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你又要回部队了？＂妻子站在门口，眼里满是不舍。

我整理着行装，轻声说：＂嗯，新兵下周就到了，得回去。＂屋外的槐树沙沙作响，又是一年夏末时节。

这场景总让我想起1982年那个闷热的早晨。老家的土路上，扬起阵阵黄土，我和张德明背着蛇皮袋，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妈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包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啊，这是娘连夜赶制的两件棉背心。部队上冷，可得记着加衣裳。＂说着，她又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攒了半年的二十块钱。

爸蹲在门槛上，一言不发地抽着旱烟，浓重的烟雾遮掩着他泛红的眼圈。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紧紧攥着烟袋锅。临走时，他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就这简单的三个字，却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那会儿，知青返城的热潮刚过，村里像我和张德明这样的年轻人，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参军入伍。大家都说当兵好，能学一身本事，还能为家里挣个脸面。

坐在摇晃的绿皮火车上，我俩憧憬着军营生活。张德明还说：＂等着瞧，咱哥俩准能当上班长排长。＂车厢里挤满了乘客，有打工的，探亲的，还有和我们一样去当兵的。

火车开了整整一天一夜。到了集合地点，我俩才发现，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比想象中还要多。有的说着听不懂的方言，有的穿着从未见过的新衣裳。

谁知道，真正的军营生活比想象中艰苦多了。新兵连第一天，我们就在烈日下站军姿，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蚊虫叮咬也不敢动。

就在我腿打颤快要坚持不住时，旁边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咬咬牙，很快就适应了。＂这就是我的另一个战友李建国，东北大个子，总是笑呵呵的，说话带着浓重的东北腔。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负重越野，擦拭武器，练习射击。我们仨互相鼓劲，咬牙坚持。记得有次五公里武装越野，我的脚踝扭伤了，疼得直冒冷汗。

李建国二话不说，背着我走完剩下的路程。路上他还笑着说：＂瞧你那德性，跟个姑娘似的，这点苦都受不了？等你当上班长，可得请我喝酒。＂

夜里值班时，我们常常偷偷聊天。张德明说他想家，想妈做的炸酱面。李建国说他想媳妇，结婚才半年就来当兵了。我就想爸妈，不知道他们的老寒腿又犯了没有。

1983年春节，我和张德明都没回家。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蹲在营房后面的空地上，听着远处村子里的鞭炮声，默默掉眼泪。李建国带来了他媳妇寄来的饺子，硬是分给我们一人一半。

那几年，连队里只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到放电影的日子，战友们都挤在一起，就着咸菜啃馒头，看《上甘岭》、《英雄儿女》。有时信号不好，画面雪花乱飞，可没人抱怨。

日子虽苦，但充实。白天训练，晚上学习。我和张德明经常熬夜看书，准备考军校。李建国说我们俩像两只书呆子，可每次都偷偷帮我们打饭，让我们多看会儿书。

1985年，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班长。那天领到三道杠时，我激动得手都在抖。可家里的情况却不太好，爸的胃病犯了，住了半个月院。妹妹刚上高中，学费是个大窟窿。

我申请回家看看，可恰好赶上军区大检查，请假一直没批下来。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每天训练都心不在焉。李建国看出我的心事，主动替我值班，让我能有时间给家里写信。

直到妈的来信里说＂家里都好，你安心工作＂，我才知道，爸已经出院了。信纸上有几处墨迹晕开的痕迹，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那时候，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军人的责任让我只能把思念藏在心底。

1988年，我从军校毕业，当上了排长。张德明在邻近的工兵连，李建国去了炮兵连。战友们都在为理想打拼，聚少离多成了常态。偶尔碰面，也只能匆匆喝几杯酒，说说各自的近况。

转机出现在1990年春节。我回到县城，在汽车站遇到了周红梅。她的自行车链子断了，我帮她修好。她穿着白大褂，是县医院的护士。看她清秀的模样，我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

那天下着小雨，她撑着伞站在我身边，看我修车。我的手上沾满了油污，她却笑着说：＂你的手真巧。＂就这么一句话，让我记了好久。

可我们的感情之路并不平坦。红梅的父母是县城的老师，得知她对象是个大老粗当兵的，坚决反对。红梅的妈妈直接找到医院，说要给她介绍县财政局的干部。

整整一个月，我都没见到红梅。每天下班后，我就在医院门口等，却只能远远地看她穿梭在病房之间。有次值夜班的护士认出我，说：＂你就是那个当兵的？人家姑娘家里都不同意，你就别来了。＂

就在我以为这段感情要泡汤时，红梅却主动找到我，说：＂我就认定你了。＂她说喜欢我身上那股子正直劲儿，那份责任感。那天，我们在县城的小公园里坐了一整晚，说了很多很多话。

1990年冬天，我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张德明和李建国专程请假来贺喜，还送了台进口收音机。婚礼上，红梅的父母脸色不太好看，但看到我们是真心相爱，也慢慢接纳了我。

新婚之夜，红梅跟我说起她父母的担心：＂他们怕我跟着你吃苦。＂我搂着她说：＂放心，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日子就这么过着，直到1995年的变故。李建国突发肾病，病情来势汹汹。我和张德明轮流请假照顾他。看着这个总爱开玩笑的大个子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我的心揪得生疼。

很幸运，李建国挺过来了。可这事让我想明白了，人这辈子聚少离多，得把握住眼前人。1996年组织上给了转业机会，我思量再三，决定回家乡发展。

转业那天，连队的战友们列队送别。我强忍着泪水敬礼，心里五味杂陈。李建国拍着我的肩膀说：＂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忘了兄弟们。＂从此，我脱下了那身绿军装，但军人的责任和担当，永远刻在骨子里。

回到家乡后，我进了一家企业。看着爸妈渐渐花白的头发，我暗自庆幸这个决定。红梅在医院工作，我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火。儿子渐渐长大，总缠着我讲军营的故事。

前几天，收到了张德明的来信。他说李建国评上了优秀士官，让我抽空回去看看。说起来，我们三个也有两年没见面了。我摩挲着墙上那张我们三人的老照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军营。

＂爸，你发什么呆呢？＂儿子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笑着揉揉他的头：＂想去看看你德明叔叔和建国叔叔。＂他眼睛一亮：＂带我去呗，我也想看看你说的那个大草原。＂

望着窗外的夕阳，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十四年的军旅生涯，像一本厚重的书，永远读不完，也忘不掉。那片绿色的土地，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