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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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你们有没有想过，为啥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帝国，无论是罗马帝国、汉朝，还是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它们的边疆总是像有个“怪圈”一样，不断刷新出各种蛮族？

战国时期刷新出匈奴和百越，汉朝时期刷新出鲜卑羯氐羌，隋唐时期刷新出突厥和辽，宋刷新出金和蒙古，明朝刷新出建州女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怪圈”呢？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

大帝国周边的民族，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蛮族，而是那些在帝国以及其他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发展出一定文化水平的半文明民族。实际上，这些半文明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是帝国文明的延伸和衍生。

所谓的“蛮族”只是相对于帝国的高度文明而言的，真正意义上的蛮荒民族早已被历史给淘汰了。

以“满蒙”地区为例，许多人将其视为野蛮之地，但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民族虽然不如汉人那样发达，但他们依然拥有一定的文化和组织水平。

拿蒙古来说，早在明朝末期，蒙古人就编纂了《蒙古-卫拉特法典》——这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法律文献，能够反映出当时蒙古社会的法律、道德以及社会结构。

从公平的视角看，生活在明帝国边疆的蒙古人，可能在野蛮程度上跟汉人比起来要粗犷野蛮一些，尤其是在一些战争和掠夺行为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文化。

这部法典就证明了蒙古社会已经拥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孝道文化、家庭伦理以及社会团结的理念，体现了他们在道德和文明层面的进步。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因此，所谓帝国边疆的“蛮族”，其实是介于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民族。他们在文明程度上或许比帝国的核心民族要低，但由于吸收了帝国和其他文明的成果，逐步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色的半文明政权。

这些半文明民族，通常在帝国的强盛时期，成为了帝国的竞争对手，和帝国进行着长期的对抗，往往难分胜负。即使帝国最终征服了这些民族，通常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例如洪武时期的北元），有时甚至会遭遇失败或损失（如正统年间的瓦剌），或者需要经历漫长的征战才勉强获得胜利（如万历年间的松山蒙古）。

而在帝国衰弱、分裂之时，这些半文明民族往往能够趁机崛起，甚至取而代之，像明末的满清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而那些完全没有文明的野蛮民族，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他们要么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所淘汰，要么被帝国或半文明民族征服，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名字都未能流传下来。

比如，曾经在蒙古北部有一个民族，习惯戴狗皮帽，曾被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和南宋使者洪皓提到过。然而，尽管这一民族的规模不小，但如今我们却再也无法追溯他们的去向，甚至不知道他们最终消失在何处。

如果说蛮族是介于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民族有点抽象，那说白了就是汉人与“胡人”融合的产物。

在蒙元统治的时期，有大量汉人迁移到蒙古草原，有的从事农业生产，有的从事铁器制造。然而，百年之后，当明朝军队进入草原时，已经难以见到汉人的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蒙古人。

明初，草原上曾有一个名为奴母嗔（弓箭匠人）的部落，它隶属于大汗云需总管府，主要负责制作弓箭，这个部落里就有相当一部分汉人血统。还有一个著名的部落——察哈尔部，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元末的怯薛军。

元末的怯薛军中，汉人占据了七成，这些人曾跟随元顺帝迁徙到草原，最终形成了察哈尔部，因此，察哈尔部也有着很多的汉人血统。

再进一步说，明初的草原上，不仅有汉人向草原文化的适应和融合，还有大量来自中西亚的色目人也开始逐渐融入蒙古化。例如，永谢布的十部落中的阿速部，源自高加索的奥塞梯人；而剌儿罕部的来源则是唐古特卫，唐古特人是西夏的后裔。

这些部落可以说是曾经历过部分蛮族化的文明民族。再拿国外的例子来说，哥萨克人的崛起，也体现了部分文明民族的蛮族化过程。

在蒙古草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蛮族也会经历上老病死、岁月更迭。与此同时，内地的人群也会有迁入其中的，然后与当地的原住民或偏远地区的族群混居了几百年，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虽然他们的血统和文字各异，但生活方式却相差无几。

事实上，早期这些人群要在草原上生存，几乎无法自给自足，因此常常需要向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进行掠夺。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双向的——无论是北魏、金朝，还是满清，开始从事农业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汉人逐渐趋同。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汉人与“胡人”的差异，更多体现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而非血缘或语言的区分。

我做一个比喻：

比如有一个农场主为了拓展自己庄园的范围，就把附近的穷鬼通通赶去鸟不拉屎的原始山林里吃树皮，然后趁机将它们的地盘给占领，并修了高高的栅栏。这些可怜的穷鬼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在栅栏外，搭个小草包勉强维持生计。

也许这个比喻不是十分恰当，但是我猜想这些可怜的穷鬼可能就是那些蛮族身份的转换吧！

过去，我们常把边境的“蛮族”视为与我们不同的少数民族，但现在新的DNA测序结果现实，所谓的少数民族在许多年前都是汉族。

所以才会有“入华则华，入夷则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