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中国各大军区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陷入动荡，中央军委接连收到来自沈阳、南京、兰州等军区的急电。北京军区的情况虽然相对较好，但也风雨欲来，军区司令员兼解放军副总长杨勇感到了忧虑，似乎自己的命运也难以幸免。

初至1970年上旬，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极左派分子带走，军区内部气氛紧张。随后的一天凌晨，杨勇正在京西宾馆休息，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极左派分子闯入了宾馆。为了保护杨勇，警卫员急忙将他带到地下室，然后从后门逃离，返回军区。但不久，极左派分子也来到了军区，将杨勇围困在小礼堂内。警卫员奋起阻拦，高声宣称：“谁敢伤害我们的司令员？不怕死的就上来！”然而，军区的另一位领导则传达了命令，要求将杨勇交出。杨勇明白了这一点，命令警卫员后退，他自己走了出来，当天便被隔离审查。

杨勇一开始被关押在军区大院的一栋小楼里，专案组定期更换看守人员。一些军官和战士不顾受处分的风险，前来探望他。一个军官说：“司令员，您的身体怎么样，一定要保重呀！”一名年轻的士兵甚至当着看守的面，给杨勇送来鸡蛋和挂面，再三安慰他：“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和军队都需要您！”这些举动深深感动了备受困境的杨勇。

然而，杨勇无法与家人见面，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不时写一张小纸条，索要必需的生活用品，由专案组转交给家人。这些纸条上只写一些基本的需求，如“被单一条，衬衣两件”，从不多言。不久，专案组为了切断杨勇与外界的联系，经常在深夜将他带走，用遮蔽得严实的车辆，绕着北京周边兜圈子，然后将他送到新的地点接受看管。

然而，尽管专案组不断绕圈子，杨勇只要一看到地平线的轮廓或地貌特征，就能准确地判断所在地点，包括哪支部队驻扎在附近。这让专案组非常吃惊和恼怒，他们询问杨勇是如何知道的。杨勇回答道，作为一名军人，他在担任职务期间对地形和地貌有着清晰的记忆，因此能够判断所在位置。专案组无法反驳这个理由。

尽管专案组一直找不到杨勇的“罪证”，但在1970年初，他们决定将他送往河北的一个农场接受“改造”。在农场的那段时间，杨勇与其他人一起劳动，尽职尽责。后来，一些战士得知这位“老杨”实际上是前北京军区司令员，便设法照顾他，以减轻他的体力劳动。1971年1月，接近春节时，杨勇在篮球场上与战士们打篮球时不慎摔伤右腿，骨折了。他被送往石家庄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然而，那家医院的条件相当差，杨勇不愿接受手术。他写了一封信给妻子林彬，化名“王长树”，请求她采取行动。

一位中年军人得知了杨勇的伤情后，小心翼翼地前来探望，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并告诉杨勇自己姓张，是X军后勤部的副部长。他回忆起红军时期，杨勇是红3军团的团政委，而他是团里的卫生员，两人虽未见过面，但相互听闻对方的名字。杨勇随后回忆起了那段往事。这位军人从大衣里取出两支中华烟，轻轻地放在杨勇的床头。林彬接到杨勇的信后非常担心，她前往找周恩来总理汇报情况，周恩来立即采取行动，派飞机将杨勇接回北京进行治疗。

杨勇很快被送到北京301医院接受手术，终于得以与家人团聚。他的住院消息迅速传开，许多老战友和部下前来探望。1972年4月，经过周总理的干预，杨勇回到了北京，恢复了工作，先后担任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几年后再次回到总参谋部，继续担任副总参谋长。

虽然杨勇的遭遇充满坎坷和曲折，但他坚守初心，最终走出了困境，继续为中国的国防事业作出贡献。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历经风雨后，坚定的信仰和坚韧的品质将帮助我们战胜逆境，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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