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爸送寡妇10斤猪头肉,20年后我娶不到媳妇,她带女儿上门来

南山大叔 2024-08-15 09:42:07

■作者:南山大叔 ■素材:马秋根

(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但情节有所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时期,猪肉作为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要食品之一,其生产和销售都受到了经济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政府逐渐放开对猪肉市场的管制,允许私人经营生猪购销,价格也逐渐实现双轨制,即城镇人口凭票平价供应,无票则议价供应。这些政策变化为卖猪肉行业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活力和发展空间。

80年代猪肉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市场供需关系、政策调控等。总体来看,猪肉价格在这一时期呈现出逐渐上涨的趋势。1981年全国猪肉的平均价格为2.5元/斤左右,而到了1988年已经上涨到7元/斤左右。在80年代,由于市场竞争相对不激烈且猪肉需求量较大,许多商贩能够从中获得较为可观的利润。然而,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和竞争的加剧,行业利润也开始出现分化。而我爸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退伍归来之后,成为了我们村的杀猪佬。

▶下面,我就来讲讲一个跟我爸有关的故事吧。

各位朋友,我叫马秋根,是江城县蓝口乡小浦村人。这个小浦村虽然不大,但是人口却挺多了。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小浦村依山傍水,算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小浦村的老百姓淳朴善良,大家安居乐业,即使是在困难时代,我们也保持着淳朴的民风,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我六岁的时候,我爹成为了小浦村的杀猪匠。在80年代的农村,由于养猪业普遍且家家户户都有养猪的习惯,但并非所有人家都会杀猪,因此杀猪匠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且必要的职业。每逢年节或需要宰杀肥猪时,家家户户都会争相邀请杀猪匠上门服务。

随着政策的放宽,农户在完成派购计划后,可以自宰自食、自宰分食或自宰上市议价销售。这增加了市场上的猪肉供应量,也丰富了销售渠道。在菜市场等固定场所,有专门的猪肉销售摊位。同时,也有许多小商贩骑着三轮车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进行流动销售。这种灵活的销售方式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我爹叫马大刚,退伍归来,跟着二舅学习杀猪技术,成为了一个到处杀猪的杀猪匠。后来娶了我妈,他就索性在小浦村当了专业的杀猪匠,不但自己养猪,而且还帮人销售猪肉,所以,他还有一个外号,叫“杀猪刚”。

我爹小时候很叛逆,经常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而且还常常把同龄的孩子打得屁滚尿流。小时候,我爷爷曾经给我讲起我爸的故事,他说我爹在读初级中学的时候,曾经有一块石头把一个同学的脑袋给砸了个小窟窿,差点把人家给送走。后来,我爷爷把我爹绑在一棵龙眼树下,打断了三根棍子。那时候,家里还有一只老黑狗,那老黑狗见到我爷爷打我爹的狠劲,吓得直接跳入河中,游到河的对面,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后来,读完初二的我爹就被我爷爷带在身边干农活了。等我爸17岁那年,我爷爷找到乡里负责征兵的老战友,求他帮忙送我爹去参了军。因为他知道,部队是大熔炉,像我爹这样的人,只有在部队才能彻底的改变他。

果不其然,我爹退伍回来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样。他变得非常原则,非常讲道理。在村里,以前被他欺负过的人,对他还是很畏惧的。不过,我爹却再也没有欺负过人了,而且还经常帮村里的老人做好事,而也变成了老人家嘴里的“好人”。

退伍之后,二舅见我爹没正事干,也怕他太闲了会惹是生非,看他人高马大的份上,就带着他从事杀猪的活儿。慢慢地,我爹就成为了一个杀猪技术娴熟的杀猪匠。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我爸便已经穿戴整齐,手执磨得发亮的屠刀,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他的手艺是得到二舅真传的,每一刀都精准而有力,无论是分割猪肉、剔骨还是切肉,都显得那么游刃有余。小浦村的老百姓都知道,“杀猪刚”的猪肉新鲜、分量足,更重要的是,他总能根据顾客的需求,将肉切得恰到好处,既方便烹饪又不失风味。

