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7日凌晨，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的电话突然急切的响了起来

军区党委办公室的秘书邹贤玉在电话中急切地说道：“谭政委家出事了！快去看看！”

当众人着急忙慌的赶到谭家大院时，谭甫仁正满身鲜血的躺在一楼客厅里，而他的夫人王里岩则倒在了二楼的卧室门口，两人早已没了气息。

见到现场如此惨烈，众人来不及多想只得死马当活马医，火速将谭甫仁夫妇送往医院急救。可惜的是，谭甫仁夫妇早已失去了生命体征。

此案一出震惊了整个云南，甚至惊动了中央。

中央领导对此案件给予了高度关注，立即派人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誓要抓住凶手给谭甫仁夫妇一个交代。

谭甫仁夫妇的住处在防守严密的军区，24小时都有人站岗放哨，而谭甫仁作为一名中将还有着自己的警卫员。

正常情况下，一般人连近身都难如登天，更遑论在军区里杀人了。

那么，究竟是谁有如此胆量和能力在军区杀害一位开国中将呢？

将谭甫仁夫妇送往医院的同时，昆明军区的副政委周兴立刻将此事上报了周总理。

谭甫仁中将在党内工作三十余年，为党和国家献了自己的一切。

他在17岁时就参与了南昌起义，通过自己的努力担任了红十二军政委等重要职务。

抗战期间，他担任了八路军的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员、野战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又积极投身长征，为党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纵观谭甫仁的一生，战争几乎成为了他生命的主旋律。他在数次恶劣的战役中活了下来，却死在了和平年代，令人痛惜。

为了查清案件给英雄一个交代，周总理当即向周兴下达了指示。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务必尽快找出凶手！”

随后，周兴同志立即召开了军区党委常委会，向所有人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并与其他党员合作成立了专案组。

专案组在人员没有开始大肆流动的时候，果断决定封锁整个军区大院，控制人员出入，防止凶手逃离和破坏案发现场。

到了工作时间，本该敞开的军区大门一直紧闭着，气氛显得十分凝重。

这起案件还需从谭甫仁最亲近的人身上寻找突破口。

根据调查，谭甫仁最亲近的人，除了自己的家人便是身边的警卫员。

他们是军级领导身边的保卫人员，其工作内容就是保护首长的人身安全，在必要的情况下，警卫员甚至需要牺牲自己来保护首长的安全。

蹊跷的是，在谭甫仁被害当天，他的警卫员却没有在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在谭甫仁被害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动作。

据专案组调查，谭甫仁手下一共有五名警卫员轮班值守。在案发当天，有三名警卫员被军队征用，而剩下的两名警卫员则一直在院子中。

那么，他们在谭甫仁被害时究竟在做些什么呢？

专案组立即对这两名警卫员进行了审问，这才解开了众人的疑惑。

原来在谭甫仁被害时，其中一名警卫员其实听到了枪声，但他却十分害怕，恐惧让他躲进了厕所当中，直到凶手逃跑他都没敢出来查看情况。

另一名警卫员则更加荒谬。他在案发时居然正在忙着和谭甫仁的保姆偷情！

当谭甫仁被凶手追赶敲门向他求救时，他以为自己与保姆通奸的事情败露，为了躲避惩罚与责问这才没有开门。

众人得知事情真相后无比的震怒，周总理痛批：这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员！

本该尽心全力保护谭甫仁的警卫员，在危急时刻居然没有一个堪当大用！

这两人，一个胆小如鼠只顾及自己的安危，另一个与保姆通奸无视谭甫仁的求救，将自己的职责全然忘却脑后，置首长的性命于不顾。

可说到底，这两名警卫员所犯错误也只是渎职，他们并不是杀害谭甫仁的罪魁祸首，顶多只能算是帮凶。

在专案组对谭甫仁亲人进行了询问后，他们发现了第二条重要线索。

案发时，王里岩的妹妹王文莹竟然全程目睹了谭家夫妇被杀害的经过！众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不已，因为案件的真相已经近在咫尺了。

王文莹说，在谭甫仁夫妇被害时她听到了动静，她以为姐姐跟姐夫在吵架便想过去劝劝，没想到，她刚从房间出来就看到谭甫仁披着衣服在奔跑，似是在躲避什么。

随后，一个身着军装的大个子男人从楼梯上冲了下来，直接向谭甫仁连开了三枪，在他确定谭甫仁死亡后，迅速爬上围墙逃走了。

据她回忆，凶手年约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体型微胖。了解到凶手特征以后，整个昆明的边境、海岸都在根据该特征寻找凶手。

可是，在技术还不发达的七十年代，即使大家知道了凶手的体貌特征也难以展开追凶。王文莹提供的特征虽明显，但吻合的人众多，无法将这些人全部聚集，然后逐一辨认。

案件陷入了焦灼状态，所有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可谁也没有想到，案件的突破口，最后竟是由一个13岁的孩子打开的。

