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古代文坛上，文人往往被赞誉为高雅从容、超然脱俗的气质，他们以笔为剑，以墨为盾，在纸面上挥洒自如，留下千古传颂的诗篇。

这些文人以其才华横溢而闻名于世，他们的稿费收入实际上，却决定着生活的优渥程度。

“润笔“

古时人们使用毛笔进行书写时，常常需要将毛笔浸泡于水中，使笔毛变软、张开，这样做的好处是毛笔更容易吸墨，书写起来也更加方便和流畅。

古代文人的稿酬高低往往取决于个人名望，声名赫赫，一字就值千金，默默无闻，只能勉强糊口或干脆放弃执笔。

这并非所有文人的常态，许多文人虽然才华横溢，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和报酬。

杜甫曾用诗《闻斛斯六官未归》作描写好友靠卖字度日的贫困生活，而明史中也有记载说，当时写作行业竞争激烈无比，人们为了一笔墓志铭费用大打出手，令人忧心忡忡。

这种现象反映了古代文人，在追求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必须面对现实的困境，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与声誉，往往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人“工资条”

虽然古今文人稿酬的数字，差距其实并不巨大，但古时人的工资是以粮食计算，按照人们的品级逐级递减，这意味着地位越高的人，得到的粮食数量也会相应增加，很多时候，这些以粮食为单位的薪水，都是一年一次性发放到位的。

粮食作为薪酬，体现了农业社会对粮食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的货币体系尚未完全成熟，后来，粮食的价值逐渐降低，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原本看似丰厚的薪酬，实际上已经大大缩水。

在唐高宗时期，工资发放方式出现了一些调整，开始出现了月薪的说法，激发官员诗人的工作热情和创作激情，他们可以更频繁地获得报酬，更及时地感受到工作的价值和回报。

著名诗人白居易年轻时，获得“吏禄三百石”的俸禄，这相当于一万五千九百公斤粮食，这个数目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远远高于同时期普通农民的收入水平。

这些粮食的实际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但白居易的生活依然过得相当优裕，这也得益于他后来担任了显赫地位的太子少傅，每月可以领取百千两白银的俸禄，这样的收入使他成为了朝野间人人艳羡的大富豪，过上了闲人富足的逸生活。

他对自己的工资非常自豪，总是在“朋友圈”里炫耀自己的收入，作为皇家御用写手，他的铁饭碗让他，根本不用担心收入的问题，因此他写了一首诗来揭露朝廷发薪的秘密，题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

在这首诗中，他写道：“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这句话暗示着他作为朝廷的高级官员，月薪高达数百千，而且只需要充当一个“闲人”，不用担负太多的工作责任，就能轻松领取高额的薪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文坛名士的韩愈在国子监博士任上的拮据收入，尽管他的年薪有两万钱，这在当时也算是不菲的收入，但对于一位身居要职的高官而言，这样的薪酬就显得有些单薄无力。

韩愈的生活并不像白居易那样奢华，反而显得较为简朴，这从侧面反映出，即使在同一时代，不同职位的文人，所获得的报酬和生活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

作为当时有名的文化人，除了写诗，他当然还有其他的副业，因为光凭写诗可能难以维持高额的生活水平，其中，一个收入可观的副业就是写墓志铭。

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不会像现在那样谈论稿费，因为文学创作，更多地是为了表达敬意和纪念而非商业目的。

但是墓志铭在古代社会，却是非常重要的，每个达官显贵去世后，其后人都必须购买高价的墓志铭，来彰显对逝者的尊敬和孝道，否则会被社会视为不孝。

写墓志铭成为了一项相当有利可图的副业，能够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

时代不同，价格不同

即便是身居高位的文人，也难免遭遇不公，据史书记载，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给一户富商写过墓志，只获得价值约五千元帛匹报酬，实在是小富即安的写照。

史料记载，宰相王旦去世后，欧阳修应邀撰写了他的墓志，王的儿子送来了金制的酒盏十副和酒壶两把，作为报酬。

欧阳修却感叹道：“只有酒壶和酒杯，却没有倒酒的人，这未免有些不太好吧？”王的儿子听后立刻又送来了两位美女，想要送到欧阳修的府上作为礼物。

欧阳先生却因礼尚往来而感到为难，他知道这些礼物是王家的诚意，但他也不愿意接受过于奢华的报酬，他拒绝了王儿子送来的美女。

相较之下，明代文人张洪为人撰文，竟只获得区区五百铜钱的稿酬，连买一石大米都捉襟见肘，可见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骤跌落差。

明朝时期的徐渭，以其古怪离奇的个性而闻名，他曾在杭州一衙门担任师爷，期间替领导写过一篇名为《镇海楼记》的文章，这篇文章仅有600字，却因为其精彩的文辞和深刻的意境而备受赞誉。

为了感谢徐渭的帮助，给了他纹银220两作为报酬。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来计算，这样一篇文章每个字竟然相当于现在的136元人民币。

也有人对稿酬报价理直气壮，如清代画家郑板桥公开对自己作品明码标价，从几两白银到几钱银子不等，看似慷慨，实则也是对知识劳动的一种期许与重视。

有趣的是郑板桥生前的画作，如今在收藏市场上已是价格暴涨数万倍，创下天价新高，令人津津乐道。

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卧病在床，家境拮据，甚至连丧葬费都难以支付，恰巧有一位盐台顾大人前来，请求钱谦益代为撰写几篇文章，愿意支付1000两白银作为稿费，这对于钱谦益来说无疑是机遇。

面对眼看不行的生计，和家庭所面临的困境，钱谦益接受这个提议，他闭门思索，挥毫泼墨，为盐台顾大人写下了几篇精彩的文章，以换取稿费，足以解决家中的紧急经济困境。

结语

古人“润笔”之道，正如今人一般，需要经过艰辛汲汲营生，有人致富有人拮据，前程命运往往难以把控。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文人都需要在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