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安裴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的结项成果，入选深圳市社科联组织编纂的《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10辑）与“2023深圳市优秀文艺作品宣传推广工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昆曲文化身份问题的理论专著。该书立足跨文化的理论视野，以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语境中昆曲文化身份回归为背景，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重新解读与定位昆曲的文化身份，探讨昆曲文化身份的跨学科、跨文体特征与表现形态，从古典韵文学、雅乐文化、曲唱美学、戏曲文学、表演体系、活态遗产等方面归纳阐释昆曲的多维美学内涵与文化特征，对学界旧有的昆曲观念进行剖析与反思，对昆曲在建构国家文化形象中的象征意义作了较为系统、严密的论证。提出对昆曲文化身份的界定需要一种“大文化意识”“跨文体意识”与“大美学意识”。认为昆曲最本质的文化身份，不只是一个狭义的“剧种”，而是凭藉雅文化的审美品质成为国家文化形象的象征与杰出代表。身份的多维性映射着昆曲内涵的“能指”与“所指”，是昆曲“意义的巨大空间”。此书旨在为昆曲正名，还昆曲以应有的文化身份与美学地位，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昆曲符号体系所隐喻、象征的国家文化形象的地位。
该书由著名戏剧学者、中国昆曲评弹研究院院长、《中国昆曲年鉴》主编，苏州大学教授、博导朱栋霖先生与著名文化学者、团结香港基金学术顾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原主席、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原主任、香港岭南大学通识教育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教授共同作序推荐。
序一（朱栋霖）
序二（郑培凯）
绪论
第一节 论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第二节 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 跨文化视域下重新发现昆曲文化身份
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身份研究
第二节 跨文化研究与昆曲文化身份的多维性
第三节 昆曲艺术在海外跨文化传播述略
第二章 跨文化视域下昆曲文化身份研究述评
第一节 历代学人著作对昆曲文化身份之研究述评
第二节 中国内地期刊论文中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概述
第三节 中国港台学人对昆曲文化身份之研究述略
第四节 近年来昆曲表演研究成果述略
第五节 近年国外学界昆曲研究情况简述
第三章“崇花贬雅”戏曲美学观与昆曲文化身份之误读
第一节 从“梨园共尚吴音”到“花雅之争”
第二节 焦循“崇花贬雅”戏曲美学观的内涵与意义
第三节 叶德均“昆曲残骸论”对昆曲文化身份认知之影响
第四节 文体进化论与昆曲文化身份的迷失
第四章 跨文化视域下昆曲文化身份的韵文学属性
第一节 礼乐制度与儒家美育
第二节 韵文学：诗、乐、礼之和谐相融
第三节 中国古典韵文学的嬗变历程
第四节 昆曲之南曲、北曲：古典韵文学晚期的高峰
第五章 跨文化视域下昆曲文化身份的雅乐正声属性
第一节 上古“雅乐”之式微与历代“俗乐”之勃兴
第二节 雅唱与俗唱：清唱昆山腔与剧唱昆山腔
第三节 魏良辅改革：中州韵成为昆腔音韵纲领
第四节 昆曲：中华雅言与雅乐正声
第六章 跨文化视域下昆曲文化身份的声乐圭臬属性
第一节 古典声乐理论的美学观点
第二节 古典声乐理论的发展脉络
第三节 昆曲度曲理论：中国声乐美学之根
第四节 昆曲：中国古典声乐的一座巍峨高峰
第七章 跨文化视域下昆曲文学脚本的高峰地位
第一节 昆曲：曲体文学与古典戏剧叙事学的完美融合
第二节 明传奇的兴盛与作为国剧的昆曲
第三节“南洪北孔”与清代传奇：昆曲文学之巅峰
第八章 跨文化视域下昆曲文化身份的表演艺术属性
第一节 中国戏曲表演的萌芽与发展
第二节 南戏表演体制对昆曲表演体系之影响
第三节 李渔“剧场美学”与昆曲表演体系之雏形
第四节《明心鉴》问世与昆曲表演美学体系的形成
第九章 跨文化视域下昆曲表演美学体系的示范意义
第一节 昆曲表演美学体系：融“表现”“体验”于一炉
第二节 符号学视域下的昆曲表演美学：立象尽意，形神兼备
第三节 昆曲艺术符号隐喻着中国戏曲表演美学的高峰
第十章 跨文化视域下中国昆曲的活态遗产身份
第一节 明清宫廷昆曲的大雅地位
第二节 遗产学的兴起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热
第三节 作为活态遗产的昆曲：昆曲的遗产学价值
第四节 新编昆剧的美学短板：对昆曲遗产价值的解构
第十一章 跨文化视域下中国昆曲的国家形象建构
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与昆曲文化身份的回归
第二节 昆曲的文化身份与国家形象建构
——摆脱“偏见”之后的文化镜像
结语：昆曲进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前瞻
参考文献
后 记
朱栋霖
2021年9月，第九届中国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深圳安裴智教授发表论文《昆曲的文化身份与国家形象建构——摆脱“偏见”之后的文化镜像》。
《中国昆曲艺术》
他从跨文化视角审视与论证中国昆曲的文化身份。他提出昆曲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美学情趣与美学品位的综合艺术，不能仅从“剧种”的狭义角度、单一身份来看待昆曲。昆曲是一种“国字头”的文化审美现象，是“国家形象”意义上的文化身份，是中国文化形象的象征与杰出代表。
昆曲中的南曲、北曲是中国古典韵文学晚期的一座高峰；昆曲演唱的文学脚本——明清传奇是中国戏曲文学的第二座、也是最后一座高峰；昆曲曲唱是中国民族声乐美学之根，昆曲度曲理论为中国民族声乐学制定了基本的美学规则，昆曲曲唱是中国古代声乐的一座高峰；昆曲的舞台表演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高峰，昆曲表演代表着中国戏曲表演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典范。
因而他提出，在世界文化艺术体系中，昆曲突出地具备了一种中国文化形象的意义。
我是那场研讨会的主持，仔细聆听了裴智教授的发言，当场高度评价他的学术见解。他关于昆曲的几点学术认知，我完全赞同。
我总结说，他的演讲把这场研讨提升到一个学术高度，而他的研究视野开阔思路清晰，超越了过去单一艺术角度的研究，从跨文化、跨学科的高度展示了昆曲的中国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我的发言提出，确认昆曲的文化身份以认可“中国文化形象”较之提“国家文化形象”更合适。
今年七月，裴智寄来他的论著《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33万字，希望我写个序言。昆曲研讨会的论文是这部论著的结论部分，我就有机会先睹为快，拜读他的全书，了解他的论证。
这下令我着实惊叹！裴智的结论所言不虚，他下了大功夫！
《中国昆曲年鉴2023》
我因为主持《中国昆曲年鉴》工作，其中设两个栏目“年度昆曲研究”“年度推荐论文”，对全国昆曲研究十多年来的情况一直比较关注。
十多年前，每年全国相关昆曲的文章百来篇，其中大多是一般性文章，不是学术论文。2013——2016年上升到400篇以上，2014年飙升到500多篇。近五、六年来，青年学者加入研究队伍，每年的昆曲研究论文、文章都保持在200篇以上。