在所有人都毫无头绪时，一个名叫马苏红的男孩向专案组进行了举报。

据马苏红所说，他家住在军区家属区，谭甫仁被害后的第二日凌晨，有人向他打听陈汉中的住处。

他为那个男人指过路后便回去休息了，当时马苏红觉得对方有点眼熟，但是没有放在心上，事后他才想起来，这个人应该是朋友的爸爸王自正。

他听说王自正现已被隔离审查，本不该出现在自家门口，他越想越不对劲，所以就向专案组汇报了此事。

根据调查，专案组发现王自正的体貌特征与王文莹所述基本一致，并且他向马苏红问路的时间，正好在谭甫仁被害之后没多久。

看来他在杀害了谭甫仁之后，还想继续杀害陈汉中，可是当天陈汉中并不在家中，这才逃过一劫。

并且，王自正不仅拥有作案时间，还具备了作案条件。他曾是保卫部秘书，负责过首长保卫工作，对谭甫仁所在院落情况极为熟悉，想要做点什么简直太容易了。

然而，这个猜测却被军区司令部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直接否定了。

王自正在案发时已经被隔离审查，他被隔离之处院里防守森严，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而负责看守王自正的人正是景儒林。

景儒林也是专案组的成员，他坚称王自正不可能逃出防守如此森严的隔离区，倘若他赞同是王自正行凶，就是间接承认了自己看管不力。

专案组连续讨论了几个小时意见也无法统一。最终，他们决定带马苏红前去辨认，看看王自正究竟是不是他那天早晨遇到的那个男人。

马苏红刚到王自正被隔离的西坝村就与对方碰了个正着。而后，马苏红坚定的告诉专案组，他那天早晨见到的人就是王自正。

马苏红的指认只是让王自正出逃的事实成立，可他到底是不是杀害谭甫仁的凶手还仍然是个未知数。

大家对他的怀疑也只是停留在猜测阶段，并没有被证实。专案组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先提取王自正的鞋印进行比对，待确认了之后再下决定。

除夕夜，陈汉中等人来到王自正的宿舍，通知他前往食堂。

此时王自正还未起床，他不慌不忙地起床穿衣，而他在穿鞋子的时候则刻意问了一句：“我穿什么鞋子合适？”

这是一个试探。因为他作案时穿的是解放鞋，如果对方不在意就说明没有人怀疑他，如果对方要求他穿解放鞋的话，那就说明他已经被发现了。

令人绝望的是，他得到的答复正是穿解放鞋。事已至此，王自正如今只能放手一搏，为了让众人放下防备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在系完鞋带后反手从被窝里摸出了一把手枪，朝着陈汉中等人连开两枪，随即夺门而出，陈汉中不幸中枪身受重伤。

王自正最后仍然没有逃出众人的围堵，当他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逃后，果断把枪对准自己太阳穴，畏罪自杀了。

后经提取检验，王自正的鞋印与凶手完全一致。

经过对现场的复查和物证的鉴定，均可以确认王自正是一人作案，而凶器正是保卫部丢失的两支手枪。

至此，这起轰动一时的谭甫仁被害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在这之后，专案组搜集到了王自正的三本日记。

他们专门指定了一位处长对此进行研究，最终找到了王自正的杀人动机、盗窃手枪的经过，以及他出入西坝村的方法。

王自正原是国民党还乡团的一员，由于国民党军队撤退，他改名混入解放军，成为了军区保卫部的保卫员，开始在边防某团当兵。

他善于运用伪装来骗取领导的信任，凭借这项能力他很快就被调往了昆明军区保卫部任保密员、秘书，最后还升任了保卫科的副科长。

狡猾的王自正因为提干与家乡彻底断了联系，以至于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往。

然而，在王自正认为自己已经瞒天过海之时，他还是被家乡的人发现了，一封举报信便让他的罪行全部暴露在了阳光下。

经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和谭甫仁批准后，王自正被隔离审查。他自知无法逃脱，遂在笔记中写道：

“我就算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身，老婆孩子也会受到牵连。我不能这么死了，就算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

最后，他制造了这起惊天动地的谋杀案，杀害了谭甫仁这位优秀的开国中将，以此来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

在他的日记里，王自正详细地写明了自己逃出隔离处的每一步计划，他甚至把站岗哨兵轮值的顺序都记得一清二楚。

王自正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后发现，岗哨轮值的战士在交接班时，每次都会空出将近5分钟的时间。

因为，上一班的哨兵需要回到宿舍通知下一班的哨兵换岗，而这5分钟就是他逃出这里的最好时机。

1970年12月17日凌晨，王自正瞅准了哨兵换岗的间隙，迅速的爬上隔离处的围墙，然后潜入军区保卫部办公楼，经过调试密码打开保险柜，盗取了两支“五九”式手枪。

王自正来到谭宅后，先到二楼卧室杀害了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然后又从卧室追至楼下，残忍地杀害了谭甫仁将军。

在杀害谭甫仁后，他本想继续杀害陈汉中，但是他万万没想到，陈汉中那天碰巧不在家中，最后他只能在被发现之前回到隔离处。

谭甫仁将军被害令人无不扼腕叹息，这位曾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将领，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在和平年代死于小人的暗算，当真是哀哉痛哉。

此案给我们留下了无比深刻的教训，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到来，即便是在和平年代，我们也不应当放松警惕。

往事不可追，铭记历史的意义就是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避免此类惨痛事件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