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七辑(1983年12月出版），作者曹焕，原标题《屯溪中国银行大小票案亲历》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正文

一九四三年七月，处在抗日战争前沿的皖南山城重镇屯溪，发生了喧嚣一时的“屯溪中国银行大小票案”，这件事众说纷纭，以至远在大后方的重庆大公报也多次报道了有关这个案件的新闻，因此很快便成为一个举国瞩目的金融案件。笔者当时任“财政部屯溪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的稽核，亲身参与了查办这个案件的工作，熟知全案内幕，虽已时隔二十多年，追记这段史话，可以使人们再一次看清蒋家王朝欺诈、盘剥人民的丑恶嘴脸。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从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起，中央银行独占集中发行与集中准备的特权后，四大家族的金融独占体制就愈来愈益强化、愈来愈巩固了。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中行拼命印制大额钞票。加以这时印制法币所需的主要原料银行钞券纸，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来源几乎濒于断绝，这样，压缩印制小额券和尽量扩大印制大额券更有了“理由”。“五十元券”和“一百元券”大量印发，市场物价受大票充斥和小票紧张的双重刺激而不断上涨。由于大、小票比例失当，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经济现象：大票与小票购物时实际价格不等。以当时屯溪情况看，一般用大票购物比原定价要加上一至二成才能成交，也就是说，如某种商品定价每件法币十元，如用小票可以按价成交，但如用大票则须十一至十二元才能买到。小票身价因此自然抬高起来，人们甚至整天为掉换小票而奔忙，弄得民怨沸腾，叫骂载道。当时屯溪金融界有中央、中国、中国农民三个国家银行，及安徽地方、浙江地方、江西裕民、江苏农民、上海银行、四川和成等行的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一直雄踞领袖行的地位，经理杨臬为人自高自大，刚愎自用，事事时时显露出唯我独尊的“屯溪王”剽劲，即使在上层社交关系中也不大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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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和大、小票问题上的矛盾，中国银行首先办理门市兑换和“申请书”掉换，借以缓和小票供应紧张局面，这在当时也曾起到一些作用。门市兑换中，兑换总额控制在两万元之内，每人则以五十元为限（后来增加到每日五万元及每人一百元）；机关或私人（主要是地方官绅或熟人）则可凭申请书在内部柜上掉换；掉换时须填明用途，以示适当限制。这些申请书规定都须经过经、襄理核批才能换给。

屯溪地处皖浙、皖苏、皖赣的交通要道，军政机关林立，文武冠盖云集，周围集结的军队又多；特产物资的集散和转口贸易也大部通过这里，特别是和京沪沦陷地区的往来，更常以屯溪为跳板，情况比较复杂。因此该行在兑换小票时，对于官绅或熟人的内部掉换，多数并不硬要手续，往往仅凭口头一句话就可通融办理，这是一种适应环境的便宜措施。但是，即使如此，有时也难免疏忽。

有一天，在野专员石国柱（此人任休宁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时，杀人如麻，特别是残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要换小票六百元，碰巧经、襄理都不在行，出纳胡俭洪答以“经、襄理都不在，没人批条不能换。”石告以“我是石国柱，你们经理、襄理都认得我，有问题不要你负责。”胡原是一个性情固执、胆小怕事的人，他干脆回绝：“行里制度规定如此，我不能违反，你自己找他们去好了。”石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去了。第二天快吃午饭的时候，又有一位衣着华丽的太太要换小票二百元，又是胡俭洪接待的，这位太太并未通名报姓，只把两张百元大票向柜上一放，说：“喏，兑两百块小钞。”胡当询以“你是哪里的？换小票要填申请书的。”并随手递给申请书一张。哪知这位太太立时一拍柜面：“什么东西，我不懂那一套。你不换就算了。”并把大票抽回，一转身出了大门。迎面正碰上杨臬的亲戚陈卓然，他一看是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张一寒的太太，这样气冲冲地出去，估计一定出了什么事，进营业室内一问，才知是为了掉小票把这位太太气跑了，再问经理哪里去了，则答以外出赴宴。于是陈急忙赶去将情况告诉杨臬，杨脾气虽剽，但也知“党老爷”不能得罪，立即抽身离席，回行取小票二百元，亲自送到张一寒的公馆里，向这位太太当面道歉，并捧出小票二百元请兑。可是，这位太太余怒未消，冷冷地说；“对不起，杨行长，小票我已另外换到了，不用了,劳驾劳驾。”杨只得怏怏然告辞出来。

