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作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之一其实是我们中国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共鸣的所谓“面子文化”。在这种动不动就用阶级划分人和自己的韩国社会氛围中，过分重视他人目光的面子文化，导致人们过度消费，有时甚至超出自己的收入水平，这当然会让那些害怕昂贵婚礼和生育成本的年轻人对于生孩子望而却步。

最近韩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这样一条帖子：一位40岁出头的韩国中年人的亲戚最近买了一辆看起来很贵的德国进口车。据这位亲戚说，车的价格比他一年的总收入还要高。他继续说：“有一次我偶然间听到小学五年级的女儿说‘朋友爸爸们的车都是进口车，只有爸爸的车是国产车，真丢脸’，所以我不得不换车。”他还补充说：“我不喜欢女儿因为我在学校感到尴尬。”

韩国互联网上非常流行一种叫做“面子指数”的东西，这是一种衡量自己有多爱面子的数值，通过比较车的价格和收入来计算。具体来说，就是将车的价格除以六个月的工资。如果数字在1.0到1.5之间就是普通，1.5到2.0之间是“有点爱面子”，2.0到2.5之间是“非常爱面子”，2.5以上则是“面子爆炸”。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月薪500万韩元（约2.6万元）的人买了一辆3000万韩元（约15.57万元）的车就是“普通”，6000万韩元（约31.14万元）就是“有点爱面子”，超过7500万韩元（约39万元）就是“面子爆炸”。

在与汽车相关的韩国互联网用语中，还有一个叫做“下车感（Hachagam）”的流行语。据韩国网民称，如果乘车时的满足感叫做乘车感，那么下车时的满足感就是下车感。简而言之，下车时能吸引周围人羡慕目光的车就是下车感好的车，所谓的超级跑车和数亿韩元的进口车的下车感是“极品”。

当然也有现实的统计数据支持“韩国人执着于汽车的面子文化”的现实。英国豪车宾利去年的全球销售量中，韩国在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五。还有，迈巴赫的全球销售量中韩国仅次于中国大陆排名第二。韩国社会执着于汽车的面子文化的根本原因是，在汽车社会的韩国，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显示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所有物。在韩国互联网上，甚至出现了“汽车阶级图”这样的网络排名。

韩国的小孩子也很在意的所谓“住宅阶级化”

韩国首尔市的行政区根据公寓买卖价格被分为九个“房地产等级”。

被分为“房地产等级”最高阶的是被韩国人评为最想居住的首尔江南区，该区甚至在2023年的宣传视频中使用了“去首尔江南就能闻到昂贵的味道”、“别盯着看，难道不像乡下人吗”等台词，在当时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有韩国人指出这是在煽动所谓的江南优越主义。

最近，在韩国平均买卖价格超过43亿韩元（约2232万元）的江南区瑞草洞的A公寓入口处建立的“诗碑”引发了争议。“诗碑”称A公寓是“建在作为国家面子的首尔市中的黄金地段的盘浦（Pangpo）的宫廷”、“永恒的天堂”，并称赞公寓的居民是“像太阳一样的人才和像星星一样的善男善女。”虽然韩国互联网上主要是一边倒的批评，但其中也有“穷人陷入了永恒的劣等感”、“这就是为什么你成不了有钱人”等犀利嘲讽。

由于韩国的社会氛围如此，韩国小孩之间也存在着基于父母经济能力的阶级化。有报道称，住在公寓的韩国孩子被称为“公寓穷人”，住在公营租赁公寓的孩子则被称为“L-Sa（住在专门的公营租赁公寓的意思）穷人”。

韩国孩子面临的“面子”压力

最近，韩国互联网上有一个帖子说“自己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被嘲笑为全勤贫困”。全勤以前是指在毕业典礼上可以领奖状的令人骄傲的事情，但现在却变成了“不能去海外旅行的贫困学生”的羞耻词汇。

帖子的作者说：“我一个人工作，月收入在300万（约1.56万元）到350万韩元（约1.82万元）之间，勉强度日，我想为儿子搜索国内旅游地，但儿子说‘朋友们都去新加坡或日本，国内旅游很羞耻’。无奈之下，我和妻子正在积极寻找超低价的海外机票。”

韩国社会过度的面子文化也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FT）在今年7月24日（当地时间）通过“蒙克莱尔·帕丁成为韩国小学生的制服~韩国孩子们的品牌热潮”一文，关注了韩国父母为年幼的孩子们购买品牌商品的消费倾向。

该报指出，这种消费倾向反映了韩国社会的特点，“韩国人喜欢炫耀”，“如果别人能做到的事情自己做不到就无法忍受”，“韩国社会竞争激烈，人们渴望脱颖而出。品牌商品因此成为了一种好手段”。

面子文化对推迟结婚和生育的年轻人也构成了巨大的负担，一个明年要结婚的韩国年轻人发帖说：“我没有信心在这个国家抚养孩子，我从小就被问住在哪里、父亲的车是什么类型的、住在多少坪的地方”，并宣布“我不会生孩子”。虽然有些极端，但如果因为父母的经济能力，我的孩子会受到歧视和嘲笑，那么谁还想生孩子呢？

韩国首尔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系的Choen Jephun教授在新书《0.6的恐怖，消失的韩国》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社会按收入水平的生育率差距越来越严重。例如，如果将整体生育率设为100%，那么低收入层的生育比例从2010年的11.2%下降到2019年的8.5%，下降了2.7个百分点，中产层也从42.5%下降到37.0%，下降了5.5个百分点，而高收入层从46.5%增加到54.5%，增加了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假设在韩国2019年共有100个孩子出生，那么其中54到55个是高收入家庭的孩子，37个是中产家庭的孩子，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还不到9个。

Choen教授在书中分析这些数据时写道：“总体上说，这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的时代，但韩国高收入层似乎对生孩子这件事不怎么担忧，中产层正在犹豫是否生孩子，而韩国低收入层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生育。”

在已经成为世界公认发达国家的韩国，很多计划不婚不育的人为自己找补说，“因为我不能给我的孩子比别人更好的”，或者“因为我不能给我的孩子平均水平的生活”，这样的相对（与人比较）的贫困感或相对的剥夺感对韩国年轻人的生育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