究。

张主任走到俘虏前，简要地讲解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又叫六班解放过来的战士说了三言两语。这堂政治课，使俘虏们立即叽叽喳喳起来。他们像是忘却了自己的俘虏身分，有的低着头在袜子里和衣服里掏着什么，有的扬起胳膊抖索着一张色纸，叫喊起来："我们早知道了！"

张主任认得这是我军散发的传单。记得1946年我们保卫四平的时候，敌人用飞机大炮把大量的伪传单散在我们阵地上，说什么党国枪好人多、装备好、吃得好、叫我们放下武器，投归他们。可是我们的战士只不过笑笑，拿来卷烟擦屁股罢了。可我们的传单却被匪兵包的里一层外一层的"珍藏"着。张主任说："不错！你们保存的很好。""长官过奖！过奖！"矮子副营很高兴。他又问：什么时候叫回家？什么人能回家！眷属怎样带法？发多少路费？

"张主任一一都做了解释。他咧着嘴满意地笑了。

这里刚刚受降敌人一个坦克营，在和平大街（现辽宁省委附近）又缴了敌人一个汽车团。

八团团长宋文洪同志进城后，命令部队赶快往里打，好接受敌人投降。到后来，他身边只剩下了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冯秀生，司令部一个参谋，纵队派来的记者于晓光等五人了。他们便到附近敌人一个汽车队，要来一辆敞篷吉普车，长驱直入。车到马路弯路口，突然一个身穿美式夹克的大胖子，跑上路心，挥着一面白布，满面谄笑着："小弟万幸，把贵军盼到了！"

"你们是哪部分的？你是干什么的？"宋团长问。

"我们是直辖总司令部高射炮团，本人是副团长。团长暂缺。"敌副团长来得一口流利的报告词。

"不要啰嗦啦，快点办理投降手续！"宋团长下达了命令。

敌副团长点头哈腰，把他们接进左边大楼内（现新华书店）一个宽敞的房间里，赶忙地从一张写字台里，拿出四瓶白兰地，几个杯子来，杯满酒溢，胖子团副举杯挺肚，得意地说："来！来来，为贵军的沈阳胜利，干一杯！"俘虏竟然为他的敌人的胜利干杯，真是奇闻，把宋团长弄得啼笑皆非；"投降，立即！"厉声的命令使他清醒过来，唯唯诺诺地跟着宋团长他们去办手续。一楼堆着三百多支美式卡宾枪和手枪；二楼有四百多敌人；后院有一排崭新的美造高射炮，昂首屹立着。

宋团长问："有多少门炮？"

"二十多门。"

"说准确点，到底是二十几门？"

"唔﹣﹣具体的数，……该死，该死，过去粗心，本人确实不清楚！"

"它的效能你该清楚吧！"

"这，长官……目下，教令没带在身上。况且没有实用过，遗憾。"

是啊，那时我们没有空军，敌人的高射炮真是无用武之地。除了作为投降的贡品交出，也真是别无它用。

上午10点钟左右，我们正纷纷接受敌人投降，中山广场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原来八团宋团长接受一个高炮团投降后，又和作战股长王培德，警卫员等三人，乘上敌人的装甲车，驰过中山广场时，遇到对面楼上（当时是国民党的交际处）一伙忠于蒋军的火力射击。他命令部队左右夹击，集中火力封锁着每一个窗口。六千多敌人被八团挤进这栋黑森森的庞然大物里。慑于我军雄威，楼顶上也升起了白旗，敌人只好放下武器。

在一片投降声中，也还有耍骗局的家伙。敌沈阳第二守备队（师）司令秦祥徵和副司令王凤起，在我们涌到他们司令部附近时，急急忙忙高喊："我带三个团起义"。我们一个叫莱阳春的指导员，把他俩的枪卸了，并命令他的三团人马，立即放下武器。可是他们说不见我前线司令，拒不交枪。真是岂有此理。半小时后，刘师长和纵队联络科长，突然来到敌人司令部。敌司令慢言斯语的说；

"久仰，久仰，欢迎驾临！"副司令也随声附和着。

"你们立即无条件地投降！把部队带到城外，听候处理！"刘贤权直截了当的命令他。

"老兄，误会呀误会！我是要求起义啊！我有三个团啊！"敌司令哈着瘦腰，伸出三个皮包骨的指头，向我们捞取本钱。

"先生们，已经晚了，现在只能是无条件投降，"刘师长严肃地斥责道。

"不，贵军要视情而异啊，我们这里有贵军的地下工作人员。"敌司令连忙改变了口气。

"胡扯！放明白点，耍花招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正副司令面面相觑，交换眼色后说："我们交，我们交，不过得劳你们写张证据！"

"无条件投降！懂吗？无条件！"刘师长以严词拒绝。

敌人最后的一招也破产了。司令、副司令两手紧抱着耷拉着的脑袋。作为投降资本的三个团，在我们战士雪亮的刺刀下，从他们的身旁蹒跚着向市郊走去。

天色近晚，大批大批的俘虏在英雄的人民子弟兵的押解下，从大街小巷奔向集结的地方。

11月2日，太阳张着笑脸，以初冬季节宜人的阳光普照着新生的沈阳。男女老幼，怀着热辣辣的心，从低矮的茅舍贫家、从奴隶式的日本工厂、从商店的柜台前……，涌向街头。甚至久病瘫痪的人也要抬到街上来，分享着这人间的胜利喜悦。在马路湾的一个街口上，一个60多岁的黄包车夫，他望着满城红旗和毛主席的像，激动得老泪横流，扬着手，张着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这位老人悲喜若狂的复杂感情中，使我们联想起这个城市痛苦经历：日俄争占的要地，奉直军阀的老巢，日本的枪声，"九．一八"奇耻大辱，就是在这里发生的。经过十四年亡国之苦，朝朝代代的兵祸战乱，岁岁月月的火光刀影，人民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泪……。

现在这个古老的关东城堡，终于走过了自己漫长苦难的道路。在共产党的光辉下，黎明了！

【翟仲禹（1919年11月—2002年3月），原名翟家乐，曾用名翟友乐，山东济阳人。1936年参加革命，学生时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曾去前苏联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留学。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抗战时期曾在一一四师的前身东北军当过兵，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历任指导员、团长、副师长、师长、第三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旅大警备区参谋长、二十三军副军长、吉林省军区政委、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离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