就论题看，大多是就一部剧作、一个具体论题探究，文献考证、历史情况梳理较多，真正深入探讨昆曲艺术的较少。赞美昆曲文化身份、审美价值、戏曲史地位者，都是给与很多高端赞美语言，但大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点到为止，而真正从艺术史、文化史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学术探究的，一直在期望中。
裴智的专著立足“跨文化”的理论视野来探讨昆曲的多元文化身份，选题颇具创新性，前人未对此问题有系统的论证，特别是探讨昆曲在建构中国文化形象中的象征意义，有较为深入的论证。
全书共十一章，系统探讨了昆曲文化身份的跨学科、跨文体的特征与表现形态，总结昆曲文化身份的多维属性，较为完备。全书收集了绝大部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见。
一些观点可以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昆曲的文化地位，让人们更准确、深刻、全面地认识昆曲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这无疑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多方位研究昆曲文化身份的理论著作。裴智的理论储备丰厚，研究方法新颖，他既具有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论的扎实基础，又勤奋钻研，深入昆曲音乐学——曲学，及时跟踪美学与西方当代文化理论，这使他论述起来能够打通古今、融合中外，形成跨文化比较研究之特点。
邮票《昆曲·牡丹亭》
他重点从七个方面展开论述昆曲的文化身份：古典韵文学、雅乐正声、声乐圭臬、戏曲文学、表演艺术、活态遗产与国家文化形象建构。
这七个方面，他已不再停留于泛泛而谈。他不紧不慢，心定气闲地深入到历史支脉的内在，去探究其历史性嬗变。每一阶段的特色成就，历史支脉的内在嬗变，他都能解读得深透，提炼得到位。就我这样熟知文学史、戏曲史的学人眼光来看，科班出身的学术身份保证了他的文学史、艺术史历史梳理的学术严谨性。
但安裴智又能不囿于传统思路，他对于中国古典韵文学、中国戏曲文学史、古典曲唱声乐史、昆曲度曲理论与昆曲表演学某些议题的提炼亦不落俗套，不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思路。他展开较大的篇幅，深入论证了昆曲之于中国韵文学史、中国戏曲文学史、中国古典声乐史以及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史的高峰地位。
他抓住中国古典“礼乐文化”这一核心主题，从“美育代宗教”中华文化特点入手展开探究梳理。他从“大文化”与“大美学”的角度来定位昆曲，认为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雅文化”的最后绝响，是“正声雅乐”的最后典范。
因而，昆曲最本质的文化身份，不只是一个狭义的“剧种”，也不仅是一个表演学意义上的“戏曲”，而是中国文化形象的代表。中华文明5000年，昆曲作为近古“雅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明清时期最高层次的声乐艺术、戏曲文学与表演艺术的结合体。韵文学就是诗的境界、艺术的品位与美学的意境的完美结合。
昆曲薪传了中国韵文学独特的传统，可溯源到诗经三百篇、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昆曲在“诗乐一体”方面到达了极致，是中国古典“诗乐文化”的最后辉煌。安裴智的学术梳理论证，史料丰富，叙述有条不紊，论断严谨而有新意，这使他对昆曲高峰段位的评价能落到实处。
《昆曲音乐概论》
最令我赞叹的，是裴智对于昆曲曲唱与度曲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读研期间，曾从江苏省昆剧院继字辈艺术家朱继云老师拍曲一年。手持工尺谱，她唱什么，我们跟着唱。从《牡丹亭》【步步娇】【皂罗袍】【山桃红】【江儿水】到《玉簪记》【懒画眉】【朝元歌】，《长生殿》“迎像哭像”，感受到昆曲曲唱的无比奥妙。但其后没再深入下去，对曲律不甚了然。
近几年也有治音乐学的青年学者研究昆曲音乐与昆曲曲律曲谱的论文，都是研究单个论题。
裴智则不然，他在深圳组织曲社拍曲，他有多年唱曲的体验，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藉此得以深入昆曲曲律之堂奥。
他是文学出身，我从他的论著中发现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乐论著作以及明清两代关于昆曲声乐的古籍著作，因此得以深入昆曲音乐系统，有条不紊地梳理中国古典声乐理论的发展脉络，从燕南芝庵的《唱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魏良辅的《南词引正》，沈宠绥的《度曲须知》，直达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这部曾为程砚秋创程派唱腔而吸取精髓的昆曲曲律专著。
他终于读懂声乐古籍与典籍，理解昆曲宫调与曲牌理论，尤其是四声阴阳、昆曲腔格等曲律学知识。
他解读《乐府传声》的精髓要诀，专业化地提出曲唱口法体系化的十个要点，认为徐大椿的“口法论”完善了中国曲唱的理论体系，标志着昆曲声乐美学完成了理论化、体系化的整合，对后世中国声乐美学的影响不言而喻。他指出，昆曲作为声乐艺术的一大贡献，是它深化、突出、夸张了汉语在咬字出声行腔方面所能显现的审美感觉。
清咸丰九年刊本《乐府传声》
徐大椿认为“喉、舌、齿、牙、唇”此五音为“审字之法”，“最深为喉音，稍出为舌音，再出在两旁牝齿间为齿音，再出在前牝齿间为牙音，再出在唇上为唇音。虽分五层，其实万殊。喉音之浅深不一，舌音之浅深亦不一，余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声皆易辨，而交界之间甚难辨。然其界限，又复井然，一口之中，并无疆畔，而丝毫不可乱。”
近代曲家吴梅总结为：“每字之声，必有一定之格。”（《顾曲麈谈·度曲》）所以，昆曲度曲是以字声定腔格，为现代声乐学奠定理论基础。
我们都曾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发现历代曲论不只是讨论戏剧的论著，而是深研曲唱——声乐演唱的音律与理论。
安裴智指出，“将中国古代的声乐理论和声乐美学文章当作了戏曲理论作品，这是很不科学的。要严格区分‘声乐’与‘戏曲声乐’的不同内涵，从汉民族声乐曲唱的视角去重新界定明清时期的昆曲理论”。
安裴智提出，昆曲度曲美学理论体系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美学体系的最初根基，昆曲的度曲理论已经超越了“剧种”“声腔”本身，而成为中国古代尤其是元明清声乐的一种标准、规范与美学高度。昆曲作为“声乐”的价值高于单一的“剧种”价值。昆曲的音乐价值体现于，它代表中国古代曲唱艺术的最高水平。
可以看出，安裴智的论述很有个性，决不雷同于教科书对昆曲的既有命名，而是有着剑出偏锋的独到理解。
昆曲音乐与古琴音乐，双峰相峙，是中国古典音乐的至高典范，是中国古典音乐审美的最高境界，代表着中华古典音乐美的极致。
综观全书，裴智教授突出强调用“整体诗学观”来统领昆曲文化身份研究，主张在跨文化视野下从多种理论资源和多维文化背景的角度阐释、解析昆曲的文化身份。
昆曲《长生殿》剧照
他认为，跨文化研究就是要打破那种将昆曲简单、刻板地视作一种戏曲“剧种”的狭隘的单向思维，从多学科、多门类、跨文体来观察与研究昆曲的多维文化身份，也就是要坚持一种“整体诗学观”。
此书关于从“中国文化形象”的高度来命名昆曲的文化身份的提法，关于以“跨文体意识”“大文化意识”和“大美学意识”的观念定位昆曲文化身份的方法，观点鲜明，立论大胆，对当前昆曲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促进作用。