真所谓“合该有事”，接着第三天是个星期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要来屯溪，所有各机关团体的主管以及所谓“社会贤达”齐集皖南养路处礼堂准备迎接，这时，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彼此的关系，互相扯谈，那位在野专员石国柱，这时正紧靠在省参议会议长江彤侯旁边，他突然提起来：“啊呀，现在大小票真蹩煞人，前天我去中国银行调换六百元小票都倒了霉，这些小票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江老头会意地点了点头，继而若有所思地说：“呵，昨晚碰到一寒，他说他太太只换两百元，还刮了胡子，幸而张太太不生胡子，还算好。我看这里面怕有什么文章吧，不然为什么外面都在谣传银行在卖小票？哈哈，真是生财有道呀！”就在这个时候，皖赣监察使杨亮功、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一道走了过来。江老头一见连连拱手招呼，笑着说道：“好好，御史大人（指监察使）来得正是时候，呵呵，节度使（指行署主任）也来了，大小票的事儿向两位上个‘奏本’不就行了？”于是，话题立刻集中到大小票问题上去，你一言，我一语，加上陆续围拢来的

一些人亦随声附和，总括起来不外乎都认为：不管谣言也好，事实也好，大小票关系国计民生，有问题银行脱不了干系。监察使立即显得十分激动，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已接到密告，银行在卖小票赚钱，兹事体大，应该马上撤查严办；抗战期间危害民国金融这还了得。”其实，事后获悉，所谓“密告”，只是有人对杨亮功含混地谈起，说什么杨臬串通襄理江宏杰，利用他的三弟杨雏声（在皖南实业公司火柴厂工作)和亲戚陈卓然（在粮食购运委员会任会计）的社会关系，暗中卖小票赚贴水云云，其实并无其它确切根据，现在大家一谈，似乎正好对茬，这就埋下了发案的火种。

过不多天，皖赣监察使的弹劾电报直飞重庆监察院，从而立时牵动了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四职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安徽省政府、钱币司、皖南行署、中国银行浙江分行（是屯溪中国银行的管辖行）等机构，一时间自上而下，从左到右，层层函电饬查。紧接着，重庆大公报又发了新闻和社评。当时尽管情况未全明了，但由于案件是监察使提出弹劾的，因此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不“俯顺舆情”，相率发表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谈话，从而轰动起来，一时弄得举国皆知。尤其巧合的是，此案发生前不久，湖北省襄樊专区老河口的中央银行办事处主任，亦曾因大小票案被查实而枪毙了，因此，此案引发后，再一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加以当时各阶层人民因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榨盘剥，抑压已久的抱怨情绪好比江河决口，一下发泄出来。大家纷纷评论：“杨行长这下子完蛋了，行长做不成，还要吃枪毙呢。”也有人说：“杨臬是不管事的，实权在江伯庸手里（即襄理兼营业江宏杰），换小票的条子都要他批，这个家伙才是主犯呢。”反正，杨江二人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毫无疑义的了。

与此同时，浙江中国银行以管辖行立场，责有攸归，首先在人事上采取措施，将原屯行经理杨臬着即停职，听候查办，另调温州中国银行经理施培清接充。施在进中行前原是温州警察局长。浙江中行经理金润泉老奸巨猾，他为了勾搭军统头子戴笠，才容纳了军统的这个爪牙施培清。施显然是军统特务渗入中行的耳目。金让施出任屯行行长，这套手法显然是企图假手施培清缓和对外气氛，并利用施的特务关系，向有关各方做好联系、疏通和善后工作。果然,施到职以后，即积极展开活动，大摆筵席，宴请在屯各机关团体主管，借以联络感情，并挽出他本系统的关系人，如军统嫡系部队忠义救国军屯溪办事处主任龚少陶、军委会皖南缉私处处长（名字已忘），及徽（州）屯（溪）戒严司令楼月等，向有关各方作些疏解工作。这时本案的重大嫌疑犯江伯庸已秘密出走，于是，这些人便乘机扬言：“杨臬是酒糊涂，如果大小票真有问题，除非江伯庸在捣鬼。”从而为杨臬开脱。同时一面拉拢中央、中农两行，以“维护国家银行尊严”为藉口，要他们和他站在一条线上共同对付；一面怂恿其妻投拜银行监理官的太太为干妈，取得内线关系，以便利于内幕活动，这件事当时曾传为社会趣闻。

“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查办任务最后落到“财政部屯溪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这个基层机关的监理官夏安修的手里。“财政部屯溪区银行监理官办公处”这个机关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夏夫妻同是留法生，妻任粮食部专员，夏秉性懦怯，优柔寡断，一切唯太太之命是从，而“官太太”却豪爽直率，能言善辩，颇有丈夫气。办公处有稽核四人，一老三少，他们有的曾任盐务秤放局长，有的是炮兵学校出身的，有学气象的，也有研习文学的，对银行工作则完全外行。奉到财政部彻查电令以后，这些人全部出动到中国银行，东翻翻，西看看，搞了个把星期，苦于不得其门（窍）而入，而部司的催办电报却似雪片般飞来，有时一日数通，甚至措调严厉到“…·如再不依限查报，唯该监理官是问……”的展情况。这位官太太着急了，她知道笔者是科班出身的老银行员，离开皖地行不久，正在赋闲，人地两熟，是当时、当地、当事一个唯一可以臂助的好帮手，她亲自几次坚邀，并抬出杨绵伸的关系（她的乡亲、原皖财所长兼地行董事长，是笔者的老上司），笔者一则情不可却，再则私衷也愿有机会获悉此案内情，才以只帮此案，事毕告退的条件接受下来，参与了这个案件的检查工作。

