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化，套用一本流行书的题目，真可谓是充满艰辛的一段“苦旅”。近代中国以“变”著称，20世纪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不过，与政治、经济真可说是数千年未有的剧变（西式共和制取代帝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至少两千年未有的大变）相比，文化层面的变动相对来说更带隐而不显的特征。如果把眼光回缩到百年的时段，则20世纪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和后期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事件，前者的影响迄今未衰，后者的历史作用亦远非今日便能盖棺论定。在众多大致属于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与两千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物质的兴起。
虽然有不少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实用，其实中国人轻“术”而重“学”有长期的传统。然而，近代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注重实用一派的力量。学与术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邓实所谓“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近于后之所谓“精神文明”）。当时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学术之“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尤其是后者。一言以蔽之，学术之“用”正在于能经世保国。
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这一带总结性的反思文章。他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学说便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
到1915年，顾颉刚仍观察到“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的现象。或许正是针对这一“天下竞为”的趋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一个逆反的潮流。与我们今日基本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当时人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近年则多为工科一类；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那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而且，时人对“科学”角色的认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实有区别：科学在欧洲仍像早年传教士所引导的那样与“物质”相连而常常落实在“技术”之上；但在中国则更多体现为“精神”，在实践层面更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后者包括唯物史观，那时持此观念者咸认为自己比实验主义更“科学”）。
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时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相对“文质”的一面，这其实远承了中国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运动；而其反传统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远古的孔家店，对晚清以来重力轻学的大潮流这一新传统，同样是明显地逆流而行。
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从清季起便实际主张全盘西化的吴稚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一度赞成整理中国古学，到1922年却发现“上当”了，从而明确提出应注重“物质文明”的“工艺”一面，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但此时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富强”之路的趋向。
正当梁启超在欧战后质疑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之时，其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物质救国论》在1919年再次刊印出版，强调“欧战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的观点不误。曾有心作“教主”的康有为甚至认为，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皆卢骚、福禄特尔（今译伏尔泰）、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败？”以重“学”轻“术”、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看，被许多人认为此时已“守旧”的康有为其实仍在激烈反传统，而以激进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人不过反的是晚清后形成的“传统”，无意识中恰在继承更久远的传统。
与康有为刊发旧论大约同时，张禄（马叙伦？）也提出了“理科救国”的类似观念。他将“理科”定义为“物质科学”而非时人已在使用的“自然科学”一词，前者当然更多落实在今人所说的“科技”之上。张禄认为，“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方面”，实乃“中国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邪说、视机器为鬼怪”这一趋向的延续。吴稚晖更明言，当年张之洞等人重张乾嘉学者的妖焰，“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义夭折了”，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复兴了张之洞时代的谬说。他提出要回归到咸同时人努力的“制造”这一富强之路，并说：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二者皆应积极提倡。虽然“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实际却应“多趋工艺一方面”，才能真正推广科学。