裴智提出的其他观点也都独具只眼，如：“昆曲在所有的中国时空艺术（舞台表演与歌唱艺术）中具有最高美学品位。昆曲的演出剧本传奇是‘曲’的戏剧化文本，由南、北曲词与宾白动作构成的戏剧文本是曲体文学与古代戏剧叙事学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更高级的曲体形式；狭义的昆曲是一种清唱音乐，是声腔与曲词的结合，而广义的昆曲属于‘以曲为本’的曲体文学与古代戏剧叙事学、戏剧表演学的结合。要多维、深刻、全面地认识昆曲艺术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从总体看，该书结构规范，表述周延，尤其是激情洋溢，处处透露出作者对昆曲艺术的痴迷热爱和对昆曲生存现状的担忧，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为裴智教授的学术贡献而赞赏，也期待更多中青年学者的介入而令昆曲研究跃上新台阶。
2022年7月25日
读万卷堂
（朱栋霖，苏州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昆曲评弹研究院院长、《中国昆曲年鉴》主编。）
《苏州艺术通史》
郑培凯
戏曲作为中国舞台表演艺术，自从宋金时代以来，就以相当成熟的姿态糅合了文学写作、音乐、舞蹈，以及程式化的特殊表演方式，呈现丰富的社会百态，以生动的情节展示人们所遭遇的悲欢离合，成为雅俗共赏的娱乐形式。
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从北方杂剧到南方戏文，再由各地声腔的发展而出现弋阳戏、海盐戏、昆曲以及各种板腔体的地方戏曲，繁衍兴盛，反映了农耕社会舞台演艺的自然发展。
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因为文人雅士参与剧本写作，配合上层精英所追求的阳春白雪审美境界，出现了昆曲文化的兴盛。情节与人物除了雅俗共赏之外，在展现舞台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情愫方面，突出了细腻优雅的诗化抒情，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刻与缠绵，是世界演剧史上少有的艺术创新，令人击节赞叹。
到了清末民初，因为国势衰颓，不断遭到列强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促使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尤其在甲午战败之后，维新精英立志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以挽救危亡。
《插图本昆曲史事编年》
革新派则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怀疑与鄙夷，甚至把科技与制度的落后怪罪到文化传统，认为儒释道以及一切传统艺术都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传统戏曲腐蚀人心，必须铲除殆尽。为了富国强兵，为了救亡图存，为了唤起民气，呼吁推翻清廷，抛弃自己的落后传统，模仿西方的先进文化，以达到立足世界的目标。
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西方成为主流，同时开始了反传统运动，希望打倒一切文化传统，抛弃历史所带来的包袱，而戏曲也就难逃池鱼之殃。
鉴于昆曲在近代以来遭到文化激进主义者的歧视与批评，曾一度落入低谷，以及昆曲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风雨飘摇与文化身份的失落，裴智君此书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昆曲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昆曲的文化地位、艺术性及其相关的文化意义，进行一系列的正名与平反工作。
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戏曲的衰微与中国人在近代化过程中进行过激的全面反传统有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健将们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对传统戏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以昆曲为代表的“旧戏”形式落后，内容多宣传旧道德、旧思想，是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因此，要以革新的、文学进化的观念进行清除。这样，几乎毁灭了传统文娱与表演艺术，造成了文化意识断裂的后果。
所以，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学界开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新的诠释，愈发成为一种珍贵声音。这种清醒理性的新认识开始出现，本身是很重要的文化反思，显示了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文化自觉，不再以文化传统的自我阉割来证明思想先进。
戏曲在二十世纪遭遇的危机，反映了非常深远的问题，是个真正的中国文化危机，显示了中国人在西风东渐之时，为了列身进步国家之林，不惜抛弃自身文化传统，并且不分青红皂白，视之为落后的文化糟粕，诅咒自身优秀的戏曲传承，对昆曲艺术嗤之以鼻。
《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看到，戏曲的危机从五四运动以来就很严重。因为提倡现代化的文化界、教育界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多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他们从心底就想扫除传统戏曲，而代之以便于传递新知的西方新式话剧。
然而，这些现代精英并不能清楚看到后果，无法认清铲除戏曲只是自我内心焦虑的发泄，并未认识其中蕴藏严重的文化危机，是一种文化自残的表现。“五四”的新知识阶层一心只想发展新文化，移植西方先进文化，所以把代表旧文化的戏曲视为“旧戏”，视为阻碍先进文化的垃圾。
说起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怪现象，消解中国戏曲传承，也算是理解近代文化变迁的重要指标。1950年代以后，文化主管部门从提倡民族文化的角度，扶持传统戏曲。传统戏曲迎来新的春天。戏曲改革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出现的偏激与失误也不少。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扶持戏曲的过程却没有触及最关键的继承与保护问题，即是必须先认识戏曲传承的本体性，传统审美精神与“四功五法”是不可取代的基础。可以改善创新，不该削足适履去“改革”。从扶持戏曲到戏曲改革，早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倡普罗大众文化。
改造戏曲，要按照当时的统一口径来改编传统戏，甚至颠覆戏曲生态的基本结构与精神，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来取代传统的“四功五法”。这依然是以“西化”的戏剧观念来统帅中国本土的戏曲发展，依然是“五四”反传统精神在作祟，只是把易卜生换成了斯坦尼，鄙视戏曲传承如故，甚至变本加厉。
关键是不从“四功五法”出发来改造，而是强加了外国的戏剧理论，硬要取代近千年自然发展的戏曲传统，当然格格不入。这也是梅兰芳在1950年遭遇的“移步不换形”的困境，最后只好屈从文化领导自己也搞不清的斯坦尼体系。
《昆曲艺术概论》
我们讲戏曲表演要依从“四功五法”，不只是套用戏曲内行的行话，是演员传承戏曲艺术的特殊呈现方法。
其实，从历史文化及文化场域的发展角度来看，不是这么简单。戏曲表演借着“四功五法”及其特殊的指涉方式，传递了思想感情，是一种文化的密码。在中国戏曲的展演中，通过唱念做打的过程，强调“手眼身步法”的基本指涉，追求舞台表演的审美境界，让整个戏剧情境向观众传递了文化信息，使观众了然于心，得以体会表演艺术的精粹。
