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戴笠身边的“上校组长”，从中尉办事员干起直至国民党少将；他曾在汪伪政府担任要职，深得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信任；因此，一度担心自己官做得太大的他，向党组织请示任务是否继续时，组织回复：“大胆往上爬。”他就是隐藏在敌人上层核心部门长达15年的红色“窃听器”——李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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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屯。少年时代读了《水浒传》后，李亭芳便对以“及时雨”宋江为首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十分敬佩，不仅做事风格效仿宋江，就连名字也改成了“时雨”。
青春热血、意气风发的李时雨，本以为自己会成为像宋江一样的一代豪杰，却未料到一场震惊中外的惨案，会将自己推向革命的道路。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反帝爱国运动，正在读书的李时雨也跟随同学参与了示威游行，也正是这一次经历，让他看到了学生群体也有不可忽视的能量，也让他早早就接触到了社会中的新思想，更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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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李时雨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地下党员林枫的帮助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次年，他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后改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除了日常的学习任务之外，他一有时间就会参加党组织的各类活动；1931年12月，经过组织考察，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从此李时雨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组织、参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33年4月23日，在中共秘密组织通过安葬李大钊烈士、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志士的群众活动中，李时雨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为李大钊出殡时，假称李氏族中晚辈参与了护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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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经同窗好友、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张学孟介绍，并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李时雨成功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任第四处中尉办事员，开启了他为党秘密工作的传奇潜伏生涯。
在西安“剿总”，李时雨的主要任务是：掌握东北军的基本情况；做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借机向他们宣传统一战线、全民抗战、打回老家等思想，必要时还可以根据条件策动他们加入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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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所部东北军被蒋介石以种种手段改编和瓦解，李时雨因此被“裁员”，在党组织的重新安排下前往天津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当时李时雨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虽然不是什么特别起眼的身份，但李时雨却很好的利用了这个身份掩护和职务便利，两次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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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由天津向外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虽然李时雨手上有日本特务机关批发的通行证，但租界唯一的出口“法国桥”由凶恶的日本军警把守，想要将严格禁运的电台设备安全送出去，并非易事。
就在李时雨苦思运送方案时，接到了妻子孙静云的电报，顿时有了主意。他来到伪高等法院院长家中，表示想借院长的菲尔特轿车“充充面子”、去车站接妻子，本就对李时雨十分看重的院长，很高兴地答应了他这个“爱慕虚荣”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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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时雨开着菲尔特轿车，打着院长的“大旗”顺利通过了“法国桥”，把两箱电台机件安全带到了法院办公室。几天后，何松亭又把一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送到了李时雨家，担心再借汽车引起他人怀疑的李时雨，大胆地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将三箱电台机件运至“法国桥”。
到了“法国桥”，日本军警不让三轮车通过，李时雨便一手提着箱子、一手举着通行证，昂首挺胸地向前走，日军见李时雨神情自若，提的东西看起来并不重，加上有正规的通行证，便没有多检查、放他过去了。最终，三箱电台机件顺利交付我党在河北的转运站，在后来的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联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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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他又利用自己书记官长的职权，营救了被关在天津鉴于看守所的共产党员冯骥。面对这个棘手的任务，李时雨精心设计了一套营救方案；首先，他利用书记官长有检查案卷之权，趁康姓书记官外出之际，调出冯骥的全部案卷，带回家中付之一炬。
几天后，李时雨点名要查看冯骥的卷宗，康姓书记官查看时才发现卷宗丢了，只能不安又焦急地向李时雨汇报；李时雨“善意”地提醒他“可能在日军前几次轰炸法院时被烧毁了？”康姓书记官害怕被上级责备，连连称是。
既然已经销毁了冯骥从事地下党的证据，接下来的计划就好实施了。李时雨利用自己在法院经营的人脉，说服几名检察官为冯骥翻案，又告诉主审官冯骥是自己朋友的亲戚，是被诬陷入狱的，经他多次暗中活动后，冯骥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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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公开投敌叛国的汪精卫之流，开始策划建立汪伪国民政府，李时雨经国民党元老朱晶华介绍打入汪伪政府。随后他参加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将详细的会议情况汇报给北方分局社会部，为党中央提供了汪精卫政权卖国投敌内幕和伪“六大”若干决定等第一手情报。
同年，汪伪中央的最高机密：汪精卫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也被李时雨参会时记录下来、传给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法制委员，直接在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手下工作，他为陈公博解决了不少难题，很快博得陈的信任与赏识，倚为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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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府对新四军进行“清剿”时，多亏李时雨及时将“清乡”计划送到新四军军部，陈毅元帅根据情报提前部署、抢先行动，从而使日伪军首批“清乡”计划惨败；对此当时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元帅称赞到：“李时雨的情报作用，相当于为我们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后来在汪伪政府接收上海租界后，李时雨为了更好的完成情报工作，当上了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身兼数职的他立马成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黑白两道很多趋炎附势的人，都来和他打交道，虽然这很有利他的情报工作，但毕竟彼时的上海鱼龙混杂，耳目众多，当被很多双眼睛关注着，反而更容易因为一些小细节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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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李时雨很忧虑，他在敌营里升官越快、官做得越大，身份越有可能泄露，万一被捕、被杀，将会给党组织带来沉重的打击。
当孙静云将丈夫的担忧汇报给党组织时，上级回复：“别担心，让时雨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得到指示的李时雨放下心来，更加小心地潜伏在敌营中。
他利用自己在汪伪政府内的地位，一边搜集绝密情报汇报给地下党，一边想办法替我军谋取实质性的“好处”；在汪伪政府走向末路的关键时刻，李时雨抓准时机，在武器调拨单上盖上司令部大印，直接从军火库中提取出20支德国手枪、100支美国卡宾枪、两种子弹各3万发，堂而皇之运出上海交给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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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李时雨不幸被军统特务逮捕，饱受酷刑折磨的他仍未承认自己地下党的身份，也不曾吐露党组织相关的任何信息，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1949年2月，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迫于财经困窘，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李时雨被取保释放；1949年4月，公开身份的李时雨终于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心情激动的他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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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上的战斗远比正面搏杀更残酷，可无论是官居高位，还是成了阶下囚，李时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对国家人民的挚爱，从未改变过。他用长达15年潜伏敌营的卧底生涯，为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功成身退后又继续为建设新中国付出了毕生心血。
李时雨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机智勇敢的谍战故事，令人肃然起敬，而他忠贞不渝、默默奉献的革命精神，值得后世子孙代代传承、代代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