此后强调“科学”之物质层面的倾向日益增强，连在“科学与玄学之争”中曾因提倡“玄学”而著称的张君劢也逐渐转向物质一方，他于1934年声明其“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科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可以变成强盛之国”。只要“在科学上用大工夫，我们大家就不怕没有好日子过，不怕没有饭吃，不怕政治不走上正轨”。
最有提示性的是张君劢立论的基础：“我们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道科学研究的重要。新武器的发明，就是这种重要性的一个铁证。”这里的“新武器”大概即指核炸弹。当年严复、梁启超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科学”的失望正基于反思“新武器”所起的作用，而张君劢此时因武器而生的观感与他们当年的感觉已完全不同，他看到的是科学那无所不在的力量。
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张君劢发表此说后一年中国政权就已易位，而且战场的胜负与武器的新旧恰成反比。不过，随着执政的中共“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中国经济和教育开始全面仿照苏联模式，而苏联正是战后最为强调“技术”的一个代表（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是日本）。这样，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的在思想上回归富强之路的努力因抗战而得到鼓励，复因20世纪50年代的学习苏联而得到彻底的强化。“科学”乃逐步由“精神”转向“技术”，在人们的常规表述之中“科学”甚至多被“科技”所取代。
今日许多人说到“知识经济”时最爱提到美国的硅谷，其实他们试图学习的仍是重视“技术”的日本（这最可见当年模仿苏联的长期影响）。稍翻一下战后外国“科技”发展史便可知，美国和日本正代表着两种发展方向——美国重基础科学研究而日本重应用技术开发。也不过在十年之前，美国的经济发展便远不如日本，那时不仅日本游客凭着坚挺的日元遍及北美大陆，甚至从油画、雕塑到知名建筑这样的西方/美国文化象征也纷纷被日本人收购。然而今日情形恰好反过来了，强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正是“可持续发展”，随着美元与日元的攻守势易，日本人以高价购进的西方/美国文化象征物不得不以低价出手。前些年美国的影视作品中常可见日本人讥笑美国人“科技落后”的镜头，近年美国人的自信已回升，凸显日本人“物质化”（言外之意当然是文质方面稍欠缺）的旧形象又重新出现了。
当年多数新文化人曾担心太强调“精神文明”将妨碍学习西方，但也看出过分注重物质会导致全社会的功利化，从而造成对“学术”本身的忽视，最后是“民德”的堕落。北大学生傅斯年在1919年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今日“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皆因“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有意思的是《新潮》的另一作者毛子水虽同样看到中国社会“人尚虚伪、廉耻丧尽”的现象，却认为“我们中国就坏在没有功利的学说”。
那么，从清季开始正面讲求“功利”的结果如何呢？蒋百里在1921年谈及民初世风时说：“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这里当然明显可见传统士人欲“澄清天下”并轻视商人的精英意识，惟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目标，何谓“精英”的社会认知也已发生了大变。
汪德渊在清季指出，中国自古以俭为德，以侈为恶，“沿及后世，宗风未改”，读书人好“谈仁义而不言利”。就是到讲究富强的晚清，“士大夫之谋利封殖，犹为清议所不许。凡仕而兼商者，亦尚畏清议而不敢公然为之，隐匿托名以避众谤”。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风气已大变，杨荫杭即注意到明显的今昔区别：“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所谓“市道”，也就是商贾之道。当年张之洞予以特别关照的贫寒子弟如今已多半接近“圣人”，几十年间的社会转变不可谓不剧烈。
同时，一些中国读书人试图纠正社会之功利化、物质化的努力也贯穿于整个20世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理学家卢于道在1936年强调：“我民族欲求生存，岂仅尽在沙场之上？凡整个国家之文化，皆为国力之所系。”他认为中国学者“数十年前之谈维新，及近数年来之提倡科学”，皆是努力于文化革新，也就是文化的“现代化”。盖“近代文化之特征，即在科学”。近百年来，科学已“与人类日常生活不可须臾离，几为文化事业之全部。凡艺术文学宗教，亦莫不受科学进步之重大影响”。所以，“欲中国强盛，必革新文化，欲革新文化，必须发达科学”，也就是“树立科学文化”。
正因为“文化也是国力”，故“敌国无道，横加摧残”实亦因“国既孱弱，文化落后”使然。他知道肉搏无以对坦克，面对强敌，徒靠“精神”而“舍身取义”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没有科学基础的“技术”是无法维持的，历史已有前证：“鸦片战争后，晚清亦曾大购军舰，中日一战，乃悉为敌有。当时亦曾大兴兵工厂造船厂，不数十年乃出品不济，机器陈旧，是即因无科学基础以维持其生命也。”故只有下决心“培养科学精神，广播科学知识与进行科学研究”，通过树立“科学文化”而实现“民族之复兴”。在许多非自然科学界的读书人提倡“物质化”的同时，一些自然科学家却强调文化也是国力，提倡所谓“科学的文化”，这一良苦用心实在值得后人认真体会。其实，所谓“综合国力”当然不可能仅仅是物质的，最近似已有人认识及此。
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曾说：“国家之治乱，民主之盛衰，恒系乎其文化之高下。文化高深悠久之国，虽历险厄、遭艰难、受外侮，苟其文化不亡，终必光复旧物；若文化一蹶而不振，则其国亦必随以灭亡。”文化究竟是否曾起到这样的作用或是否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只有让文化学者去论证了，然而正如欧阳翥在1936年所说：不同民族文化“相接触而起竞争，其结果恒有一种新文化产生，伟大卓越，超旧者而上之”。故应“发展各种学术事业，本民族自信之决心，保持固有之文化，且吸取西方物质科学之精华，采长补短，融会而整理之，使蔚为真正之新文化，以为民族复兴之具”。西方之精华当然绝不仅仅在物质科学一面，而经过百年“苦旅”的磨难，21世纪中国文化大概也应该走物质与文质并进之路吧。
原刊《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6日社会心态的“贫寒子弟化”：从有与无的比较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