除了经营猪肉铺,我爹还热心肠地帮助邻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需要帮忙杀猪宰羊,他总是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上。在他的心中,这份职业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是一种对小浦村老百姓的一种尊敬和感恩。也因为我爹参军之后的洗心革面,在成为杀猪匠之后不但尊老爱幼,而且热于助人,所以,我爹也成为了我们小浦村受人尊敬的人。

我爹有个战友,叫余新军。他和我爹是同一年退伍的,也都回到了我们小浦村。79年我们小浦村的大队改选干部,我爹当选为生产队队长,余新军当选为副队长,两个人都是刚正不阿的人,所以,他们当选为新的生产队正副队长大家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当年的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一个基层单位,是由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演变而来。生产队的干部由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组成。生产队长,顾名思义,首先是要把生产搞上去,使社员有饭吃,有衣穿。他也是队里的行政首长,掌管着全队的行政事务,如青年参军、招工没有他的同意,事情就办不成。

队员外出必须向队长请假,否则要当旷工论处,扣工分。工分可以分粮食、分钱,是社员的命根子,队长可以把社员控制得死死的。生产队长的好坏,决定着这个生产队社员的命运。一个队有个正直的队长这个队的社员就幸运,反之就遭殃。所以,生产队队长的权力很大,但是如果德不配位,这个生产队的老百姓可就要遭殃了。

我爹深知这个道理,毕竟经过了军队大熔炉的磨炼和到位的思想教育,除了杀猪之外,他把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管理生产队工作上面。在他带领下,我们小浦村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把荒山变成了番薯园,把大江的凹陷地带全部围成了鱼池。一到快过春节的时候,他就组织社员抽水捕鱼。那时候,几乎是我们小浦村的老百姓,保护儿童妇女全部都跳进那已经抽干水的鱼塘里捕鱼,那热闹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得很清楚,1979年的12月份的一天,我在我爹的带领下,跳进了一口大鱼塘,我捉到了一条非常奇怪的鱼。那鱼很大,起码有七八斤,而且头长着一根尖锐的刺,有点像海里的箭鱼。但是箭鱼是活在海里的,我们江里有这样的鱼,究竟是什么鱼,我至今没有搞清楚。我猜过去,现在这种头上长着尖锐刺的淡水鱼,已经是已经绝迹了吧。

我们把捕捞上岸的鱼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由我们生产队的会计和保管根据社员的数量进行分配。最后,在我的央求下,我把我自己捕捞到的那条头上长刺的鱼抱回家,我妈把鱼拿来炖汤,那味道,好得不得了,味道不但鲜美,而且甘甜细腻,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琼浆玉液”。

我爹和余新军叔叔感情很好,所以他们两人经常凑在一起聊天喝酒。1980年,我8岁,余新军叔叔的女儿余秀玉6岁,他们俩一起喝酒,我就和余秀玉就一起玩捉迷藏。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可真快乐啊。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福”,1981年七月的一天,我们小浦村突发山洪泥石流,我爹带着生产队的干部去抢险救人,那个余新军叔叔在回来的路上,被一块滚落的巨石压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可怜的余秀玉,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像一座山一样的父亲,而余新军的老婆,也就是余秀玉的娘田香英也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寡妇。我经常看到田香英阿婶在失去自己的爱人之后,一个人坐在家里的那棵丁香花树下发呆的样子。

只见她静静地坐在窗前,身影被夕阳拉长,显得格外孤寂。她的头发很少梳理了,发丝凌乱地垂落在肩头,似乎连风都不忍打扰这份沉痛,轻轻绕过她的发梢。眼眶微红,泪水已干,只留下一道道淡淡的痕迹,如同她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痕。她的面容苍白而憔悴,嘴角紧抿,试图用这份倔强来掩饰内心的崩溃。

