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某一种文化中的大多数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同样一些问题。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问题乃是由存在于该文化之中的特殊生活环境造就的。由于其他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不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因此，这些问题并不能说是“人性”中的共同问题。

因此，在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说所有的神经病人都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同时还表明，这些基本特征本质上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我将在后面，在我的社会学知识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说明造成我们所有这些心理冲突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困境。

我关于文化与神经症之间关系的假设是否正确，还必须由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的共同努力来检验。精神病医生不仅应该研究神经症在一定文化中的表现，例如从形式的标准去研究神经症的发生率、严重性和不同的类型，而尤其应该从什么样的冲突构成了这些神经症的角度去研究它们。

人类学家则应该从一种文化结构给个人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困境方面去研究同一种文化。所有这些基本冲突的一个共同的表现方式，就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可以通过表面观察而把握到的心态。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是指一个好的观察者可以不借助精神分析技术，而直接从他十分熟悉的人身上发现，例如他自己、他的朋友、他家庭的成员、他的同事等。

现在，我要对这种可以通过观察而频频发现的现象作一个简略的剖析。这些可以观察到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分类如下：（1）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2）自我评价的态度；（3）自我肯定的态度；（4）攻击性；（5）性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