戏曲表演在文化场域扮演的重要意义是，台上跟台下气场的交流，表演者与同一文化群体的感情可以沟通，喜怒哀乐之情得以传递，而且大体上能够超越阶级、年龄与性别，老少咸宜。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观剧是一种情感参与，不只是被动的受众，而是成为戏曲演出的主动接受方。
观众要开动自己的艺术思维，在相互理解艺术传承的环境中，有一种文化理解与感情追求，才能体会戏曲表演艺术的感染力。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说明观众集体参与可以造就文化气场。比如看世界杯足球赛，大家都有十足的感情投入，球员的一举一动都勾起观众的情绪；看戏曲表演也如此。
可是，体育赛事与戏曲表演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体育赛事的目标很明确，它以胜负为准，没有容纳自我反思的情感空间，也不能提高文化思维的创意。戏曲演出不同，在呈现剧情与展现人物性格之时，反映人世间各种各样的情态，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这种观赏戏曲的思想感情参与，要求观众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产生共鸣或质疑，就可以提高自己反思的能力。他们必须要思考，对戏曲呈现的人生处境产生感情的响应；即使不是清晰的理性思考，也必须有下意识的感情回响。
亚里斯多德指出，希腊悲剧可以洗涤心灵，让人的心灵净化，有其道德功能。我要特别指出，中国的戏曲也有同样的功能，而且可以更进一步，能发展人类心灵的能动性。
《诗学》
因为戏曲强调写意，以高度空灵艺术化的手法（所谓“程式化”）在虚拟的空间与时间之中，让想像跳跃飞翔，以铺展剧情，并且使用曼妙的歌舞身段来展示人生百态。这就比写实的话剧要求观众更多的情感与思维投入，开启观众的脑筋，活跃他们的思想。戏曲能够挥洒更大的创意空间，使观众参与反思的客观环境更灵动，也更有机会触动灵思，开放创意想象。
特别是看昆曲，不管是看《牡丹亭》《玉簪记》，还是看《琵琶记》《长生殿》，这种得到触动并且开发想象的例子非常多。因此可知，心灵可以从看戏得到绽放，触发创意的心弦，戏曲比话剧更为委婉而深刻，又比歌剧与芭蕾要繁富而缤纷。我觉得写实性太强的话剧，戏剧感染的方向太单一，不及戏曲的多元触动。
所以，我们在重新提倡中国戏曲文化的时候，不但要让国际戏剧界有所理解而认同，我们自己先要理解与认同它的特性与创意内涵。我们讲戏曲求存，同样要有一个理论的基础。我们搞艺术教育，在教学岗位上的人，更要多努力，因为虽然我们是戏曲表演行外的人，可是认识到整个行内人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就必须多加提倡。
一个文化要发展，当然注意许多细节跟变化。在戏曲艺术方面，包括舞台美术、演员表演，都有值得关注的细微变化。可是，最重要的大方向，还是要认同文化的意义，与我们长期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关。
我们所有的人，不只是演戏的人、看戏的人，连不看戏的人都要有个认识，戏曲与我们的民族文化及其艺术精神密切相关。作为一个中国人，有理解与认同戏曲艺术的必要。现在的中国人都知道，博物馆里面放着一个商朝的鼎，是国宝。
《清明上河图》来展出，大家蜂涌而至，都知道这是国宝。没有人会说《清明上河图》是“旧画”，一千年的老东西，是垃圾，把它丢掉吧，因为西方油画更高级、更进步。以后只看西方的绘画就好，就更有身份，毕加索的艺术比较进步、比较好，就不要《清明上河图》了。不会有人讲这种浑话。
《清明上河图》
为什么我们对戏曲的态度与认识，就不一样呢？所以，我们的社会认识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文化认识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艺术认识是有问题的，我们对传统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必须要厘清。这是我们从事教育、从事文化的人，我们这些戏曲行外人士要努力做的事情。希望我们下一代，比我们这代要好一点。
裴智君此书从不同的范域，对昆曲的文化身份做了详细的分疏，从历史发展，从礼乐制度，从韵文学文体，从声乐理论，从昆曲唱腔，从表演体系，从花雅之争，从剧本创作，从审美境界，从遗产学价值，从中国文化形象建构，洋洋洒洒，仔细呈现了昆曲的文化身份远超于一般认知的“旧戏”，而认识与理解昆曲的身份，对于中国人在新世纪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在2006年出版的《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一书中，开章明义就指出，记录与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载体有三类：文字典籍、考古文物、口传心授。
《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
几千年来我们最熟悉的是文字载体，以之表达思想感情，记载一切人事物事，及其言语与思维，发展思辨能力，进而表现为学术研究的主体媒介。十九世纪以来，考古文物的发掘与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文明发展过程中，文字记载有其疏漏与偏差，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认识。
非文字物事的遗存，通过缜密审慎的分析研究，不但填补了文献的疏漏，增强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感性认识，还让我们重新审视文化的复杂性，思考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同质与差异的意义。
物质文明的扩散、交流、相互影响，由于欠缺详细的文字记载，没有文献所涉及的思维限制与干预，发展的方式就有所不同，让我们看到文化发展的不同侧面。文化艺术的口传心授，也就是以昆曲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传承，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认知与研究领域，可以更加丰富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认识。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出十九项第一批世界口传与非物质文化传承杰作，列举的第一项就是昆曲，是特别值得国人深思并投入研究探讨的。裴智君孜孜矻矻，尽十多年的努力，撰作了这本《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是值得称赞的。
对昆曲这一综合艺术的深化研究，不仅让我们理解戏曲，了解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的特色及其重要性，也提供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与新思路。
本书在总结前人对昆曲的旧有看法的基础上，从“跨文化视野”与“大美学眼光”进行新的突破，对昆曲的文化身份进行了立体多维的美学透析与深度开掘，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新观点。
作者以“跨文化视域下重新发现昆曲文化身份”作为研究核心，提供翔实的资料考证与具体的舞台表演例证，以扎实明晰的理性论述，阐释昆曲身份的文化精髓，梳理昆曲艺术的多维美学内涵，充满了创意。同时，就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来看，也就不限于戏曲研究，而有更重大的文化与学术意义。
2022年12月5日于香港
