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晚年曾著有一本回忆录，而这本回忆录中记录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我党“秘闻”，例如徐向前元帅对“草地密电”的看法等等。而其中还记录了一段隐秘的故事，那就是我党一度正在策划且准备执行的“二次长征”...
隐秘的国共和谈长征结束之后，我党成功进驻陕北地区，然而进入陕北后最初的一年多时间，我党的革命形势其实仍然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所面对的是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而陕北这样的穷山沟沟，和南方的情况真的很不同。
我们很难像在南方那样得到充分的补给，也很难得到充足的补员，我军大量的南方战士也不适应陕北的冬季，非战斗减员很严重。虽然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对于剿共不算很积极，可是最初还是狠狠打了几仗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在不断的向两位将军施压。
西征战役，就是我党为了打破僵局而做出的一次尝试，可是西征战役失败之后我党的革命形势更是雪上加霜。我党当时没有上帝视角，没人知道1936年12月12日会发生西安事变，革命形势会陡然转好，当时很多同志都是悲观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和国民党接触谈判似乎也是必然的选择，这段秘密谈判鲜为人知，但是确实存在。事实上国共密谈在1935年我党形势最最恶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契机则是爆发于1935年5月的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已经上升到了一个不得不发的地步，蒋介石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被动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作为代表英美利益和国内剥削阶级的买办政府，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建议：“若能维持贵政府之统治核心，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
为什么赫尔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对蒋介石做出此种暗示？因为在日本长期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中，美国在华资本利益同样受到了侵犯，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的势力被驱逐，是美国，国党，我党以及苏联等各方势力所共同乐见的。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向蒋介石递来了橄榄枝，表示希望可以共同“遏制日本”。蒋介石是独裁者但是他不是傻瓜，蒋介石很清楚中国海军实力羸弱，若是中日真的全面开战，那么中国的沿海必然会被封锁，到那时蒋介石能够指望的只有苏联的援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共两党开始有所接触。首先是在莫斯科的南京政府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和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之间的接触。国内也在宋庆龄的牵线搭桥下，让宋子文和董健吾有了接触。经过一系列的接触之后，1936年7月，潘汉年开始在上海和陈立夫直接面谈接触。
最开始的时候谈的还算不错，国民党这边给的条件也还算是宽厚。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蒋介石其实压根就没打算好好谈，他其实是想要先稳住我党，随后以军事手段为主的逼迫我党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
此事最先被张学良获悉，他在10月18日联系了人在西安的叶剑英，并且明确告知“南京似乎是以军事为主，继续调兵围剿以便收编红军”。叶剑英也电告中央，蒋介石准备“先打后和”，胡宗南部急进，蒋介石不日将会抵达西安。
11月10日，在上海的潘汉年继续和陈立夫对谈，陈立夫一转往日之温和，提出条件之苛刻令人难以接受：
共产党政权军队必须取缔。红军仅保留三千人，师长及以上全部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方可录用，党政干部视才能安排南京各机关工作。如若军队问题可解决，政治上一切都可以再谈。
这个条件我党完全无法接受，可是面对胡宗南即将赶到陕西的几十万大军，我党也没有把握能够应付得当。而“二次长征”，就是基于如此危急的背景而提出的。只是当时我党并不清楚的是，因为此事受到震撼的还有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的那个计划，最后可以说拯救了我党。
二次长征1936年11月8日，正在计划西进宁夏的徐向前接到了中央的“新指示”。而看到这份新指示的徐向前可谓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指示中的内容，完全就是“第二次长征”！其中表明，如果我党和蒋介石在上海的谈判未能成功。那么我党主力将会进行一次远比长征还要更大的大迂回！
部队先东出冀豫晋之交界地，随后渡过黄河进入皖鲁，接着向西南前进进入鄂豫皖，最后北上鄂豫陕，再西进西北地区。而徐向前的任务，就是带领队伍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等待我党主力完成这次“二次长征”。
毛主席制定这一战略计划的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力，顺便扩大党的队伍，顺便震慑蒋介石，争取建立统一战线。而最终导致我党未进行“二次长征”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个就是突然之间爆发的西安事变，我党被围困的境地很快就被解除了，两党也停战了。
第二点更为重要，其就是山城堡之战，彭老总在陈立夫向潘汉年提出苛刻条件后的第八天，就在山城堡全歼了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一个旅，国军的围剿部队大受震撼，因此在11月20日对我根据地的围剿事实上就已经停滞了。
由于围剿的暂停，我党的安全期被成功的拖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1936年双十二，我党就此转危为安...
参考资料：
《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险些又开始“第二次长征”》 澎湃新闻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 郝银侠 刘幸兴
《简论一九三六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 张梅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