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里写过，勤劳的军队，将领要先以身作则

热天不撑伞，冷天不穿厚衣，遇险要下马步行，士兵的井挖成自己再喝水，士兵的饭做好自己再吃饭。

可在真实的战争里，仁慈常常是最先被舍弃的东西。

唐肃宗至德二年的时候，河南睢阳那儿发生了一场特别惨烈的守卫战。将领张巡带着七千名士兵，跟三十万叛军开始对抗。这场战役呀，那残酷的程度，根本没法说清楚，双方就在睢阳这个地方，展开了关乎生死的较量，进行了很顽强的厮杀。

粮食吃完了，而且他竟杀掉自己的爱妾，将其充当军粮。最后城里数万人，竟然被当作了食物。

这样的人，却被写进《忠义传》，这是为什么呢？

当生存和道德冲突，带兵将领的不仁慈，到底是人性的沦丧，还是无奈的选择？

古代军事理论与儒家思想自伊始便存有冲突。《论语》着重“仁者爱人”，《孙子兵法》却提倡“兵者诡道也”。身为将领，往往需在仁慈与胜利间作出权衡。于冷兵器时代，倘若守城部队之粮草补给遭切断，通常难以坚持逾四十天。不过竟让人未曾想到的是，睢阳居然顽强地坚守了足足十个月，此实乃极为不寻常之事。

睢阳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处在隋唐大运河的中间位置，能牢牢掌控，从江南运往长安大概九成的漕粮。要是安史叛军把睢阳给攻下了，那江南地区就再没有能守住的险要之地了，大唐王朝也就会因为没了重建军队需要的钱财和粮食而不行了。

其实郭子仪正打算收复长安，这个战略行动的关键时间点是757年9月。而且在这之前，唐军最少得花三个月时间来聚集兵力，而张巡坚守的那段时间正好把这个空当给补上了。

张巡本是个进士，以前曾当过县令。起兵之时，带着一千多民兵罢了。而且呢他极为擅长运用计谋，像“草人借箭”“火牛冲阵”这类。他多次成功地将叛军击退。第一次遭遇缺粮之难时，部下提议去抢百姓的粮食，可他未同意，反而决定杀马充饥。其实如果说当时他竟然还想在仁慈与胜利之间找寻一种平衡。

后来实在没吃的了，情况越来越糟。

一开始杀战马捕麻雀挖老鼠守军每天只能吃一、两米。

接着张巡先杀了自己的爱妾，许远杀了家仆，把肉分给士兵。

将领们都哭了，不忍心吃，张巡却强令大家吃。

再后来全城的老人，以及弱者、妇女、孩童都未能幸免于难。《旧唐书》有记载那时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人相互吞食。现代经过考证表明，守军与百姓总计约六万人死亡，在这期间，有部分人竟被当作了军粮。

张巡每天带着将士向长安方向跪拜，用忠君思想让大家觉得食人是为了正义。分食主帅的妾仆之肉，让士兵觉得所有人都在牺牲，增强了共同体意识，在极端环境下保持了战斗力。

当时的评价，就不一样了。唐肃宗追封张巡为邓国公，韩愈称其守一城而捍天下，将食人行为说成是弃小义而存大忠。

不过说真的，民间却难以接受，晚唐诗人皮日休隐晦地提及战血粘于秋草，并且如果说宋代传说睢阳战后数十年还有鬼哭之声，这也反映出百姓的抵触。

和同时期的将领相比，郭子仪在河北战场，坚持且不扰民，不过却因后勤不足，多次遭遇战败，最后依靠回纥骑兵助战，这说明仁慈在实战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颜真卿在常山保卫战中，拒绝食用百姓之粮，选择突围，兵败后虽断舌仍不屈服，他的全德与张巡的全功，构成了道德层面的两个极端。

超越时代的战争伦理之问

不只是于古代，而且在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保卫战里，苏军竟有食用平民尸体这般的记载。军事史学家讲，当生存变为唯一的法则之际，道德标准会朝着动物本能的方向衰退。

现今的《日内瓦公约》已规定了战时的人道主义准则，不过说真的，在极为极端的冲突状况下，类似的争议仍旧不断地涌现着。

史书对于张巡的记载，着实十分矛盾。《旧唐书》一方面记述他杀妾以飨军士，另一方面又夸赞他为刚烈的大丈夫，此乃史家对结果正义所做出的一种妥协之举。现今史学界已然不再仅仅一味地批判他，而是把他放置于安史之乱致使人口锐减3600万的宏大背景之下，去剖析局部的残酷与整体的仁慈之间的关联。

张巡的棺木，葬在睢阳城外，碑文由颜真卿书写，而且没提及那食人细节。其实这其中或许有着诸多难言之隐，毕竟当时的情境极为复杂。

这就是慈不掌兵的隐喻，带兵将领注定要背负道德负担。

太仁慈会输，导致更多人死亡；不仁慈又违背人性。

千年前的睢阳城头，张巡握的不只是剑柄，更是文明的希望。

真正的不仁慈，或许不是滥杀借口，而是对使命的残酷献祭，就像郭子仪说的，若能换天下太平，甘为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