田香英的双手无意识地交叠在膝上,指节因长时间的紧握而微微泛白,仿佛想要抓住些什么,却终究只能拥抱住自己空荡荡的怀抱。身上的衣物略显宽松,失去了往日那份精心打理的光彩,如同她此刻的心境,空洞而沉重。

窗外的世界依旧喧嚣,但对她而言,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而模糊。她的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没有焦距,仿佛穿透了时空,寻找着那个再也无法触及的身影。偶尔,一阵风吹过,带起她额前的发丝,也似乎在低语着无尽的哀愁与不舍。

在这漫长的黄昏里,她就像一座孤岛,被悲伤和孤独紧紧包围,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真实,唯有心中的痛楚,如此清晰而刻骨。也许,这样的失去爱人的悲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深刻地感受得到吧。

因为失去了余新军这样的一个强劳动力,田香英的日子过得无比艰苦。本来余新军的家庭就不富裕,这下更是雪上加霜了。我爹失去了一个好战友,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就经常让我拿些粮食番薯之类的过去救济香英母女俩。但是,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不怎么好,大家也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特别是像田香英这样的寡妇,日子更是过得四面漏风,凉飕飕的了。

1981年2月3日,是农历大年二十九,这天,不管有钱没钱,家家户户都是要割肉过年的。我爹既是生产队长,也是村里的杀猪匠,自然是帮村民杀年猪的。不过,我们家自己也杀了一只猪,留一部分自己吃,然后把多余的用来销售。在那个时代,能够吃到猪肉,那真的是一种奢侈,所以,不管的大人还是小孩,我们都期待着大年三十的到来。

这天晚上,我爹把没有卖完的十斤猪肉带回了家,准备用来做腊肉。看着白里透红的猪肉,我想到了香气扑鼻的猪肉饺子,口水忍不住地“吧嗒吧嗒”往下掉。不过,那天晚上我妈已经给我们三兄弟煮了一大锅的猪下水,是不可能再包猪肉饺子的。所以,我们只能把口水往肚子里面咽。

“孩子娘,把这些猪肉挂好。”

我爹把那十斤猪肉递给了我妈,我妈郑重地接过那十斤猪肉,把它放到了一个大锅里,准备吃完晚饭后开始下盐巴制作腊肉。

我们家在山脚下,那天晚上,寒气逼人,我们吃着猪下水,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的番薯米饭,感受着过年的味道。窗外,有零散的鞭炮声响起,预示着春节的即将来到。

突然,“咚——咚——咚——”门外响起了一阵时断时续的敲门声,那敲门声并不大,似乎还带着敲门之人的迟疑。

“是谁啊?”我妈奇怪地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一位身着单薄、面容憔悴的女子。她的眼神中带着几分无奈与渴望,手中紧握着一个袋子。

我爹也抬头看了看门外,不过,当天看到门外女子的那一刻,眼神中不禁闪过一丝惊讶与同情。

“哎呀,这不是香英妹子吗?你吃过饭了吗?来,快进来喝一碗肉汤吧。”见门外站着的是田寡妇田香英,我爹赶紧招呼她进来。

田寡妇低下头,声音微弱却带着一丝恳求:“队长,请问,能否赊给我一些猪肉?过年了,孩子想吃猪肉包饺子……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猪肉了……”

听到田寡妇这样说,我爹“嚯”地一声站起来,然后走到大锅边,把那十斤猪肉提出来,递给了田寡妇:“妹子,我和余新军是战友,他不幸遇难了,你就是我的妹子了!这十斤猪肉你拿回去,好好地给孩子包些猪肉饺子,剩下的,把它做成腊肉,慢慢吃!”

