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会不会还记得我？”妻子的声音轻轻飘进耳朵里，我的心猛地一紧，眼睛盯着桌上的那张老照片，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娃娃，到了部队上，好好干，别忘了我这个老光棍就行。”
1969年的冬天，我从南方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颠簸了一天的卡车，才到了那个叫柳沟村的小山村。放眼望去，全是光秃秃的黄土山，风一吹，沙尘扑面。村口站着几个穿着破棉袄的老乡，他们的脸被风沙吹得黢黑，笑容却很淳朴。
我们这批知青有十二个人，被分到了不同的生产小队。我和另一个北京来的知青周建华被安排住在村里一个单身汉家里。他叫韩大叔，五十来岁的样子，个子不高，瘦得像根竹竿，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笑的时候还露出一口掉了两颗牙的黄牙。
韩大叔家只有两孔窑洞，一孔住人，一孔放杂物。门口的院子里堆着一堆干柴，还有一棵歪脖子老枣树。我们刚到的时候，他正在院里劈柴，见到我们，他放下斧头，搓了搓手，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哎呀，两位城里娃娃来了，快进屋，咱窑里破，别嫌弃啊。”
那天晚上，我们在韩大叔家吃了第一顿饭。说是饭，其实就是一锅熬得稀稀的玉米糊糊，里头能看到几块土豆。我和周建华坐在炕上，埋头猛吃，韩大叔坐在一边，半天才挑了两块土豆吃。他抽着旱烟，笑呵呵地看着我们，说：“城里娃娃，啥也没干就饿成这样了？”
韩大叔的炕很大，铺着一张破草席，上面是他用了一辈子的旧棉被。那天晚上，他把炕头让给了我和周建华，自己挪到炕梢去睡。他挪铺盖的时候，还不好意思地说：“你们讲卫生，我这老光棍不干净，离你们远点。”
接下来的日子里，韩大叔对我们就跟亲人一样。天冷了，他早早烧好炕，怕我们冻着。我们去挑水，他担心我们不会打水，非得跟着去，看我们笨手笨脚地打水，还忍不住笑：“你们这手嫩得像豆腐，怕是没干过活吧？”
有一次，我们去山坡上砍柴，累得气喘吁吁，手上磨出了血泡。他看见了，心疼得直拍自己的大腿：“哎哟，这哪行啊，娃娃们的手都废了！”后来，他每天早早起来，自己上山砍柴，不让我们再干这些活。
1970年的春节到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农村过年。韩大叔家里穷，平时连顿饱饭都难得吃，可为了我们，他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还用攒了半年的麦子推了一盆白面，给我们包饺子。那天晚上，他喝了两口烧酒，红着眼睛说：“娃娃们，过年就得吃顿好的！你们以后在村里就把这里当自己家，有啥事就跟大叔说。”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只觉得他话多，没放在心上。可现在回想起来，那顿饺子，是我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转眼到了春天，村里开始忙着种地。我们每天跟着大伙儿出工，韩大叔怕我们累着，总是抢着干重活。有一次下雨，我们在地里栽红薯，衣服全湿了，鞋上全是泥。回到家，韩大叔一边帮我们烤干衣服，一边叨叨：“你们这身子骨，咋经得住这样的活？”
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点怨他的。总觉得他太多管闲事了，干点活又不会死，可他总是护着我们，让人心里不痛快。
就在这一年年底，我接到了家里的信，说我被选上了征兵名额。村里人听说我要当兵了，都很羡慕，说我有出息。韩大叔却沉默了好几天，后来才对我说：“娃娃，当兵是好事，可你要记得，咱这穷地方也有咱的情分。”
临走前一天，他特意跑了十几里路，割了一斤羊肉，推了两斤白面，还买了一瓶酒，说要给我饯行。他把周建华和村里的老队长都叫来了，一边喝酒一边说：“娃娃们，别忘了这窑洞，别忘了咱这些个乡亲。”
那一晚，我喝得有点多，迷迷糊糊地答应他：“大叔，我一定回来，给您带好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他送我到了村口，把身上仅有的十块钱塞到我手里。我怎么推都推不回去，只能含着眼泪收下了。后来，我托老队长把钱还给了他，可他却骂我：“这娃娃，咋就不懂人情呢！”
离开柳沟村后，我去了部队，一干就是十几年。那期间，我只写过两封信，一封是给老队长的，一封是给韩大叔的。后来，我升了职，结了婚，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就把这些事放在了一边。
1978年，我寄了一件军大衣和一个水壶给韩大叔，还附了一张我的照片。听老队长说，他收到东西后，乐得跟个孩子一样，把水壶挂在墙上，把照片放在炕头，逢人就说：“这是我北京娃娃寄来的！”
可惜，我始终没有抽出时间去看他。
1985年，我终于带着妻子回了一趟柳沟村。村子变了很多，韩大叔的窑洞早已坍塌，他也在两年前去世了。听村里人说，他临终前，把积攒了一辈子的十几块钱和几只羊全都捐给了村里，还对老队长说：“等娃娃回来，让他看看我的东西，就当看见我了。”
我去了他的坟地，坟头上立着一块小木牌，牌上写着“韩明顺之墓”。他的窑洞里还挂着那只水壶，墙上还有我的照片。看到这些东西，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那一刻，我才明白，他把我当成了他唯一的亲人。
从柳沟村回来后，我把他的照片和水壶带回了北京，挂在了家里的墙上。有时候，我会对着照片发呆，仿佛他还在笑着对我说：“娃娃，回来啦，吃饭没？”
“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会不会还记得我？”妻子又问了一遍。我没有回答，只是拿起水壶，紧紧地攥在手里，眼眶湿润得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