（郑培凯，团结香港基金学术顾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原主席，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原主任、教授，香港岭南大学通识教育咨询委员会主席，浙江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
《昆曲传承与文化创新》
昆曲的文化身份与国家形象建构
自从昆曲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尤其是伴随着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在全球巡演500场，在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新时代，昆曲近二十年来渐渐从被冷落、被忽视的边缘状态进入世人的视野，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掀开一个历史新局面。国内昆剧院团跨出国门，在海外演出、传播昆曲，昆曲渐渐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但是，长期以来，昆曲一直处于一种被误读的状态，在当前昆曲受到市场与曲苑双重追捧的表面热闹的情况下，其“文化身份”实际仍很模糊。昆曲本身的名分问题始终得不到国内文化同仁的共识。昆曲在重新建构文化身份的过程中，跨文化传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1年后，昆曲真正进入世界的视野。有两个重大的跨文化传播事件促成了昆曲浮出水面，促成了昆曲文化身份的回归。一是2001年昆曲获评世界级“非遗”代表作；二是2004年开始，青春版《牡丹亭》全球巡演500场，被称作是自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昆曲以来最大的跨文化传播昆曲的文化事件，又一次实现了昆曲的跨国界、跨文化传播。
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海报
这两个跨文化传播的成功范例促使我们重新对昆曲的文化身份、文化地位、文化内涵、美学体系进行全新的阐释、理解与界定。
同时，与“昆曲热”相对应，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昆曲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更多集中于对昆曲的文学、音乐、表演、历史、传播等传统学科的研究。相对而言，对昆曲的文化身份、文化名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一些零散论文，缺乏大部头力作。
学界对昆曲文化身份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新鲜话题。昆曲的文化身份不仅是“精英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而且也在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遭到长期的误解与误读。如日常生活中，将昆曲简单地视作一种“剧种”“声腔”或“戏曲”，更有人说昆曲是苏州地方戏；有人干脆认为昆曲就不是戏。
所有这些，都没有把昆曲的美学地位、美学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文化身份”真正认识清楚。因此，需要对昆曲的文化身份进行系统的学理研究。
《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立足跨文化的理论视野，从分析昆曲长期被误读的原因入手，探讨了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语境中昆曲文化身份回归的过程与策略；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重新解读与定位昆曲的文化身份，对昆曲的文化身份进行跨文化视角的新的解剖与阐述，探讨昆曲文化身份的跨学科、跨文体特征与表现形态，从古典韵文学、雅乐文化、曲唱美学、戏曲文学、表演体系、活态遗产等方面系统阐释昆曲的多维美学内涵与文化特征，对昆曲在建构国家文化形象中的象征意义作了较为系统、严密的美学论证与文化学论证。
全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见，对我们重新审视昆曲的文化地位，更深刻、全面地认识昆曲作为世界“非遗”的价值，以及对当前昆曲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
本书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跨文化传播促成了昆曲文化身份的回归，又使昆曲获得了“国家文化形象”的广泛认知，赢得了国际权威机构与世界同行专家的身份认同。
昆曲《十五贯》剧照
昆曲文化身份的回归与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几乎是同时完成的。这种回归，首先体现为国家层面、政府最高机构的正面肯定与政策扶持，其次是国际社会专家同行的高度认可。针对“国家形象”意义上的世界级经典文化艺术的扶持，是实行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从此，在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语境下，借助于“国家意志”的支持，昆曲以“国家品牌”、国家文化形象以及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经典、全人类文化遗产的身份，进入21世纪世人的视线，进入城市白领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中心地带，进入国家文化发展的宏伟战略。
这是昆曲艺术在21世纪最令人欣喜的回归，标志着一个“昆曲新时代”的降临，也表征着传统昆曲在历经一个世纪的坎坷曲折之后，在重返自身的历程中终于迎来凤凰涅槃的崭新艺术生命。
第二，在世界文化艺术体系中，昆曲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美学情趣与美学品位的综合艺术，突出地具备了一种“国家形象”的意义。
在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昆曲从长期受歧视、被隐没、身份失落的边缘化状态向自我文化身份回归的过程，即是一种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过程。
昆曲就这样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美学认同、文化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昆曲从此带上了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在国际文化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得突出与重要。
因此，不能仅从“剧种”“声腔”的狭义角度、单一身份来看待昆曲，而应上升到“国家文化形象”的高度来定位昆曲的身份。昆曲是一种“国字头”的文化审美现象、文化艺术现象。
昆曲是国家意义上的文化身份，是国家文化形象的代表与象征，代表着中国最高层次的“雅文化”，是中国最高层次的声乐艺术、戏曲文学与表演艺术的结合体。
第三，在跨文化传播的今天，关于昆曲文化身份的定位、塑造与建构，需要一种珍贵的“跨文体意识”，需要一种“大文化意识”“大美学意识”，而不能以过去那种狭隘的“剧种”“声腔”观念来定位昆曲，也不能把昆曲仅仅视作一种“戏曲”，更不能说昆曲不是“戏”。
《中国昆剧大辞典》
昆曲的文化身份，如果从微观的文体属性看，它首先是一种国乐、国剧与国艺。延伸开来，从“四峰”的视角定位文体意义上的昆曲：