看到我爹把十斤猪肉都给了田寡妇,我们全家都愣住了。要知道,这猪肉是父母舍不得给我们吃的,现在我爹却一股脑都送给了田寡妇。

而田寡妇更是吃惊瞪大了眼睛,她看着那十斤猪肉,连连摆手后退:“马大哥,使不得,使不得啊,我只要一点猪肉就可以了。”

“你拿着!”我爹不由分说地把猪肉塞到了田寡妇的手里,然后让她赶紧回家给孩子做饭去。

看着我爹把那些猪肉都送人了,我们都呆呆地望着我爹。我爹把眼一瞪:“都给我吃饭去!人间是苦命的女人,我们要多帮助人家!”

就这样,1981年的大年二十九,我们家失去了那十斤猪肉,因为我爹把它全部送给了田寡妇。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20年过去了。这20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哥二哥也都结婚生子了,而我呢,也到了快三十岁的年龄了。只是,大哥二哥结婚之后,我们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特别是前几年我爹得了癌症,更是花去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笔钱。因此,我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哪个姑娘愿意看上我,我也成为了村里的老单身汉。

我爹生病期间,那个田寡妇经常来看望我爹。在2001年的国庆节,我爹已经病入膏肓,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田寡妇带着苹果来看望我爹,感谢我爹这么多年来对她一家子的照顾,如今的田寡妇也拥有了一个果园,养了几百只的蛋鸭,日子过得挺好的。特别的她的女儿余秀玉参加了江城县畜牧学校的函授,现在在家里养了十几只的猪,以后的日子只是越过越好,总算是没有辜负她这么多年来的辛苦。

听到田寡妇这样说,我爹欣慰地地笑了:“余新军地下有知,也该欣慰了。”

不过,他随即“咳咳咳”起来,等平息完气息之后,他看着我,叹息道:“我要走了,可是,我这个小儿子的婚事,却因为我的生病看病而耽误了,哎……,他都快三十岁了,还是没有哪个姑娘愿意看上他。都怪我得了大病,都怪我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

田寡妇听着我爹的话,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

第二天,田寡妇又来了,这次,她带着女儿余秀玉来。余秀玉小我两岁,但如今也是一个26岁的大姑娘了,据说她曾经和一个医生谈过恋爱,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无疾而终了。26岁的余秀玉,有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那几缕碎发轻轻垂落在颊边,为她平添了几分不经意的妩媚。她的面容清秀而纯净,细长的眉毛下,是一双明亮如星的眼眸。她鼻梁挺直,与下方那抹淡粉色的唇瓣相得益彰,笑起来时,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仿佛能瞬间驱散所有的阴霾与疲惫。

她身着一袭朴素的牛仔衣,颜色淡雅,却在她身上显得格外生动。衣料虽不华丽,但也干净、整洁。她的脚下是一双轻便的布鞋,踏在泥土与青草交织的小径上,每一步都显得那么轻盈而自在。她手提一只竹篮,里面装满了刚从田间采摘的新鲜蔬菜,说是送给我们一家人吃的。

看着明眸皓齿的余秀玉,我莫名地感到有些心慌意乱。我不知道田寡妇带秀玉过来干什么,毕竟我和余秀玉很少联系的。

“马大哥,昨晚我和秀玉商量过了,秋根和秀玉这两个孩子都老大不小了,如果他们能够谈得来,我们就让他们在一起吧。秀玉也同意和秋根一起交往看看,现在就看秋根的意见了。”

田寡妇话一出,我和秀玉顿时就红了脸。

我爹把脸朝向我,挣扎着语气,大声问道:“秋根,你是什么意见?秀玉这么好的姑娘,你可不要错过啊。”

我赶紧像鸡啄米一样点头:“我愿意,我愿意!”

就这样,我和秀玉走到了一起。

半年后,我爹去世了,秀玉以三儿媳的身份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两个月之后,我们根据当地的习俗,在百日之内我和秀玉结了婚。

婚后,我和秀玉同心协力,一起养猪养鸭,过上了勤劳致富的生活。

现在,我和秀玉都已经步入中年,我们回想起的我们婚姻,我感慨地说道:“要不是当年我爹送给你娘 的那十斤猪肉,也许,我还娶不到你这样的好老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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