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现在，根本不敢生病。”

说这话的，是山西一位从矿上下岗的大哥。他在工地上打着零工，一身水泥灰，汗水浸湿了衣衫。掀起衣角擦汗时，露出了腰间别着的铁皮药盒，里面是三天量的降压药，还有一个媳妇给求的、皱巴巴的平安符。他说，去年冬天媳妇咳嗽了半个多月，硬是扛着没去医院，怕花钱，也怕耽误他出门挣那点不稳定的工钱。

不敢病，不敢停，这位曾经在百米井下扛起千斤重担的汉子，如今佝偻着背，继续扛着一个家的生计。他的故事，只是资源大省山西在能源转型阵痛中，无数普通煤炭从业者命运的一个缩影。

国家提出“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宏伟目标，要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依赖。这无疑是利国利民、着眼长远的大事。但在山西，这个几代人都“靠煤吃煤”的地方，宏大的“双碳”叙事，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往往就变成了最朴素也最沉重的两个字：“饭碗”。

“转型？转了很多次了，大家都不太感兴趣了。”一位煤炭社区的退休老太太说得疲惫。对很多人来说，“双碳”是什么，气候变化意味着什么，太遥远，也太复杂。他们更关心的是：这次转型，会不会又让一批人没了固定工作？我的岗位还在不在？奖金会不会降？

研究者发现了一个矛盾现象：问卷调查里，大家对“双碳”政策普遍表示支持，毕竟是国家大政方针。可一旦问到具体措施，比如“关闭煤矿”、“淘汰燃煤电厂”，反对的声音就立刻占了上风，尤其是那些收入最低、抗风险能力最弱的矿上临时工，抵触情绪最高。

“我们搞不懂双碳，也不想搞懂。”一位煤企中层干部说出了大实话。对普通员工来说，过去矿山关闭、转岗待岗期间只能拿微薄生活费的经历，还记忆犹新。嘴上拥护政策，心里却为生计瑟瑟发抖。

更让人揪心的是年轻人。有职业学校的学生自嘲是“最后一届采煤班”，所学专业还没毕业就面临“过时”的风险，不得不自考其他证书谋出路。还有22岁就跟着父辈下矿的年轻人，看到预测说未来几十年山西煤炭行业要减少近80万个岗位时，茫然地问：“到时候我该咋办？我啥都不会，能去哪儿？”

“啥都不会”，这四个字背后，是长期单一产业结构下，个体技能的固化和再就业的巨大鸿沟。许多一线矿工直言，挖煤门槛低，一旦离开矿井，就只能送外卖、跑滴滴，或者继续去工地干苦力。

当然，也有人抱着一丝“阿Q”式的乐观：“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山西人为全国做了这么多贡献！” 这种对“国家兜底”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他们。但面对严峻的减员预测和市场化的转型压力，这份期待又能有多坚实呢？

转型是大势所趋，无人能挡。但转型的代价，不能只由这些最脆弱的群体默默承受。他们在转型中发出的声音——对公平的渴望，对未来的担忧，对“保住饭碗”这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恳求，我们不能，也不该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