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江坝的瓮苕

作者：陈新峰

儿时，我们这些住在坡披边上的人，早餐大多以瓮苕为主，现在回想起来，还常常令人唇齿留香。

冬天的早晨，农村家家户户的瓦房顶上，染了一层层雪花膏似的白霜，远远望去，就像一排排错落有致的鱼鳞。

母亲在做早饭的时候，会早早把我叫醒，准备下窖拾苕。为了防止苕窖墙壁上的泥巴染到我的衣服上，她就先给我套上一件大人穿过的旧衣服。然后，用粗绳索套在我的胁下，再把我徐徐下入苕窖中。

冬天的苕窖，在刚刚揭开窖盖的那一刻，还能看到一股股白色的热气袅袅升起。

母亲在窖口慈爱地嘱咐我：“瓜娃，先拣穗筒状的、或者挖破的小红苕上来。大红苕留下，等空闲的时候，你爹还要挑到谢村街卖钱哩……”

“嗯，知道啦！”我回应着。

十几分钟的工夫，我已拣满了一竹篮小红苕，被母亲用系着绳索的勾搭吊出窖口。然后，母亲再用绳索把我提出来。

待我稍稍长大，当母亲提不动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借用窖梯，像小猴子一样敏捷的攀上爬下自行分拣红苕了。

母亲把刚出窖的小红苕，提到山坡下的公用井台上淘洗干净。然后装在铁锅里，舀入几马勺清水，盖好锅盖，再用湿抹布把锅盖周围包裹得严严实实。接下来，就可以点火瓮（焖）苕了。

那些年，冬天烧的柴禾，大部分都是父母亲在村后药树梁割的茅草、扎嘴草、米蒿蒿、狼刺之类。当初，我们村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苕窑。冬天，大部分人都要上山割柴。

母亲教我先把易燃的茅草点着之后，再用火钳夹入扎嘴草、狼刺之类。这些野生的柴草火力很猛，比我们平常烧的麦草、稻草不知要强多少倍。

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呼呼的欢笑声。红红的火焰烧红了锅壳廊，也映红了我的脸庞，全身上下温暖舒服的无与伦比。三十几分钟之后，锅心开始出现了咕嘟声，锅盖周围也开始冒出一缕缕乳白色的蒸气。

此时，在外面干家务活的母亲，会抽空进灶火叮嘱我：“锅烧开了就改小火慢慢地炖，阴一把，阳一把，水熬干就熟了！”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锅盖周围的水蒸气已经上圆了，就像瓦特的蒸汽机一样。锅内听不到沸腾声，红苕熟透的浓香味渐渐地氤氲在整个厨房间，随即入鼻入肺，仿佛能立马把人体腹内的馋虫勾出来。

母亲说：“别急，再捂一会儿！”我就“咯噔咯噔”地咽着口水，眼巴巴地盼望着在生产队劳动的父亲，和上学的哥哥姐姐们早些回家。

此的，母亲就会去檐下摘几角吊着的干辣椒下来，加点盐巴、生姜、大蒜等用姜窝一起捣碎，再拌入农家人常备的浆水菜。等家人们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就可以开心地用餐了！

刚刚揭开锅盖的那一刻，香气四溢、热浪滚滚，一锅又红又亮的熟红苕，就像一堆红色的睡美人一样，横七竖八的躺在锅心里。有的苕皮已经裂开了鱼尾纹，露出白花花的苕乳；有的红苕头尾上，还粘有琥珀色一样黏稠的胶液。当母亲用筷子取舍的那一刻，还有拔丝状的苕糖分泌出来。这种美食，母亲自然会偏心地先给我夹在碗中。

我常常会把烫手的红苕，捧在手心里先暖一暖身子，再一口一口舔干净那些甜蜜蜜的苕糖，然后剥掉那薄如蝉翼的苕皮，就狼吞虎咽的吃将起来。

山坡里的红苕特别甜、糆、糯、香，入口即化。我往往一直吃到撑方才搁碗。

当年，十八岁的二哥饭量特别大，他吃瓮苕时不用碗、不用盘子，用捞面时的大笟篱——装得多。他常常把瓮苕端到村中央饭集上去凑热闹。他一边跟众人谝闲传，一边咥，就像饥饿状的鸬鹚吃小鱼一样，一口一个，连皮都吃下。

我十一岁的那年二月十五，去马畅赶交流大会。我步行从小江坝出发，先到柳家寨表姐家歇脚，再到马畅交流会场转悠。发现街道两边除了有卖面皮、菜豆腐、小笼包等美食之外，居然还有卖瓮苕的。那些瓮在大铁锅里的熟红苕，状如红萝卜大小，热气腾腾，红亮得出奇，外面仿佛刷了一层红饴糖，格外吸引人眼球。

当年的瓮苕卖一元一斤，比伍毛钱一碗的面皮还要贵，可是食客满座。

馋嘴的小孩子们，在锅台周围站了一圈，吸溜着鼻涕，淌着涎水，眼巴巴的望着瓮苕发呆。

由此，我才知道了这种农家小吃，居然还能登上大雅之堂！前来就餐者，大多都是穿呢子大衣、带戒子、耳环和烫卷发的有钱人。

自从九五年我到南方打工之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这种带有乡土气息的瓮苕了。因为，都市没有烧杂草柴的老土灶，没穗筒状的黄泥巴苕，没有独具匠心的瓮苕技术……

如今，现代化的电饭锅、煤气灶、压力锅、电磁炉等炊具，是万万瓮不出儿时那种甜香黏口、带有乡愁的瓮红苕了！

作者简介：陈新峰，男，农民。常年在宁波务工，空闲时间爬格子，喜欢用文字记录身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