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谁对谁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站在什么立场看。

比如说，如果你从强国的角度看，那肯定是王安石对。

因为王安石提出理财，加强国家财政汲取能力，还拓边河湟，辟地千里，算是扭转了大怂从仁宗朝开始越来越窝囊的局面。

但如果你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可能还是司马光好一些。

司马光反驳王安石的时候说过，一定时期内，社会上的财富总量是大体固定的，国家拿得多，老百姓拿得就少了。

所以，司马光认为，国家把理财放在首位，对老百姓是很不利的。

这些年很多人也都对王安石评价很高，认为司马光这是站在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

就比如青苗法，且不说前面已经有人提到了和买绢制度，虽然立意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青苗法名义上是帮老百姓度过春荒，但在朝廷考核的时候，地方官执行这个新法的业绩怎么评价呢？

KPI就是看谁赚得钱多，你给朝廷上缴的利润越多，说明对朝廷的工作越上心，也就越忠诚。

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郑必昌、鄢冒卿两个人的操作。

他们给朝廷收钱，收上来的钱，他们自己拿一部分，给严家一部分，剩下的才给朝廷。

青苗法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么操作的。

这个政策落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真需要的老百姓其实也从官府拿不到贷款，能拿到的都是未必需要但能付得起利息的人。

这样，在有的地方就是强行摊派来完成房贷任务，保证收益。

还有的地方操作很现代化，就是官府把钱放贷给大户，大户再高息放给真需要的人。

这样，官府的收益有保证，风险还小，大户也能从中赚个息差。

所以苏轼说，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但是要看是谁来执行，不同的人执行，效果不一样。

因为苏轼自己在杭州也试行过，确实能帮到老百姓，但当时朝廷负责这事儿的是吕惠卿。

王安石怎么说也还是有道有术的，以术辅道，吕惠卿那就谈不上道了，完全是术。

比如吕惠卿等负责这个事儿的人，一边在朝廷负责全国的深化改革，一边派人不断拿钱到江南地区大量买地。

你说吕惠卿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挣工资挣来的？

到后来蔡京主持继续深化改革的时候，玩法就越来越多了。

比如蔡太师就在江南地区搞过类似改稻为桑之类的操作，强占一些湖沼之类的地方，有些地方是直接围湖造田，名义上是给皇帝搞的。

但搞这些事，皇帝拿多少，蔡太师拿多少，中间各个层级的人拿多少？

吕芳知道，严嵩父子知道，郑必昌、何茂才知道，只有嘉靖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四季常服不过八套。

所以，浙江这么缺乏武德的地方，居然也有了方腊起义。

还有拓边河湟的成果，还COS汉唐，设置了都护府。

但那地方在今天的祁连山南边，毫无战略价值，还要用整个陕西、四川等地的赋税去承担成本。

这些成本出在哪儿？明末的三饷怎么来，这个钱就怎么来。

总不能让蔡太师他们出这个钱，更不能让道君皇帝卖画挣钱吧？

当然只能再苦一苦陕西、四川等地的百姓了，骂名当然也要一块担了。

老百姓敢说啥，能说啥？富国强兵，都是为了保护你，你敢反对？

《1942》里汤恩伯都说了，死一个老百姓，地方还是中国的，死一个兵，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了。

那怎么办？当然只能老百姓苦着。

你敢说不，那你是西夏的奸细，还是契丹的卧底？总有一款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