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有媒体报道，浙江台州一农民应义红到当地司法局，感谢对其提供法律援助，让其减轻了处罚。

事情起源于2022年，因车祸致残的农民应以红家庭条件十分困难，为了改善生活，他在家里养了几头猪，端午节的时候，他宰杀了自己养的猪，留下了自己吃的一部分，剩余吃不完的便由他妻子拿到村口售卖，共卖出15.625公斤，收款700元。

没想到他的这一行为正好被执法部门遇到，当场扣押了剩余的30.65公斤猪肉及切割刀具2把，并给他开出了5万元的巨额罚单。

对于处罚的理由，执法部门称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除农村地区自宰自用的之外，其他生猪的屠宰必须到有手续的屠宰点，否则根据情节轻重罚款5-10万元甚至更多。

在执法部门的眼里，这起自己屠宰后的分售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以最低的标准对其进行处罚，已是仁至义尽。

“一个农民，杀了自家养的猪，卖了700块钱，要罚5万块，我们想不通啊！”对于应以红来说，这笔罚款无异于天文数字，用他妻子的话说“就算坐牢也承担不起”。

别说他想不通，很多网友也想不通。在农村地区杀年猪是太正常不过的事，自家吃不完分售给村邻，大家都乐于接受，自家养的猪不喂激素和饲料，吃着更放心。这既是农村的现实情况，也是多年形成的风俗习惯。

所幸当地司法部门及时介入为他提供了法律援助，几番调解之后，改为罚款5000元，应以红也欣然接受。看似这件事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但综合多起针对农民轻微违法，动辄动用重刑处罚依然让人深感痛心。

在此之前，福州老农卖菜获利14元被罚10万元；洛阳一骑车卖菜的大爷获利21元被罚11万。都曾引起百姓的议论纷纷，最终即便法院裁定执法部门的处罚决定有违法律精神，但执法部门不但不进行反思，还一再上诉，维护自己的执法权威。

我们应该承认，这几起事件中，无论当事农民认知如何，确实其行为本身有和法律违背的地方。但法律的宗旨是惩恶扬善，对社会起到示范作用，而不是拿法律做工具，让百姓无路可走。

从这件事的本质上看，应以红一家售卖自养猪肉并不存在社会危害，而且其行为本身也没有非法得利的意愿，无外乎是处理一下自家吃剩下的猪肉。非要把食品安全的帽子扣在农民身上，似乎不合情也不合理。

执法部门只会死搬硬套法律条款，而忘了法律的本意。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吉林村民私建浮桥家族十八口被判刑的案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执法者应该亲民爱民，而不是把群众推到对立面。

当然自己屠宰生猪并进行贩卖并不值得鼓励，出于管理需要对这类行为进行制止本无可厚非。但执法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和引导，即便没收猪肉和刀具，已足以起到震慑作用，再用巨额罚单显然超出了行为人的承受力，反而让执法充满恶意。

法律不应超越常识和伦理道德，才是法律的精神所在。对小错动用重刑，只会过犹不及。执法不仅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一棍子把百姓打死，只能让执法成为迫害，受到社会的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