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也被称为“东北王”，而张学良是他的长子，后来也继承了“东北王”的位置。

其实当时在奉系军阀中，除了张学良外，还有另外两大公子，就是冯德麟的儿子冯庸，和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由于他们三人的父亲是结拜兄弟，因此他们三人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靠着父辈的背景，他们三人是当时东北响当当的公子哥。

冯德麟

冯庸和张学良有很多的相似处，他们二人是同一年出生的，而且都是家中的长子，就连两个人的名字也都叫汉卿，所以二人从小的关系比亲兄弟还好。冯庸的父亲冯德麟，当初也是奉系军阀的大佬，一度威胁到张作霖的位置，可惜后来支持张勋复辟，把自己的政治生涯断送了。

冯庸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和张学良在一个起跑线，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公子哥”，但是没有另外一个的爱好多。冯庸从小学习军事，他特别喜欢开飞机，他还当过奉军的空军司令。

冯庸和一帮阔少

和张学良一样，冯庸从小就是“公子哥”，没有吃过一点苦，张学良也想重用他，可是他带兵打仗能力太差，导致后来张学良说，冯庸和他要钱要东西都可以，但是就不会让他带兵。后来冯庸离开东北军，在东北创办了“冯庸大学”，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还带着“冯庸大学”的学生抗过日。

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冯庸和蒋介石走的比较近，蒋介石也给了他一些兵权，解放战争结束后，冯庸前往了台湾。

1901年，冯庸出生于奉天海城，他是冯德麟的长子，乳名叫“小五子”，由于冯德麟和张作霖的关系，冯庸从小和张学良一起长大。

冯庸

1917年，当时冯德麟因为支持张勋复辟，被段祺瑞把官职给罢免了，但是他的人脉和财力还在，冯庸靠着冯德麟的关系，进入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学习。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冯庸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在北京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也为日后创办“冯庸大学”打下思想基础。

1920年，冯庸毕业后，回到东北加入了奉军，当时直奉战争结束，直系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张作霖得到了皖系的十几架飞机，于是成立了东北航空处，冯庸就进入东北航空处任职，从上尉参谋做起，后来又升为中校参谋处长。

冯庸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的奉系被吴佩孚的直系打得惨败，在这次一次战争中，冯庸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战死。冯庸看着那些逝去的年轻生命，思想也彻底改变了，从前的他想通过战争建功立业，现在他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开始痛恨军阀混战，有了教育救国的想法。

1923年，张学良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冯庸为参赞。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庸担任装甲车司令，结果在战斗中装甲车队全军覆没，冯庸一个人逃回了东北。当时韩麟春要枪毙冯庸，可是在张学良的庇护下，让他逃过一劫，但是张学良以后再也不敢让他带兵打仗。

1925年，这时候张作霖经过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了直系军阀，他的势力达到了巅峰，于是东北空军也成立了。由于飞机是张作霖的宝贝疙瘩，让外人控制空军肯定不行，而冯庸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很清楚他的为人，所以就让冯庸担任空军的参谋长。不久后，冯庸又担任空军的少将司令，这时候他才二十四岁，可以看出张作霖也是把他当亲儿子看待，可是后来张学良亲自担任空军司令，让冯庸当参谋长。

冯庸

1926年，冯德麟病故，家里有很多的财产需要继承，冯庸就辞去军职，回到家里继承家产了。冯庸继承家产后，把父亲强行夺取的一些财产，都返还给受害者，当时在北镇冯家有许多的土地，冯庸把其中一些土地赠送给当地学校，这些举动使冯庸的名声在东北非常好。

1927年，沈阳西郊的汪家河子，这里有冯家大片的土地，于是冯庸出资在这里建立冯庸大学，他想通过教育来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

冯庸大学的教学环境特别好，开办了土木、电工、法 律、经济、教育、体育等科系，还有学生实习的工厂，学校里面还有滑冰场、游泳池及足、篮、排、网等各种球场。为了让学生掌握驾驶技能，冯庸出钱买了汽车、摩托车、马匹等交通工具，更夸张的是他居然还花巨资买了两架小型民用飞机。

1929年，“中东路战争”爆发，冯庸大学组建了三百多人的“抗俄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去海拉尔防守国土。在战争激烈的时候，冯庸亲自驾驶飞机，不顾苏联人的炮火，去为东北军侦查敌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日本关东军闯入冯庸大学，把冯庸抓起来，还抢了学校里面很多的东西。之后日本人把冯庸大学改造成飞机修理厂，还企图让冯庸当汉奸，可是被他拒绝了，日本人就把冯庸押送到东京。

后来在日本，冯庸靠着日本的朋友，从日本逃到香港绕道回到北平，当时张学良帮他在北平重建了冯庸大学，他继续主持冯庸大学的校务。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冯庸大学成立了抗日义勇军，冯庸带着上百学生，到上海去参加宣传和救护工作。

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冯庸又带着学生去承德参加抗日活动。9月，由于没有财力再支撑冯庸大学，他决定让冯庸大学并入张学良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一共历时六年。

冯庸和妻子

没有办学后，张学良给了冯庸一万元生活费，让他带着妻子去杭州居住。

1935年，冯庸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少将研究委员，蒋介石想让他去陕北，参与“围剿”红军的工作，可是被他拒绝。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后，冯庸来到西安找到张学良，他希望张学良给他一个师长的职务，让他可以带兵抗日，可是张学良只给了他一个旅长。由于二人很久没见，张学良把自己的苦衷和委屈告诉了冯庸，把他当作倾诉的对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冯庸和陈诚关系很好，冯庸就把张学良的苦衷告诉陈诚，让陈诚把这些告诉蒋介石，希望蒋张的关系可以缓解。可是陈诚见了蒋介石后，把冯庸的话变了味，蒋介石以为冯庸是在揭发张学良，于是开始关照冯庸。

晚年冯庸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冯庸历任第三战区昆山戒严司令、武汉卫成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军官训练团中将处长、第九战区中将处长等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冯庸回到东北，担任过国民党的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统一接收委员会监察处长、第二区军法执行部主任等职。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冯庸带着妻子逃往了台湾，在陈诚的帮助下，担任高雄要塞中将司令官。

1959年，由于国民党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的飞机，冯庸受到牵连被迫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董事。

1981年，冯庸在台北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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