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这人，说他聪明绝顶吧，那是真有两把刷子，要不然他也不可能从北洋新军崛起，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可惜，这人呢，聪明归聪明，就是有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意思。

1915年，袁世凯在北京的老宅里一拍桌子：“我要当皇帝！”

但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1天，因为他上台后始终也解决不了一个问题：清朝皇室被推翻了，但既得利益者，各地顽固的掌权官僚却未能被推翻！

这不仅是袁世凯的问题，也是后来民国遇到的问题！

这消息传出去后，大伙儿议论纷纷，有人说他疯了，也有人觉得是他心有不甘，毕竟那大总统虽好，但毕竟不是“万岁爷”。你说你大总统还不满足，还要折腾个“皇帝梦”，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果然，这个复辟搞得是鸡飞狗跳，最后也没成事。

可问题是，袁世凯折腾这一番，不光把自己的“复辟梦”搞砸了，还把整个民国的腐败问题彻底暴露出来。

30多年的民国历史，却有着其他王朝300多年的腐败积弊！

袁世凯搞复辟，其实不仅仅是为了过过皇帝瘾。他早年做北洋新军的统帅，手里有兵，心里有数，明白一个道理：权力得抓稳！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他一直牢牢掌控着军权，借着这个“护法”的名义，先是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一路清理异己。

1913年，他更是借着操纵国会的戏码，把自己“临时大总统”的帽子摘掉，戴上了正式“大总统”的皇冠。权力到手，他心里也安稳了不少，但你说一个“总统”就能满足他吗？显然不能。袁世凯这人，表面上看着严肃，实际上是个精于算计的人。

为了操控国会，他还专门让自己的心腹梁士诒组织了个“公民党”，那时候，要是想当议员，你得加入公民党，不然连饭都吃不上。议员们一看，光有忠心不行，还得有好处，袁世凯就大方了：每个议员入党补助200块大洋！

当时200大洋可是够一家人吃几个月的，怪不得议员们争着入党，议会里面的“票”也就这样被他彻底掌控。为了保证自己能合法当上正式大总统，袁世凯还买通了各路小党小派，甚至连他平时看不上眼的进步党也拉进来，组成个什么“第一流人才内阁”。

你说这“人才”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些见风使舵的政客，跟着袁世凯混碗饭吃而已。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权力越大，腐败就越严重。

袁世凯通过拉拢议员、操控国会，成功当上了大总统，但他忽视了一个大问题：体制。当时的体制是总统权力过大，几乎成了独裁。这一点，在他的“洪宪帝制”宣布时暴露无遗。1915年，他明知道大总统已经是最高权力，却还想复辟称帝，实在是权力欲望膨胀到了极致。

你看，袁世凯的这些手段，说到底是权力不受约束导致的。当总统有了绝对的权力，手底下的人就跟着明目张胆地贪腐。你再看民国时期的官场，“陋规”这种玩意儿，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

所谓“陋规”，其实就是各种不正当收入，地方官员收钱，中央官员也跟着分红，层层盘剥。自从袁世凯开始当总统，腐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北洋政府时期，各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没点“油水”？甚至连总统本人都不例外。

举个例子，徐世昌继任总统时，按照“老规矩”，财政部得给他送去150万元作为零用钱，其中100万归总统自己，剩下的50万则给财政总长。这笔钱是什么性质？表面上是“零用”，但实际上就是一笔合法的贪污款。

贪污的现象，不仅是徐世昌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官僚系统的普遍现象。袁世凯复辟搞得天翻地覆，连制度改革都没能管住贪腐，这才是真正的民国之殇。

再说民国时期的财政问题，其实早在清末就已经埋下了祸根。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财政入不敷出。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开始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税，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厘金”。这个税种本来是临时应急用的，但没想到竟然成为各地官员发财的工具。

税种名目繁多，朝廷一方面要钱，地方官员也在这个体系里分羹，结果厘金成了人人喊打的制度。问题是，这个制度一直到了民国，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袁世凯复辟期间，中央财政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亏空。

民国时期，全国上下的贸易几乎都被厘金拖垮了。货物流通本来应该是畅通无阻的，可是你走到一个地方，就得交一份税。到了另一个地方，继续交税。各省的税率也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值百抽一，有的地方直接抽二十。生意人本来想好好做买卖，结果被税收逼得寸步难行。

要是遇到个贪腐的地方官，那真是得出门带个算盘，计算一下今天得交多少税。袁世凯虽然明知道厘金问题严重，但他面对的是一个早已腐败透顶的财政体系，根本无力改变。

即便他想改革税制，引入西洋那一套，也得有地方配合，但实际上各地官员都忙着往自己腰包里装钱，谁还管什么税制改革？你说，这腐败到底怎么解决？厘金的顽疾到民国晚期才被废除，北洋政府时期根本拿它没办法。

袁世凯在位时，财税改革一直是个“烧钱”的事儿，改革阻力大，政策效果差，甚至还加剧了地方官员对中央的不满。

这就好比你家屋顶漏水，本来就得修补，结果你拿了块破布往上糊，结果水没堵住，漏得更严重了。中央要钱，地方也要钱，财政一塌糊涂，老百姓日子就更苦了。

其实袁世凯的失败，不只是他个人的野心和腐败，而是制度性问题。民国初年的体制本身就带有太多清朝的残余。你看，满清的“陋规”制度，一直传到民国，甚至发展得更为猖獗。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拼命敛财，给自己留条后路。

地方官员更是打着各种名义压榨百姓，钱呢？全进了自己的腰包。中央权力虽然集中了，但地方上对中央的依赖性越来越低。袁世凯想通过复辟把权力牢牢抓在手中，却忽略了体制的深层问题。

腐败已深入民国的根基，靠一个人根本无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