查案工作重新作了部署，正面与侧面相辅进行，正面检查主要以近三个月时间为界限，根据该行内部资料，如上级行有关发行出纳工作的指示或规定，联行历次运券的函电，

会计划报报单，库存现金的分类记载等，从中找出现钞（大小票）的来源总量；然后，再从支付军队饷款或存款、军政机关俸给、土特产贷款、买入汇款、应解汇款、该行各项开支、日常门市兑换，以及掉换小票申请书等，找出现钞（大小票）的去路总量，其中属于搭成支付小票的部分，则按一般搭付比例推算；最后将两个总量核实轧差，其初步结果约有一百四十八万元小票去路不明。侧面访查是一面选择较大商号或货摊，乔装访找用贴水购买小票的门路，结果一无所得；一面从江宏杰的日常业务关系着手进行查找。江与安裕茶庄（专门接待平津北帮茶号庄客来店坐庄，代办买汇手续，从中取利）管事孙仁山（与江同乡）往来最密，该行向该庄买入沪汇茶票最多，据出纳说，买汇几乎全部付给小票，有时以大票调小票也往往一调二、三千元，只凭江襄理口头关照即算数（其实此事浙行早得密报，经过专案调查，正下达指示将江调回浙行听候处理，记料风声泄露，江即伺机潜逃，又正遇上大小票案发的热火头上，外界不明内情，纷纷嚷叫“大小票主犯江伯庸逃走了，这是杨臬使的釜底抽薪之计呀。”）但下庄访查结果帐面数字相符，手续清楚，而且始终找不出任何足以隐射大小票字样的记载。

检查所得的全部材料就是这些。

查案所得全部材料的关键在于一百四十八万元小票去路不明，但这是否可据以作出结论呢？如作结论，人证物证又在哪里呢？如不作结论，那么为什么去路不明呢？当这些问题提到结案准备会议研究的时候，中央、中农两行有关人员提出了对本案有关情况的证释，他们提出：上级或职行运券时，大小票搭配并无固定比例的规定；视券料来源变化为转移，有时可能小票多些，有时大票多些；支付军饷、买汇及小额存汇款、机关俸给等是按照库存条件灵活应付的，常常酌情办理，灵活搭配，而且这种搭付的比例在帐上亦不作记载，似乎也不能作为推算小票去路的依据。有些熟人调换三、五千元小票也是常事，且不填申请书。以中行这样收付较繁、较大的银行，每日差短一、二万元小票不明去路并不希罕，主管人不会因此感到异常。因而表面上看来，一百四十八万元小票去路不明为数很大，但其中正当去路却也不少，何况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因素在内呢。江宏杰固安裕问题畏罪潜逃，虽可以反证其有犯罪行为，但不等于说他经手批换的和口头关照的所有小票都是收受了贴水出卖的，事实上他也不可能狂妄到这样明目张胆的地步；何况，既访不到受害人，又没有收到任何一份受害者的检举材料。

经过证释和分析，大家认为基本结论只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因考虑到这个案件的声势非比寻常，简单的八个大字是不可能轻易消散得了的；为了既可结案，又能顾到对上交差，所以便利用江已逃入沦陷区这个事实，把全案的罪责推卸到他一人身上去，消除枝节牵累，使案子转化为悬而未决，终至不了了之的结局。于是决定以下列要点作为上报财部的检查报告的结论内容：

（1）该行使用大小票在制度执行的举措上殊欠正规；凭证散失不全，更属荒谬；各级有关主管应分别情节给予行政处分，今后浙行还应加强对辖区的管理与督饬，防微杜渐。

（2）该行襄理兼营业江宏杰渎职枉法，假公肥私，现已畏罪潜逃，应予通缉归案，依照“危害民国战时金融治罪条例”从严惩办，以肃法纪而儆效尤。

（3）该行经理杨臬身为一行之长，未能以身作则，督率所属维护战时地方金融，贻小人以可乘之机，致铸大错，难辞失察之咎，并江案移送该管法院讯办。

报告上报前，先以电报摘要报部，过不几天，财部批复电到“…·既然查无实据，姑准如拟办理。……”施培清内线消息灵快，老早就传报到办公处机关里去了，大家听了如释重负，监理官也急急赶来，对大家进行口头慰劳，随即备文检附报告抄本，分致皖南行署与休宁地方法院。两个多月以后，在地院检察官提起公诉的多次审讯下，杨臬被判徒刑两年，缓刑两年，江宏杰缺席判决，着令通缉，俟归案法办。这样，杨臬判刑不服刑，好比刀切豆腐两面光；江宏杰已逃到沦陷区杭州中国银行报到去了，通缉嘛，那只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官样文章而已。

至此，这个轰动一时的金融巨案，最后烟消云散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七辑(198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