昆曲中的南曲、北曲是中国古典韵文学晚期的一座高峰；昆曲的文学脚本——明清传奇是中国戏曲文学的第二座、也是最后一座高峰；昆曲是中国民族声乐美学之根，昆曲度曲理论为中国民族声乐学制定了基本的美学规则，昆曲是中国古代声乐的一座高峰；昆曲的舞台表演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高峰，昆曲代表着中国戏曲表演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典范，昆曲表演美学体系就是中国戏曲演剧体系的集大成代表，对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国348种戏曲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与导向作用。
从宏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史、美学史的视角来看昆曲，从“大文化”与“大美学”的角度来定位昆曲，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雅文化”的集中代表，是“正声雅乐”最后的典范。这种“雅文化”代表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
因而，昆曲最本质的文化身份，既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一个狭义的“剧种”，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表演学意义上的“戏曲”，而是国家文化形象的象征与杰出代表。
第四，昆曲在所有的中国时空艺术（舞台表演与歌唱艺术）中具有最高美学品位。
昆曲的演出剧本传奇是“曲”的戏剧化文本，由南、北曲词与宾白动作构成的戏剧文本是曲体文学与古代戏剧叙事学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更高级的曲体形式；狭义的昆曲是一种清唱音乐，是声腔与曲词的结合，而广义的昆曲属于“以曲为本”的曲体文学与古代戏剧叙事学、戏剧表演学的结合。
中国歌唱艺术从唱诗、唱词、唱曲到唱戏，是一条发展线索。由诗唱、词唱、曲唱到戏唱，形成“文士之曲”与“戏场之曲”的分野，也使昆曲产生了“清曲”与“剧曲”两种形式。“曲”与“戏”可以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也可以分开。
“曲”与“戏”的分化、分家，是昆曲独特的现象，是其它戏曲剧种所少有的。只有昆曲有严格意义的“曲”的形式，别的剧种都只是“戏”。故昆曲度曲不能称为唱戏，而欣赏皮黄、梆子也不能雅称“顾曲”。
仅把昆曲视为一种戏曲声腔与戏曲剧种是不周延、不全面的，但也不能极端地认为昆曲与“戏”无关。要多维、深刻、全面地认识昆曲艺术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第五，在百年来的曲学研究中，存在一个“张冠李戴”的问题，即将中国古代的声乐理论和声乐美学文章当作了戏曲理论作品，这是很不科学的。
要严格区分“声乐”与“戏曲声乐”的不同内涵，从汉民族声乐曲唱的视角去重新界定明清时期的昆曲理论，才是树立中国民族声乐美学体系的最根本的途径。昆曲对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声乐产生了重要影响。
昆曲度曲理论为中国民族声乐学（包括当代声乐学）奠定了美学理论基础，制定了基本的美学标准与美学原则。中国民族声乐的美学根系深深地厚植在昆曲的度曲理论体系中。
在这个意义上说，明清时期所形成的昆曲度曲美学理论体系，实际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美学体系的最初根基。中国348个剧种，只有昆曲的度曲理论最具备一种普泛性、代表性。昆曲度曲理论已超越昆曲、曲唱本身，而成为中国古代尤其是元明清声乐的一种标准、规范与美学高度。
昆曲的“声乐”价值高于狭义的“剧种”价值。昆曲的音乐价值体现于，它代表的是中国古代曲唱艺术的最高水平。
第六，由昆曲的声音、图像、脸谱、舞台演出所构成的符号系统（演剧体系），这一系统内的各种艺术符号与编码有着深刻的隐喻和象征意义，昆曲表演的“符号编码”隐喻指代着中国戏曲表演美学体系。
其隐喻意义是，昆曲（泛指昆剧）代表着中国戏曲表演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一座巍峨高峰。昆曲属于“以曲为本”的曲体文学与古代戏剧叙事学、戏剧表演学的结合，中国昆曲表演的美学精髓是“立象尽意”“形神兼备”。
中国戏曲的艺术原理、内在法则、演剧体系都受到昆曲表演美学的影响。只有昆曲才是最能代表中国戏曲表演美学特征、美学情趣与美学品位的演剧典范。昆曲之于中国戏曲，其意义即在于演剧体系之“范式”“范型”“典范”，即在于表演美学之“引领”“楷模”与“导向”。
第七、市场并不是衡量艺术的美学价值的唯一尺度。
历史上，昆曲曾经失去了市场，不能证明其美学价值低；京剧、梆子腔占有了市场，不能证明其美学价值就超过昆曲。“花雅之争”以昆曲的衰落、花部京剧的胜利而结束，只能证明儒学大厦的坍塌，昆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却并不能借此而认为花部乱弹的美学价值超过昆曲。
《昆剧演出史稿》
昆曲被“花部”戏曲取代，是社会形态更替与社会心理嬗变的结果，与其本身的美学价值无关。不能说，昆曲艺术被历史淘汰了，就是昆曲没有美学价值了，或是其美学价值减低了，不如新的戏曲样式了。
本书论证了昆曲文化身份多样性的可能，论证了昆曲“巨大的意义空间”，重点研究了不同历史语境下昆曲文化身份的“能指”与“所指”，通过“差异与区别”来建构昆曲的文化身份，对教科书上约定俗成的“昆曲”旧有身份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反思，拓展了昆曲文化身份研究的渠道，论证昆曲以国家文化形象及世界文化艺术经典的身份，进入21世纪国家文化发展的宏伟战略。
总体看，本书在选题、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三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意义。
首先是选题的创新。
身份研究在西方的文化研究领域兴起才几十年，还属于起步阶段与边缘地带。而对昆曲文化身份的研究更属于学界的薄弱环节，在国内也属于起步阶段，对昆曲历史、文本、格律、音韵、曲谱、表演、唱腔、演出、曲社、传播等研究较多，对昆曲文化身份进行系统的跨文化学研究的很少，尤其是探讨昆曲在建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中的象征意义，更不多见。
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从跨文化学、文化身份理论、符号学原理、建构主义理论、“整体诗学观”的视角，以跨文化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专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了昆曲文化身份被隐没、被曲解乃至回归的历程，尝试探索昆曲在跨文化视域下文化身份的多维性。
三是学术观点的创新。本书提出的一些关于昆曲文化身份的新表述、新观点，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史、戏剧史、音乐史对昆曲的旧有命名与论述，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如本书第一次提出“昆曲的度曲理论为中国声乐学制定了基本的美学原则”的观点，“中国本民族的声乐美学深深扎根于昆曲的度曲理论中”，这在声乐界是一个新的提法，具有原创性与开拓性，必将有助于从事声乐研究的学人重新看待昆曲在中国声乐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拙著出版后，希望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对昆曲约定俗成的旧有成见与偏见，起到一个为昆曲“正名”的作用，从而树立民族艺术理念，增强文化自信。从遗产学的角度看，本书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全面地认识昆曲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昆剧传字辈》
