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夜，月光透过老旧小区的树影洒在狭窄的巷子里，微弱的路灯下，昏黄的光线给这个小县城增添了几分萧索的冷清。

我拖着一个老旧的行李箱，小王在我身后跟着，步伐急促。她手里拎着一个小包，满脸焦急，不时回头张望。

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怕我们走得不够快，怕被人看见，更怕被孩子们追上来。

这才是我们再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本来应该是和孩子们团圆的日子，但我实在不想再陷入那种压抑的氛围里。

每次逢年过节，我都得张罗一大桌菜，伺候儿孙八口人，听他们抱怨生活辛苦，要求我的帮助。可今年，我和小王决定不再忍耐。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看到屏幕上“李建明”两个字，我的心猛地一沉。李建明是我儿子，他明天就要带着一家四口回来过节。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接通了电话。

“爸，我们明天一早就到家，你准备好饭菜啊！”李建明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兴奋，仿佛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到老家，等着我张罗的那桌饭菜。

我深吸了一口气，声音有些低沉：“儿子，爸爸和你王阿姨出门了。”

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几秒，接着传来李建明愤怒的咆哮：“什么意思？中秋节全家团圆，你俩跑了？”

我感到一阵无力，疲惫地解释道：“我们想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没等我说完，李建明就打断了我：“你这是不负责任！我们要回去，妹妹一家从外省回来，你这是存心不让我们回家？”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知道再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只得说道：“你们自己在外面吃吧，吃完了早点回去。”

儿子却不依不饶：“在外面吃不要钱啊？这钱谁出？你们出去玩了，那得给我们过节费吧！这样，爸，你打三万给我们，我们出去吃，你们放心玩。”

听到儿子的话，我感到精疲力尽，从来都是儿女给父母过节费，到了我这里，却是儿女向我索要过节费，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小王在一旁轻轻催促：“老李，车快来了，挂了吧。”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焦急和不安。

我匆忙对着电话说：“儿子，就这样吧，改天再聊。”然后迅速挂断电话，心里却依然沉重。

我们快步走向路边，一辆出租车恰好停在了我们面前。我帮着小王把行李放进车后备箱，坐进车里，长舒了一口气。车子缓缓启动，我透过车窗看着渐渐远去的小区，心里五味杂陈。

我是1960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那时家里一共四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在那个年代，家里重男轻女，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从小就懂得家庭的重担，父母希望我能出人头地，将来养活一家人。

可现实并没有给我太多机会。小学毕业后，家里实在供不起我继续读书，我只能辍学回家，帮着父母干农活。

那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憧憬着能有一天重新回到学校，拿起课本，可那仅仅是个梦。

我心里一直有个信念：等我有了孩子，我一定要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绝不能像我一样被困在贫穷和无知中。

1978年，我18岁，终于有机会进入县城的一家纺织厂工作。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虽然工作辛苦，但我从来没有抱怨过。

纺织厂虽然待遇不高，但至少让我摆脱了农村的苦日子，也让我在县城安下了家。

1980年，我认识了同厂的女工张秀英。她温柔贤惠，我们很快相恋并结婚。1985年，儿子李建明出生，三年后，女儿李丽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时候的生活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一家人齐心协力，日子过得踏实。

90年代，纺织厂效益逐渐下滑，我不得不兼顾各种兼职，跑运输、摆地摊，只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2000年，纺织厂倒闭，我彻底下岗，生活陷入了低谷。

我不敢停下来，后来又辗转找了几份零工，直到2010年，我才在一家小型电子厂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工厂虽然待遇不高，但总算让我能继续支撑这个家。

我和秀英相互扶持了三十多年，虽然日子不易，但我们从未抱怨过。为了孩子，我们省吃俭用，把仅有的积蓄都用在了他们的教育和未来上。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秀英被查出癌症晚期。我和孩子们倾尽所有，治疗了将近一年，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她的生命。

2016年，她离世后，我一度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孤独中。那段时间，我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回想着和秀英共同度过的点点滴滴，心里充满了失落。

五年后，我在工厂里认识了小王。她和我一样，丧偶多年，孤身一人。我们聊起各自的经历，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慢慢地，我们走到了一起。

2022年底，我们在子女的反对声中再婚了。

我的儿子李建明毕业后在省城工作，薪资不高。2012年他结婚时，我几乎掏空了所有积蓄，帮他买了一套房子。

2015年，他的妻子生了双胞胎，家庭开销大增，李建明开始频繁向我伸手要钱。他每次回家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似乎完全没有独立的意识。

女儿李丽嫁到了外省，生活并不如意。她常常抱怨我偏心哥哥，埋怨我给哥哥买房，却没给她什么经济支持。她时不时也会向我借钱，让我左右为难。

我本以为他们会慢慢独立，可事实并非如此。我的退休金并不高，还得在工厂继续打工，补贴家用。

小王知道后，心疼我，可孩子们却好像连我还在辛苦工作的事实都不在意，反而希望我多工作，给他们更多的经济支持。

再婚后，儿女对小王的态度一直很冷漠。他们害怕她会分走他们的“遗产”，每次回家不仅对她冷嘲热讽，还要求我立下遗嘱，把所有财产留给他们。

小王虽然委屈，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只是默默忍受。可我看在眼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这个家曾经是我和秀英共同打拼的成果，如今却成了儿女们争夺的战场。

今年中秋节前，儿女们再次提出各种要求，甚至要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一家八口。

我知道他们的潜台词——就是要我再借出一笔钱，帮他们买学区房。

我和小王商量了一番，最终决定逃避。我们预订了一家外地的温泉度假村，准备好好放松三天。出发前，我跟儿女说了我们出去了，让他们自己过自己的。可没想到，他们的反应如此激烈。

李建明甚至威胁要断绝关系，李丽则在电话里哭诉我无情。面对他们的情绪，我心里很难过，但这次我不想再让步了。

小王全程陪伴着我，虽然她没有说太多话，但她的存在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安慰。

度假的这几天，我终于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泡在温泉里，我和小王聊了很多往事，回忆起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谈到了秀英，也谈到了各自的孩子。

我开始反思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是不是过分溺爱让他们缺乏了独立的能力。我意识到，这些年我一直在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而牺牲自己，可他们却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不懂感恩。

我和小王商量，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再无条件地满足儿女的要求。我依然会爱他们，但这种爱应该是有原则的，是帮助他们独立，而不是让他们永远依赖我。

说着说着，儿子的电话又打来了，还发消息问我什么时候转过节费，又提到了我养老的事情，我忍无可忍，接通电话后没给他说话的机会：“过节费？这不该是你们孝敬我的吗？天底下有成年子女向父母索取过节费的道理吗？你懂不懂孝道？”

儿子没开口，估计是没反应过来，我没管那么多，继续输出：“我把你们养大，已经尽到义务了，没有义务继续伺候你们，小王不是你们亲妈，更没义务管你们。至于养老，那是你们义务，再敢拿这件事情要挟我，我就起诉你们。”

儿子一言不发，挂断电话，小王用担心的眼神看着我，我安慰她没事。我想清楚了，儿女肯定是指望不上了，我不能继续惯着他们，不然只会苦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