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八里（Khanbaliq）是元大都的别称，也有许多说法认为这是蒙古人对大都（包括元顺帝之后的北京城）的称呼。“汗八里”最著名的出处，大概是《马可•波罗游记》。这个地名的传播范围极广，直到当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如此，但汗八里并不是一个正式地名。

元大都平面图

“汗八里”并非蒙语，而是源于突厥语，其中khan即可汗，baliq是城市，直译即类似“帝都”之意。也正因此，此称呼多见于西域以及国外记载，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前面提到的马可•波罗，也正是由此路来中国，故而他称元大都为“汗八里”并不奇怪。除此之外，直到明朝，西域政权（如新疆的叶尔羌汗国）以及一些欧洲传教士仍如此称呼北京城。

忽必烈建元大都时，蒙古已经有了自己较完整的文化体系。在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成吉思汗时代畏兀尔人塔塔统阿创制回鹘式蒙古文，忽必烈又令八思巴创蒙古新字。可见，大蒙古国及元朝注重本民族文化，不必也不会采用突厥语词汇称呼自己的新都。

著名蒙古史学者薄音湖在《在元以后蒙古人对大都的记忆和怀念》中提到，蒙古人称元大都为“大都合托(dayidu qota）”，此最早载于明朝《武备志》收录的《蓟门防御考》中所记载的汉蒙译语。

“大都合托”一词，其中“大都”很明显是来自汉语“大都”的发音，而“合托”在蒙古语中意为城市，也即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之“浩特”，汉译不同而已。

元大都宫城大明殿复原图

关于“汗八里”，还有一件趣事。由于中世纪信息不畅，欧洲人只能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了解中国。直到明朝时期，欧洲人仍以为有两个中国，因为从两条商路听到两个不同版本：从陆上商路得知东方有契丹国（Cathay），都城“汗八里”，从海路得知东方有中国（China），都城为北京。直到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于1605年，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明朝境内，与先到北京，从海路来华的利玛窦等人通信，才证实二者是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