这部书稿终于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完成了修订工作。合上最后一页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离开电脑前，漫步美丽的校园，放眼望去，林阴道上，绿油油的芒果树葳蕤葱郁，结满了一个个黄澄澄的大芒果，累累压弯树枝。节气已是小暑了，深圳的酷热炎夏到了，丰收的季节也到了……
拙著《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是一部关于昆曲文化身份研究的理论专著，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的成果。
该课题于2016年3月4日立项，从课题申报、立项设计、查阅资料、列出提纲、展开论证、分章撰写、完成初稿、二稿修改、送审结项，到三稿修订、全书定稿、申请出版，前后历时六年。其中，2021年1月结项，评定等级为良好。
后来，本人又根据专家的审读意见，对拙著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大幅度修改，至2022年3月底完成第三次修订。6月中旬，在得知拙著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10 辑）之后，又进行了第四次篇幅内容的删减，至7月上旬修毕定稿。六年磨一剑，终算修成了正果。
本书是在传统文化升温的大形势下，昆曲通过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实现了其自身文化价值的回归，逐渐进入城市文化的前沿与当代学林的视野之后，基于“昆曲热”的城市文化新潮，我对昆曲文化身份展开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系统性学理研究，是我调入高校之后长期思考、钻研昆曲艺术的成果，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学术兴趣。
论题缘起已在“绪论”中交待清楚，不必赘述。昆曲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剧种”概念，也不仅是一种普通的表演学意义上的“戏曲”，她以其金字塔塔尖的高端审美品质建构了国人六百年以来“国字号”的审美文化现象，成为一个国家与民族最高雅艺术的象征。
昆曲以其内涵丰富的多重文化身份与深刻的美学价值构筑了代表华夏民族审美情趣与审美品位的国家文化形象，不仅在既往的中华文化史上占有着重要的文化地位，更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在实现辉煌“中国梦”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雅文化引领作用。
拙著中的核心篇章《昆曲的文化身份与国家形象建构——摆脱“偏见”之后的文化镜像》参加2021年9月23—26日文化部在苏州召开的第九届中国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昆曲年鉴2022》
我把论文的主要观点在会上与众学者交流后，得到会议主持人、著名戏剧学者、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昆曲评弹研究院院长、《中国昆曲年鉴》主编朱栋霖先生的高度评价。朱老师认为拙文不仅是此次研讨会很有学术水平的一篇论文，也是近年来昆曲研究界很有学术见地的重要收获。
承蒙朱老师点评发言，褒奖之语，愧不敢当，十分感谢朱教授的知己之论。朱老师学术建树丰硕，在戏剧戏曲研究畛域颇多创见，尤其在昆曲文化身份的认知方面，颇多认同。拙著付梓时，又承朱老师在炎夏中挥汗作序，在此谨致谢意。
拙著在构思与写作的过程中，得到许多前辈学者与师友的倾力指导与帮助。
首先要特别感谢著名昆曲专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新雷先生长期以来对我昆曲研究的鼎力支持与无私教诲。吴新雷老师年近九秩，仍保有一颗难得的童心。走到哪儿，爽朗的笑声就回响在哪儿。
余生命途多蹇，未能立雪吴门而从新雷先生游，殊为人生憾事！然内心敬仰吴先生如雪松一般高洁之人品学问，视先生为私淑恩师久也！十多年来，得以亲承謦欬，聆听吴师为人为学之道，如沐春风，澡雪精神，获益匪浅。这样一位学问博洽、和蔼可亲的仁厚长者的曲学教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新雷先生对我昆曲研究的帮助，大到宏观的研究方法，小到具体的曲学问题，他都诲人不倦，一一予以耐心指导。
吴先生继承了南京大学百年来由吴梅开创的曲学研究优良传统，提倡曲学理论研究与度曲、顾曲、制曲、谱曲、藏曲等艺术实践相结合。吴梅《顾曲麈谈》云“欲明曲理须先唱曲。”
新雷老师教导我，从事曲学研究，要避免隔靴搔痒，最好学会唱曲，懂曲腔音律，也要具备文艺理论功底，擅长文献学考证、分析方法，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并要多看戏，走进剧场，围绕文本，才可以从事立体的昆曲研究。因此，我这十多年，基本就是按照吴新雷先生指引的路子走过来的。
《我和昆曲有故事》，吴新雷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版
我自12年前创办深圳特区历史上第一个昆曲研习社——深圳市和雅昆曲协会之后，吴老师就一直鼓励我办好曲社，唱好昆曲，在深圳传播高雅昆曲艺术，鼓励我从事昆曲研究。因此，可以说，吴新雷先生是我迈入神圣昆曲殿堂的第一个精神导师。
尤其是在本书长达数年的写作过程中，为了请教一个曲学问题，或是搞清一个珍贵的曲海史料，我经常打电话给他，吴老师都不厌其烦地耐心一一解答。砥砺之语，犹在耳边，今日想来，感佩动人，心暖如初！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原主席、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原主任郑培凯教授在2022年冬季第一波新冠高峰中感染病毒之后，强忍身体的疼痛，带病为拙著搦翰作序，使我非常感动，也很不安。
认识郑培凯先生已有15年了。郑老师上世纪70年代在耶鲁大学师从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并立雪国学大家余英时门下，主治明清思想文化史，师承“从历史上寻找中国文化精神”之治学理念，培养了比较文化的视野，独具融通中西的美学眼光。
他长期醉情于东方艺术之精致、典雅，对昆曲、陶瓷、园林与茶文化独具青睐，以审美眼光覃研传统艺术，将之作为研究中华思想文化史的一个突破口，避免了凌空蹈虚的学究式抽象，赋予了中国思想文化以厚实的艺术基石与浓郁的情感色彩。
《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
22年前，昆曲申遗成功，郑培凯联袂美籍华裔作家白先勇、北京大学美学教授叶朗等人，为抢救与传承昆曲国宝，鞍前马后，奔走呼号。
长期以来，郑老师支持我在深圳创办曲社，多次给深圳市和雅昆曲协会的会员提供观赏昆曲的机会。我曾于13年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前夕，在“纪念汤显祖诞辰4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在婺源宾馆，就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等话题，对他进行过一次深度学术访谈。
郑老师谈吐儒雅幽默，学识渊博。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那份痴情。多年从事比较历史学研究的经历，使他能以开放的“西学”眼光而覃研国学，独出机杼，新见迭出。听他谈昆曲，只觉清风扑面，甘泉灌心。这次郑老师在感染新冠后带病为拙著作序，是对我从事昆曲研究的支持。因此，在该书出版之际，我要诚挚地感谢郑教授对我的鼓励。
拙著付梓之前，还要感谢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昆曲研究中心主任周秦先生长期以来对我在深圳创办曲社、从事昆曲研究的鼓励与支持。
周秦教授儒雅斯文，精诗词，工曲笛，擅吟唱，长文言，旧学功底颇丰，学、艺合一，诚乃曲苑时彦，学界翘楚。十多年来，周秦教授鼓励我加大对当下昆曲发展动态的反思，积极参加多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与中国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我得以观摩了大量昆曲经典折子戏与新创曲目，加深了对昆曲现状的感性认识，同时得到向海内外曲学专家学习的机会。在历次研讨会上与海内外专家交流对昆曲艺术的看法，对于提高我对昆曲文化身份的理性认知裨益极大。
《苏州昆曲》
十多年来，周秦教授鼓励我从事昆曲文化身份研究，正本清源，廓清迷雾，返本归真，还昆曲以应有的文化身份与地位。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感谢昆曲艺术家、作曲家、上海市戏曲学校原常务副校长顾兆琳先生在我课题研究之前即从上海寄来《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南、北套四大卷，大大裨益、提高了我的宫调曲牌知识。更难忘，一次次电话里打扰，就曲牌联套细节知识的请教，顾老师一次次耐心而专业的解答，令后学感佩。
如今，再也听不见顾老师亲切的声音了。他走得太早，是中国昆曲界的重大损失！拙著出版之际，谨向顾兆琳先生致以最沉痛的悼念之情！
还要感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笛师迟凌云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曲学指导。迟老师是我的工尺谱老师，曾多次在深圳市和雅昆曲协会讲解昆曲工尺谱理论、字韵与四声、昆曲念白与古诗词读法、四声阴阳与昆曲腔格的关系等理论知识。在我自学、钻研《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译注》《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时给予极其耐心的专业指导，对提高我的宫调与曲牌联套知识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帮助，他们是：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王廷信先生，上海体育大学教授、博导路云亭先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王宁先生，上海大学教授、博导张婷婷女士等，在此谨致谢意。苏州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朱玲女士翻译了书名，也谨致谢意。
特别感谢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提供了如此高端的一个学术平台，使拙著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10辑），能为深圳特色的学术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学术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精髓和高端，引领着一座城市的价值观念、审美水准与文化走向。
《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
“深圳学派”由深圳文化学者、深圳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王京生先生1996年提出，是深圳学人共同打造的具有深圳特色与深圳风格的高水平、有影响的学术派别。“深圳学派”的建设，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学术追求和文化理想。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是深圳的学术名片，是深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果之集中展示。自深圳学界擎起“深圳学派”的旗帜之后，经过25年发展，深圳学术已经呈现出葳蕤繁荣之景象，相继出版了10辑有代表性的人文社科类学术著作，是深圳学人在学术文化建设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形成了开放、包容、理性、创新的学术文化特点，为深圳建设文化强市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书中部分章节已经先后刊发于《深圳大学学报》《南方论丛》《名作欣赏》《南方文坛》《戏曲研究》《红楼梦学刊》《晋阳学刊》等刊物。感谢这些刊物惠赐版面，使阶段性成果得以先期示人。
最后，感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研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领导对我学术研究的大力支持！
由于笔者学识有限，这项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遗憾，希望得到读者师友的批评指正。
安裴智
2022年7月24日初稿于深圳香蜜湖
2023年1月29日修改于古城并州
作者近照
安裴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授、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1966年生于山西平遥。1991年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教育厅美育专家库专家、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深圳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评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曲学、红学，尤其侧重于昆曲文化与昆曲美学研究，兼事文艺评论。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深圳市重点题材创作扶持项目等多项课题。出版专著《跨文化视域下的昆曲文化身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入选《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10辑）与“2023深圳市优秀文艺作品宣传推广工程”；出版文学评论集《守望与突进》（海天出版社，2007）、《跨界审美与文化叩问》（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等共5 部。在《南方文坛》《戏曲研究》《红楼梦学刊》《中国电视》《中华戏曲》《山西大学学报》《深圳大学学报》等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C刊12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5篇。荣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银奖、铜奖，全国报纸副刊专栏年赛一等奖，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优秀理论论文三等奖、提名奖，教育部全国职业院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微课教学比赛三等奖，广东省高校美育优秀案例一等奖，山西省电视艺术论文一等奖，山西省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